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十九首专题（七）

　　我爱这土地　　 

　　艾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1917-2007）中国作家的精神还乡史（诗歌卷）》　　 

　　花城出版社2008年5月版　　

　　我们应当如何爱国？　　 

　　——重读《我爱这土地》　　　

　　何同彬　　 

　　今天的诗应该是民主精神的大胆的迈进。——艾青　　 

　　王国潜伏着巨大的奴役力量，人类历史中最强烈的诱惑莫过于王国。多年来，人一直行走在它的旗帜下，迷不知返。 ——别尔嘉耶夫　　 

　　艾青这首人们耳熟能详的代表作已经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诗歌，经由各种制度的、意识形态的途径无限“经典化”了，在各类教材和研究的传播和阐释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诵读中，“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诗句不知道激发了多少代人单纯而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在钓鱼岛事件愈演愈烈、香港国民教育问题引人注目的今天，“爱国主义”仍然是缠绕着中国的民族认同和现代化求索的关键话语，此时重读《我爱这土地》一诗，就不能再简单地冠之以“爱国主义”并给予一种狭义的肯定了，或者说，爱国再也不应该是简单和“愚蠢”的了。正如艾青在1930年代的《诗论》中所说的：“一首诗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还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更远的东西。”那什么是关于这首诗的“更深更远的东西”呢？同样在《诗论》里，艾青还如是说：“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诗的繁荣基础在民主政治的巩固上，民主政治的溃败就是诗的无望与溃败。”可惜这“更深更远的东西”艾青自己都没能真正领会，正如他宣称“对这土地爱得　　 

　　深沉”，却在未来的诗歌实践和人格实践方面显示出触目的“对这土地爱得简单”。　　 

　　《我爱这土地》创作于抗战期间的1938年，在这个混乱而残酷的大时代，“救亡图存”的时代共名超越一切，诗歌以及诗人也必须成为这一时代共名的责无旁贷的响应者，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宏大主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朱自清说：“抗战诗的总主题不外是忠于一朝、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对异族的同仇和预言最后的胜利”，事实上，《我爱这土地》就是这样一种鼓舞民众爱国情绪的“抗战诗”，只是它还没有像艾青后来诸如《反侵略——给日本的士兵》、《忏悔吧，周作人》、《这是我们的——给空军战士们》、《人皮》、《纵火》等诗作那么口号化、浅白化。《我爱这土地》也许正是“两个艾青”“互相不能谅解”（杜衡）的过渡阶段——从“耽美的艺术家”到“暴乱的革命者”。而抗战这样的时代，“民族”、“国家”更需要“暴乱的革命者”，或者穆旦评价艾青的时候所说的“新生的中国里”的“一员健壮的歌手”，“鼓舞你更欢快地朝着工作，朝着斗争，朝着光明”。因此，诸如徐志摩的“向瘦小里耗”，陈梦家的“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不做夸大的梦”等观念，以及现代派诗人“纯诗”、“贵族化的诗”、“华美而有法度”等诗歌实践，在那样的战争语境中就显得极其不合时宜了。战争美学必须是雄壮的、粗犷的、激烈的，胡风在评价艾青的《大堰河》诗集时，认为他是一个“吹芦笛的诗人”，在“魔火似地热烈，怒马似地奔放”方面还略有“失色”，那《我爱这土地》前后，诸如《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黎明》、《向太阳》、《复活的土地》、《他死在第二次》等诗篇之中，艾青在“热烈”和“奔放”方面就很突出了，或者说“吹芦笛的诗人”已经蜕变成为“吹号角的战士”了。尽管端木蕻良认为艾青当时的诗歌有一种超越旁人的“特权”，即一方面“获得了艺术”，另一方面“到达了战斗的目的”，但如果撇开一定的时代性来欣赏这些诗歌，包括《我爱这土地》，就会发现它们在艺术上的粗糙和简单，而留给我们的就剩下所谓的“一种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最伟大、最深沉的爱国主义感情”（《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但这首短诗真的能传达和容纳这样的情感吗？或者，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首诗歌饱含的那种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还只是简单地肯定，而不需要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省吗？抗日战争以一种特殊的偶然性急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代培育出的那些诸如国家、民族、党、人民、大众、革命、战争等或集体主义的或宏大性的话语，无不有着复杂而残酷的时代内涵和历史本相，因此，对于那些传达这些话语的文学作品，我们早已不应该因循原有的那种过于简单、过于“蒙昧”、过于情绪化的方式了。对于《我爱这土地》而言，爱国主义情感在那之后制造的也许并不是一种健康的、合理的民族国　　 

