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南方诗学——江苏新世纪十年诗歌的一个侧面

霍俊明（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诗人，评论家）

　　2007年5月27日，南京。一场雨在不停地下着。在南京这个城市我想到了子川、张桃洲、吴情水等诗人。如今张桃洲和吴情水已经离开了这座城市，但是阔大的梧桐树的阴影，潮湿、油腻的夫子庙，肥大的扬子江，雨水中的栀子花，苍茫的中山以及城市拐角处低矮的民居都让我感怀历史的无常和诗歌的巨大而“虚无”的力量。我想起圣经里的一段话：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而在新世纪十年已经结束的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一节点的诗歌写作进行及时的追踪、考察和反思。江苏诗歌无疑是汉语诗歌史地理版图中非常富有个性且独具魅力的存在，总结这一阶段的新世纪江苏诗歌无疑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有关“南方诗学”的讨论也已不再是单纯的美学趣味，而是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地域的意识形态性和社会性。

　　一 “南方诗学”：柔靡而锐利的锋芒

　　江苏诗歌在汉语诗歌史上无疑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以1986年为标志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甚至成了江苏青年先锋诗人集体登场和狂欢的舞台。在1986年的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中江苏的9个诗歌群体和流派（共涉及24位诗人）独领风骚，他们是韩东、丁当、小海、于坚、小君、普珉的“他们”，海波、叶辉、祝龙、林中立、亦兵的“日常主义”，柯江、闲梦的“东方人诗派”，朱春鹤、赵刚“新口语”，川流、姚渡的“超感觉诗”，杨云宁、糜志强的“阐释俱乐部”，王彬彬、静静的“色彩派”，贝贝、岸海的“呼吸派”，程军的“新自然主义”。这在当年的诗群大展甚至是中国汉语新诗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现象。而1990年代末期尤其2000年以来诗歌写作和诗歌生态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比如新媒体力量的崛起，全球化和消费化的浪潮，泛意识形态化的推进。诗坛也在诗歌运动退潮之后，在看似繁荣、喧闹、多元的诗歌景象中集体进入了休眠期和丧失诗歌“英雄”的平庸的世俗年代。诗歌运动和诗人群体被无限张扬的网络媒介的似乎无限敞开的虚拟空间所取代。随着社会政治运动和革命风暴的早已告一段落成为历史陈迹，随着后社会主义和新移民运动背景下无限同一化和城市化的现代性景观对个体的压抑，包括江苏在内的新世纪诗歌越来越多的呈现出“日常诗学”的写作趋向，诗人更多地将诗歌视阈投注在波澜不惊的天鹅绒监狱般的日常景象和现实“冷风景”当中。我们看到与此相应的是随着政治运动时代的远去，诗歌写作在多元的维度中又不约而同地呈现出对日常和无“诗意”场景的关注和重新发现。具体言之就是无限提速的时代使得目前的各种身份和阶层、经历的诗人面对的最大现实就是日复一日的平淡而又眩晕的生存语境，所以无论是从题材、主题还是从语言和想象方式上诗歌越来越走向了“日常化”。诗歌的写作背景大体是具体化、日常化、个人化的，而这种具体化和日常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诗人耽溺于琐屑的生活细节的漩涡之中，而恰恰相反一些诗人努力在超越和拒绝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强大的惯性力量所制造的眩晕与茫然。这些诗作都是来自于平淡的甚至琐碎的日常场景，在一些评论者看来属于日常叙事的一类，但是这些日常景象在诗人的过滤和整合之后获得了一种更为普遍的象征意味、先锋精神和浓重的生存阴影。在江苏的各个城市、乡村和街巷的地理位置上日常诗学几乎无处不在，而这些地名和城市“大多与日常生活相关，具体而细微，令人称道。这些地名并不仅仅是生活之外的政治意象或修辞学，相反，它更像一面镜子，体现出对生活细节的敏感”（黄梵：《南京：蒙面的城市》）。中国诗歌批评界一直误解了“先锋”这个词，甚至在有些诗人和评论者看来“先锋”就是脱离日常语境的“自言自语”和“自铸伟词”。而新世纪以来江苏的诗歌则在重新提醒着人们实际上到底先锋与否并不重要，关键在于诗人在日常的生活之流中以怎样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姿态进行诗歌的发言甚至质问。

