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现实关注和文学表现

　  ——乡村写作感言

　　 变革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中，可以称做“乡村体裁”的作品，无论从所占数额还是从所显示的分量来看，其实都很可观，至少並不逊于任何其它体裁。可盘点此类作家作品，又不难发觉，那些打动过我们、让我们留下记忆、可以进入“保留篇目”的，多体现为那种现代人对于宜人的田园牧歌、动人的土地精神热忱的回望和寻找，体现为那些和美、凄美、壮美、酷烈之美的乡村情韵以及那些不幸抑或雄强的乡村“历史生命”的反观和创造。这也许並不奇怪，艺术就是回忆这个不无道理的说法，原足以提供我们多重意义上的品味。

　　然而，如果文学不就是既往的历史，如果文学的作业区通常在此岸、彼岸的连接线上，我们就有理由期待作家从足够的高度关注表现为文学出发点和归属的现实，现实是文学眺望的立点，现实的关注和把握理应是文学自身的题义。变革以来乡村写作的实践表明，跟“历史激情”的张扬和“历史关系”的审察相比，文学关注乡村“现实”的自觉并把握乡村“现实”的能力还很欠缺。要求乡村写作都来径直面对脚下的现实不成道理，只是那种“自觉”和“能力”作为创作的依凭和底气，其不可或缺却不辩自明。尤其是，在“大作”、“力作”的期待中，这种欠缺会分明地突显出来。在我看，“大作”、“力作”云者，不管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去接近，都离不开对于其赖以生成的现实的重大思考和发见。

　　似乎可以说，文学对于乡村物质与精神层面的感应还滞后于现实，在乡村变迁已然为我们呈示的新质和包含的隐患上我们还有所迟钝。比如说，当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命题已成为相当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的乡村关注是否进入了宏观层面的自觉？当愈演愈烈的洪灾、频频发生的矿难、当乡村的贫困滞后、乡村蒙受的屈辱不公以及沙尘暴、民工潮、水污染、土地和资源流失等等，已经引发社会、经济学家关涉“城乡二元结构”、关涉社会分配原则、关涉“发展”两难选择一类现实的、关乎人类生存、人类命运前途的思考；原本敏感于苦难意识的文学，如果反而看不到那些“现象”和“事件”的普遍联系和深层系结，跟时代内情和人类困境相隔膜，大概就不能不于“大”、于“力”相去甚远。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可能意识到，文学的乡村关注並不就是关注乡村，文学的表现乡村现实並不等同于乡村现实的表现——如果乡村体裁和其它体裁一样，存在超越体裁本身的表现要求，就不能不借助那些反思的精神并穿透的眼光，去思考发见乡村现实跟社会与人类的重大系结。

　　从这层意思上说，相对于我们置身的现实，乡村体裁对于文学的表现更具走向深广的可能。现实中许多显在、潜在的新鲜讯息、重大问题，诸如社会与自然、文明与蒙昧、民族与世界、生存与发展、人道与人性等等题义，虽然不只关涉乡村，然而，却可以说正是首先地、深层地由乡村向我们突显和提醒过来。与此相关，乡村关注、乡村人的生存关注已经更加具备超越“族”而体现出“类”的性质。乡村的发展跟城市己经息息相关，乡村的隐忧已经跟城市的隐忧形影相随，我们痛切于乡村问题时，以往那种居高临下的乡愁已经显见得过于超脱而隔膜；城市人和乡村人已越来越无法规避那些共同的担当，城乡二元结构、乡村与城市的那堵“隔离墙”已越来越成为我们共同的束缚，城市和乡村“两个文明”的建设，在人类的生存、发展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相互制约的共同体。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乡村写作的意义。乡村体裁的倡导不复仅仅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要求，不单纯是要求关注一个被怠慢的社群、激发“服务”、“反哺”一类文学良知；它其实启示了、贴合了文学面对时代和人类重大问题的要求。它同样也是文学自身要求的意味己经愈加彰显——它愈益被赋予了一种可能，赋予了指向文学对象的“总体”和“重大”的可能。设若我们冀望于大作、力作，大概不能不介意那些属于一个时代的普遍和重大。

　　这样说自然想到了“问题小说”一类的提法——想到我们提到它时常会带上不同程度的贬抑和鄙薄。应当说，建国以来“乡村体裁”的创作，多有驱使文学进入即时性问题乃至伪问题的情况，这理所当然地为那种贬薄提供了口实和理由。然而，驱赶文学“进入问题”诚属误区，文学不“经过问题”、以“回避问题”为雅致为纯粹同样是误区。要求文学具体地解决问题和解决具体问题是无知而可笑的，文学不去发现和回答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则是无能而可悲的。

　　这应该不至于导致写农村就是抑或就要写“重大”的结论，也不至于导致写农村就只能抑或就要写“问题”的结论。多样化是生活的形态也是文学的妙諦，大树和小草都该有一片兰天，大狗和小狗都该有自己的叫声；更况文学对于“现象”和“偶然”的钟情，注定其对生活之“浪”的热中，生活的浪花构成文学的佳妙者，古今中外不乏其例。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们有意于深广，就不能不对于“浪”下之“涌”有所发见和思考。　　　　　　

　　我们有些很历史也很时兴的提法，比如说我们历来总是永远着一个“新”的情结，说到写乡村，就常会有“新乡村”、“新发展”、“新变化”、“新形象”------一类的引导。这没有什么错，新的发现、新的表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天性。老托尔斯泰当年的“你能告诉我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就不失为一句经典的文学之问。只是对新生的热忱和维护决定不了作品，作品的生命力倒是取决于在何种意义上表现了苦难的新生和新生的苦难。同时，新的诞生和发展，常常会带走一些不该带走的，带来一些不该带来的；“思考”的意义在这里再度呈现：一方面，从历史的眼光看，社会进程中“变化”跟“优化”並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另一方面，相对于城市，乡村的土地系结和自然系结，它的较少领受现代文明“教化”又较少蒙受现代文明“污染”，也决定其更多正面和负面的保留，原本趋鹜新质又青睐永恒的文学，在这里更容易遭逢某些悖论。文学通常不以新与旧来取舍褒贬，大体还是服膺作家自己的真与假、美与丑的那把尺度。

　　应当看到，变革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生发展，，社会兴奋点和情感驱动力有所转移，与此相应，文学指向现实的乡村情结也有所松弛有所疏离。加之“现实”有时並非裸露的，如同辉煌的建设有时会隐蔽了深度的损坏；“现实”有时还是不“真实”的，如同我们手造过的某些“膺品”；乡村的现代建设在为文学提供天地的同时必然提出挑战，现实关系真切的、总体的把握，面临熟悉或者重新熟悉、思考或者重新思考农村的课题。没有理由要求作家成为农人以后写乡村，没有理由要求作品一一指出一一回答乡村的问题。能够期待的是怀抱热忱和自觉，历史地、审美地表现，表现乡村的故事、乡村的情感，而不是发生在乡村的故事、寄放在乡村的情感。　

（原载《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