赵树理：现代乡土文学三大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之一

纪念赵树理诞辰100周年征文入围作品

　　在中国文学史上，乡土文学一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五四”以降，随着新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更是出现了高潮迭起的可喜局面。赵树理正是在这样的大潮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

　　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迄今为止的现代乡土文学已经出现过三次创作高潮。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初叶的二、三十年代，其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是鲁迅。第二次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四、五、六十年代，其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是赵树理。第三次出现在20世纪下叶的七、八十年代，其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是高晓声。

　　现代乡土文学的三次创作高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每一次创作高潮既传承了中国文学勇于探索的精神文脉，又紧随时代飞速前进的步伐，塑造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呈现独特的思想艺术特色。而且，这种既继承又创新、既坚持又发展的关系，总是集中地体现在每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身上及其作品之中。

　　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一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鲁迅面对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表示继承前贤求索精神的决心，他曾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两句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作为他的小说集《彷徨》的题辞。而他在乡土小说《故乡》末尾则有着自己对路的深切体会：“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先生仰慕自称“一生傲岸”的李白，欣赏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名言，他自己也写出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两句诗，并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毛泽东同志对鲁迅先生给予很高的评价，称颂他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作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赵树理继承了鲁迅所开创的直面人生、直面现实的优良传统，面对极“左”思潮，敢于讲真话，而不说违心话。早在1943年，由于彭德怀同志为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题词：“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作品还不多见。”才使这部划时代的作品得以面世；16年后，彭总因他的“万言书”敢讲真话而遭到批判。就在彭总从庐山受批判回到北京家中的第二天，即1959年8月20日，赵树理也写就并向中央领导寄上了他的与彭总类似的“万言书”。其后在中国作协“反右倾”运动中同样遭到不公正的批判。看来，这两份“万言书”不完全是巧合，而有其历史的必然。之后，赵树理并没有退缩，而是坚持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不动摇，顶风写下了《实干家潘永福》、《套不住的手》等名篇佳作。即使在文革中遭到惨酷迫害的日子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毫无怨悔，并“相信社会自有公论”。他说：“我是人民的儿子”，“党和人民总有一天会理解我的”。他还像鲁迅先生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那样，告诫他的儿子：“一辈子不应该忘记农村！”

　　值得一提的是，赵树理曾经直接受到过鲁迅的影响。早先，赵树理对文学大众化问题的认识有些模糊。他也有摹古的癖好，他也有欧化的倾向。但当他读了1930年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倡导：“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之后，便积极赞同和接受了鲁迅的主张，并在创作中进行大众化的尝试，自觉地克服了对欧化句法的偏爱，并努力运用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从现实中采撷来的生动语言进行小说创作。

　　1933年6月，鲁迅根据当时比较险恶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大众急需雪中送炭的现实，曾在给山西太原“榴花社”的一群进步文学青年的信中循循善诱地指出：“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拓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况，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

　　鲁迅除告诫进步文学青年要注意斗争策略之外，主要提出了如何大众化的问题。当时，赵树理虽不是太原“榴花社”的成员，但当他读了鲁迅的信之后，更加坚定了走文学大众化道路的决心。他坚决站在鲁迅一边，与各种奇谈怪论展开激烈的交锋。他在《欧化与大众语》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大众化的问题绝不仅仅是个语言和风格的问题，而是与作家的生活、感情和世界观、文艺观紧密相连的。所以，作家如果不深入大众的生活，不了解大众的感情，那就无论如何终究无法实现大众化的。“只要你能实地参加在大众的生活里，体验了大众的心情和体态，用大众的语言，是可以产生大众的作品的。”赵树理的论断深刻地揭示了文艺大众化的要害和本质。他把文艺大众化与文艺人民性融为一体来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所以就必然要触及到文艺的属性和作家的立场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这也为他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根底和理论基础。

　　高晓声是现代乡土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他一生坎坷，半世颠簸。自小就读着鲁迅，做着美丽的作家梦。长大后，则是在赵树理等乡土作家作品的直接影响下，开始创作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1957年，高晓声与陆文夫、方之等几位江苏的文学青年因为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而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高晓声还因起草那份被称为“反党宣言”的《探求者》“启事”而成为罪魁祸首，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被处理回原籍武进乡下劳动改造。5年后才摘掉帽子，在家乡一所中学任教。文革中，他这个“摘帽右派”又遭到审查。直到粉碎“四人帮”，《探求者》得到彻底平反，高晓声这位在文坛销声匿迹20多年的作家才重见天日，获得新生，又回到了文坛。高晓声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那郁积心头多年的情感就像冲出闸门的洪水一样喷涌出来。这便有了跻身新时期全国最早一批获奖小说的《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不仅作品陆续被介绍到国外，而且应邀到美国讲学。高晓声也因此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三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不少论家赞许他是继鲁迅、赵树理之后，又一位描写当代农民的行家里手。