　　新世纪以来江苏的诗歌写作不能不让我强调地域性和文化根性对于一个地域和诗人个体写作的重要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勃兰兑斯认为人和文学都是时代、种族和环境的综合产物。据此勃兰兑斯强调卢梭《新爱洛绮思》的重要性并区别夏多布里昂与卢梭文学作品的差异主要是在景物描写上，而这种环境的差异在勃兰兑斯看来也正是卢梭与夏多布里昂以及其他作家的相异之处的根源。所以在那部影响深远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勃兰兑斯以大量的、华采的、美仑美奂的散文诗般的笔触来极其细致地描述卢梭的故乡，也即《新爱洛绮思》的取景之处，借此说明环境对人和文学的重要影响。确实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他长期生活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他的精神成长乃至他的文学写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当然笔者这里所要强调的“南方”的诗歌创作与其故乡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观点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更多是强调诗人和语言、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笔者更多的是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强调南方诗人的“出生地”（包括精神上的）和环境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影响以及时代意义。这让我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生尤其是后期诗作更为关注普通甚至卑微的事物，他的眼光不时地回溯到遥远的南方故乡，故乡的这些自然景观和平凡事物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和驱动力。聂鲁达的一生就是时时走在回望故乡的路上，南方的雨林、植物和动物都成为他诗歌创造中伟大的意象谱系，“我从幼小的时候起，便学会了观察像翡翠那样点缀着南方森林朽木的蜥蜴的脊背；而凌空飞架在马列科河上的那座高架桥，则给我上了至今无法忘怀的有关人的创造智慧的第一课。用精致、柔美、会发出声响的铁带编织成的那座大桥恰似一张最漂亮的大琴，在那个明净地区散发着芳香的寂静中展示它的根根琴弦”。正如海德格尔强调的地理学者不会从诗歌里的山谷中去探询河流的源头，而新世纪以来的江苏诗歌仍有一些诗人在义无反顾而又强大有效的在诗歌的山谷河流和地理学中不断探询精神、生命“河流”的若隐若现的“南方诗学”源头。这些南方诗学的心理起源、历史传统和现实性依据为考察当下诗歌写作提供了启示性的参照。“南方”不仅是现实存在，更是语言的存在和想象的存在。同时我也注意到作为一种典型的南方诗学遭受到了全球化、城市化和娱乐化背景下后社会主义时代的挑战与同一化的消解。子川、庞培、朱朱、朱文、张维、车前子、叶辉、马铃薯兄弟、黄梵、胡弦黑陶、马永波、小海、叶辉、代薇、沈木槿、张桃洲（南京时期）、庞余亮、姜桦、孔灏、吴清水、丁成、祁国、古筝、白玛、韩墨、风子、黑马等诗人不断在看似日常化的真实的生存场景和南方性的地理学场域中设置大量的戏剧性、荒诞性、想象性但同时更具有强大的暗示能量和寓言化的场景，在这些苍茫的黑色场景中纷纷登场的人、物和事都承载了巨大的心理能量，更为有力地揭示了最为尴尬、疼痛也最容易被忽视的时代的华美衣服的肮脏、褶皱的真实内里。实际上这些经过语言之根、文化之思、想象之力和命运之痛所一起“虚拟”“再生”的景象实则比现实中的那些景观原型更具有了持久的、震撼的、真实的力量和可以不断拓殖的创造性空间。这些诗人的南方诗学和南方想象显然在当下的语境下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和两难性，“南方”在文化、存在和历史想象力的容留中浓缩了一个时代的民族志和地方史。江苏，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江南诗歌的古老和历久弥新的魅力和传统，很容易让我们在空蒙、清丽、细腻、柔软的氤氲水气中感受一次次降临的诗神和文化的不可言说之美。江南以其长期的纯粹性、独立性和阴性文化色彩生成个性化、诗意化的生存方式与诗歌想象。江南特有的水乡、山川地貌以及潮湿阴郁的气候形成诗人更具人文格调的心理图式。正是得力于这种南方传统和江南气韵，汉语新诗史上刘半农、朱自清、郁达夫、瞿秋白、沙白、韩东等人为诗歌版图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坚硬地层和基石。全球化和城市化是以消弭地区特征、文化区域、民族根性和地理景观甚至个体思想方式的“地方化”和差异为前提和代价的，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差异性和地方性、民族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阵痛。由此，“在南方”的写作就具有弥足珍贵性，当然也具有不言自明的尴尬性。由此我更为认可罗伯特?佛罗斯特所说的人的一半个性是地域性，而这种已然不是单纯空间属性的而更多带有文化象征层面的地域性写作显然在新世纪以来遭受到了限制甚至规训。而江苏的一些中青年诗人近年来的诗歌写作恰恰就是要不断恢复和强化“地方性”，恢复个人的精神“基地”和地缘文化的基点。正是因为地方性在一些诗人那里可贵的恢复和重新确立，这些诗人的南方诗学也呈现出了个性化和差异性，这在苏南和苏北诗人那里可以较为清晰的看出。布罗茨基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这句话在当下语境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转换为诗歌是对地理文化的记忆。在子川、庞培以及其他一些江苏诗人身上我看到了南方水域沉痛、阴暗和迟疑的一面，看到了后社会主义时代江南烟雨的冷与密，那种挥之不去的传统、古典、忧郁、生命和爱的冲涌是永远都不能稀释和抹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诗人尽管并未出生于江苏，但来此之后的寄居显然受到了“南方”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南方的雨会突然在 / 某个晴朗的时刻从天而降 / 那些热带植物所散发的腐质气息 / 使天空不住地晃动 / 傍晚的雷声 / 令蝙蝠们倒挂在古老的屋檐下”（代薇：《旅途》）。这些诗歌犹如反观过往和地理精神的镜像，这些诗句显然是发自诗人的内心深处和强大的生命体验与想象力相拓展与挖掘的结果，但是这些句子又是出于江南的，属于中国诗歌不灭的血脉的，它来自我们所熟悉的这个国度，更来自于“前朝”式的隔岸的歌吟和本源性的生命和文化的双重乡愁。