　　家认同，而是一个扭曲和压抑了个体自由和价值选择的蒙昧的集体性认同，其所　　　

　　造成的历史灾难是沉重而剧烈的，恶果绵延至今。也许，恰是浓郁的、热烈的、“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让我们至今仍未学会如何爱国。　　 

　　“土地”是这首诗一个关键性的意象，也是艾青诗歌创作的核心意象之一，如《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死地——为川灾而作》、《复活的土地》等1930年代诗歌，无不在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土地”所承受的历史灾难的悲愤，以及由此生发的战斗的意志、热烈的爱和希望。“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不过是一个战时的象征、一个集体性的隐喻，其背后是民族、祖国（国家）、人民、人类的宏大镜像。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说，指出的就是救亡图存的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义意愿，取代了民主、自由、科学的价值建构，也同时压抑甚至僭越了一切个人主义的价值索取。尤其是艾青这样的左翼文人或左翼知识分子，其对土地及其背后的民族、国家的理解，本身就受到革命观念的影响，他在1930年代后期的很多诗歌中都有着鲜明的“阶级论”色彩；因此到了延安时期，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他才会“轻易”地把对土地及其代表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转换为“牢不可破”的阶级认同、政党认同。此时，艾青作为一只嘶哑着喉咙歌唱的鸟，的确如他所说的，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当然这种死亡，对艾青来说是精神，对他后来“反戈一击”的王实味来说，则是肉体。当他在批判王实味“够不上人”（《现实不容许扭曲》）的时候，他是如何界定“人”的呢？他的心中是否只剩下那个代表土地、祖国、民族、人民的党，而已经放不下一个“人”了？他是否还记得自己在几年前是这样论诗和诗人的：“诗人当然也渴求着一种宪法：即国家能在保障人民的面包与幸福之外，能保障艺术不受摧残”；“宪法对于诗人比其他的人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保障了发言的权利，才能传达出人群的意欲与愿望；一切的进步才会可能”；“压制人民的言论，是一些暴力中最残酷的暴力”……“啊，大地/祖国的大地，/你的苦难，可有尽期？/在无声的夜里，/我听见你沉重的叹息。/你为什么这样衰弱，/为什么这样缺乏生机？/为什么你血泪成河？/为什么你常遭乱离？/难道说一个真实美好的黎明 /竟永远不能在你上面升起？”当几十年之后，林昭在监狱中写下如此悲愤的诗篇时，艾青所期待的“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已经被他所说的“最残酷的暴力”蹂躏为了泡影，而那只宣称嘶哑着喉咙歌唱的鸟也已被大时代的合唱湮没。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如果在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和林昭的《悲愤诗》之中做一个选择——何者爱得更“深沉”、何者更应该是“爱国主义”诗篇，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倘从影响和传播的角度作为一个爱国主义集体“病相”来看，《我爱这土地》无疑更值得我们去“重读”。对于曾经生活在和仍旧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而言，爱国或者国家远比我们的“抒情诗”中的表达要复杂得多，我们从不缺乏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缺乏得恰是与情感相对应的理 智、理性。别尔嘉耶夫在他的《人的奴役与自由》之中，对于国家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深刻的体察，不妨赘述如下：“人似乎无法抗拒强权的催眠术。其实，国家最终也是人自身状态的外化和客体化的投射。国家政权的巨大诱惑之所以不可战胜，是由于人的特定状态和人的生存的某种特性。准确地说，这是人的堕落状态。是人自身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创造本能投放在国家的建设中，人不仅企望受国家羽翼的庇护，还要担心不能为它竭尽忠诚。人的主要的恶和人受奴役的孽根也正在这里。当然，不可否认，国家在公众生活里具有一定的功能。尽管每个时代国家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国家都主要具有两重意象：可以解救人，也可以奴役人。”但如鲁迅所判断的，我们做“可哀”、“不幸”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做得时间太久也太麻木了，以至于常常忘了行使国家“解救人”的功能，而只是自觉不自觉得耽溺于“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　　 

　　我们应当如何爱国？这个问题也许可以和陈独秀在1919年发表的那篇《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对应起来看，对于一个现代公民而言，既有爱国的自由，也有不爱国的自由；既有先前爱国后来不爱国的自由，也有先前不爱国后来爱国的自由。关键是“国”或“土地”值不值得爱。就像陈独秀说的：“我们爱的是人民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假如艾青足够长寿，他也许可以和他那位后来蜚声海内外的“逆子”一起重读和反思这首《我爱这土地》，一起探讨“爱国主义”问题……　　 

　　（何同彬，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讲师，《扬子江》评论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