　　综上所述，从鲁迅到赵树理，再到高晓声，这三位现代乡土文学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都是扎根乡土，心怀人民，经历过生活底层的磨练，深知劳动大众的疾苦。无论做人，还是作文，他们都发扬了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所具有的那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高尚品质和人格魅力。他们都用传世佳作证明自己与现代乡土文学的主人公——农民群众真正同呼吸，共命运。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与此同时，由于这三位现代乡土文学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所处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描写的对象是不同社会条件下的农民群众，他们所塑造的农民群众的形象是相互区别且不可替代的。鲁迅所处的时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中国工人阶级才登上历史舞台，力量还不够强大。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绵延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但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不彻底性势必导致它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并引起军阀割据、争权夺利的混乱局面。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劳苦大众不可能得到应有的启蒙教育，因此，鲁迅只能塑造出像阿Q、闰土、祥林嫂、华老栓等一大群不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形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则集中体现了鲁迅对他们的真诚态度。

　　赵树理所处的时代进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迅猛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接着又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渡的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从而赢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广大觉醒中的农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赵树理发表的乡土小说《小二黑结婚》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正是两个觉醒了的进步青年农民的形象。他们为了恋爱自由，勇敢地与旧风俗、旧习惯和恶势力进行抗争。这篇小说不仅成为赵树理的成名作，也成为现代乡土文学第二次创作高潮到来的代表作。后来赵树理还发表了《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变迁》等优秀乡土小说，新中国建立后，又发表了《登记》、《三里湾》、《灵泉洞》、《套不住的手》、《“锻炼锻炼”》等乡土小说。这些作品都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觉醒中的农民群众的形象。赵树理跟这些农民形象之间唇齿相依，血肉相连，真正做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成为他们忠实的代言人。

　　当然，赵树理的作品中也出现了像“二诸葛”、“三仙姑”、“小腿疼”、“翻得高”等不少中间人物或者叫做转变人物的形象。他们的身上往往有旧社会留下的烙印，存在着各种反映旧思想、旧观念的缺点。但是，他们首先都是那些觉醒了的农民形象的陪衬人物，而且，他们身上所存在的缺点，都是觉醒中的可以克服和正在克服的缺点。这是当时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赵树理并没有挖苦他们，嘲笑他们，而是通过善意的讽刺，耐心地指出他们的缺点并帮助他们改正。所以，这些人物形象都真实可信，同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

　　高晓声乡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针对中国的第一次革命，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那一次革命的成功，包括广大农民兄弟在内的亿万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被林彪、“四人帮”所利用，被造神运动所愚弄，广大人民群众其实还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随着我们党开拓的历史新时期的到来，经过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包括中国广大农民兄弟在内的亿万人民群众在这第二次革命中，从极“左”路线的禁锢和桎梏中解放了出来。高晓声也是在这个时候获得新生，重返文坛的。从1957年打成“右派”，到1978年彻底平反，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高晓声从一个作家，从一个知识分子被改造成了一个普通农民。他一直以农村一员的身份挣扎在生活的底层，张罗那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至今，不少人文知识分子仍自命不凡，常常唱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调，谈深入，论贴近，可对高晓声来讲，根本不存在什么“深入”与“浅出”的问题，也不存在什么“贴近”与“远离”的问题。他已全身心地与农民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了。高晓声在一篇创作谈中这样写道：“我的命运和他们一样，我们的脉搏在一起跳动，我是农民这根弦上的一个分子，每一触动都会响起同一音调。”“我不在上，不在下，不在旁，而是在其中；这也许是我写起来比较自由的原因。因为我并不单是在写他们，为他们说话，也是在写我自己，为自己说话。”“所以我说：‘我写他们，是写我心。’”

　　高晓声乡土小说中塑造的李顺大、陈奂生、周华英等农民形象，都跟他自己一样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农民群众形象。陈奂生这个地道的农民敢于往县委招待所弹簧太师椅上式的沙发上反复坐几坐。这正是在“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获得新生的亿万农民群众共同的感觉，而这与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到的农民在“中国的第一次革命”中，连“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做法，具有同工异曲之美，如出一辙之妙。高晓声与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形象之间的忧与乐既没有超“先”，也没有滞“后”，而是真正同时并举的“忧其所忧，乐其所乐”。

　　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到“爱其所爱，恨其所恨”，再到“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这种作家与其小说人物形象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正是从鲁迅到赵树理，再到高晓声这现代乡土文学三次创作高潮的杰出代表和领军人物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而赵树理所代表和领军的那一次现代乡土文学的创作高潮，在整个现代乡土文学的三次创作高潮中，无疑是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特殊作用。今天，我们深入地探讨和研究这种特殊作用，进一步增进我们对这位“人民作家”的理解，并更好地学习他的榜样，发扬他的精神。也许不失为是对赵树理100周年诞辰的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