　　我们的时代多像迪斯尼乐园和经过华丽包装的麦当劳游乐场，其掩盖的是商业时代的平庸和垃圾。我们已经目睹了个体、自由和写作的个人化、差异性和地方性在这个新的“集体化”“全球化”时代的推土机面前的脆弱和消弭，“异乡”和“外省”让诗人无路可走。很多江苏本土的诗人和其他地域的诗人一样不断离开乡土到异乡生存，而这些身处异乡和“外省”的诗人比如洪烛、清平、大卫、周瓒、沈浩波、吴晨骏等诗人更是愈益显豁地呈现出对南方诗学的眷顾以及远离“本土”的尴尬困境，南方成了这些诗人在外寄居的白日梦，“几天后列车载我南下，/ 哐当声中黎明的江南，/ 带给我另一些陈旧的感想，/ 而在北上的归途中，/ 我的脑海可能一片混乱，/ 在更远些的岁月，/我的生活是否完全由 / 提前到来的往昔构成”（清平：《自家乡返京》）。江苏一些中青年诗人（尽管为数不多）的诗作甚至有种义无反顾的姿势来构筑自己“基地”的地缘政治学。他们不断将散落在各处的地理空间以诗化的意义，不断在日常化景观中呈现一个当代诗人的微观地理学图景。那些宏大的、虚假的、卑劣的、龌龊的政治文化、乡土文化、城市文化以及三流诗人的自大、自闭传统所一起构筑起的广场谄媚学和纪念碑早已在无比令人惊悸的黑暗与痛苦中烟消云散。正是在真实地域和想象空间的交织中，一个诗人在语言的空间和自身生命履历的轨迹上呈现出波诡云谲的气象与心像，梦呓与白日梦，现实与寓言。

　　二 “南方诗学”如何成为可能

　　但是我们面对新世纪的江苏诗歌同样不能不发出追问。

　　在一切都成为消费和“娱乐至死”的全球化语境里，我们该如何进行“南方”写作？

　　当我们的思想被主流话语再一次集体“征用”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处理词与物、个体与地理和文化的关系？

　　面对着1990年代现代主义美学旗帜下的个人化写作以及新媒体的迅猛推进，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网络平台和博客的发展，诗歌写作已经达到了空前的个人化、自由化和技术化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时期。在这种写作潮流的影响下我们本应看到不仅语言精粹、想像奇特、技艺超拔而且在思想的先锋性、前沿性、独立性和自由性的探索上都相当出色的作品，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大量的复制性的写作中即使出现了上面所说的优异的作品也往往被这些泥沙所淹没。应该意识到新世纪以来的诗歌观念看似已经相当繁复和多元，诗歌写作也是在差异和多个向度展开，诗歌的技艺也似乎达到了新诗发展以来较为乐观的时期，但是在近些年所涌现的一些诗学问题、甚至在某些人看来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揭示出诗歌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自身的问题，商业、传媒、大众文化、话语权力、诗歌趣味、诗人身份都和诗歌极其含混、暧昧而又不容分说的纠缠在一起。在一个写作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实际上人们对诗歌写作多元化道路的认识并不乐观。尤其是在“个人化”和现代主义美学视野下，一部分诗人在过分沉溺于“个体”的同时坠入到不及物的迷阵之中；与此同时在新世纪以来更多的诗人投入到底层、打工、草根和弱势群体的“现实主义”的民生写作的时代潮流之中，在不断复制中丧失了诗人的真实体验、知识分子良知和诗歌写作的多样化。诗歌的地域性、文化根性和知识分子的操守正在日益沦落、丧失，甚至连承载了千百年的文化和诗歌精神的苏南、苏北的山川河流、园林建筑也一同被同一化和祛地方化。当年诗人肖开愚在1990年代对“南方”和“南方诗”的诗意描述和文学想象在日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今天看来显然有“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失意和惆怅，曾经的南方山水雾气和氤氲的诗意情怀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前朝”旧梦，“南方雾岚萦绕的丘陵地区，江河纵横、沟渠密布的水乡，和野兽出没的热带与亚热带丛林，都是滋生还乡、刺激想象力的强制性地貌”（肖开愚：《南方诗》）。在江苏密布纵横的河流和逶迤的群山之上，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城市建筑和工业推土机正在削减着中国文化版图和诗歌史上的精神坐标，我们甚至无可奈何地发现“方言”、文化的南方和一个个群落的母语难以挽回的消失。方言被普通话改写，地方被国度修正，诗歌写作再次尴尬地充当了寓言的角色，“长途公交车穿越水乡 / 车厢发出怪异的声音 / 司机用刹车赞美、肯定 / 绿色、桔色和淡青色纷纷让道 / 广袤的气流追赶至车顶 / 乘客挤在车门缝 / 和春天肩并着肩 / 上车时踏板仿佛踩着少女的发育 / 衣领和树叶絮谈 / 彻夜不眠 / 一个个池塘，睡莲掠过车窗 / 水杉的尖刺着天色的苍白 / 塑料袋和零食沙沙响 / 有人开窗，朝着高压电网咳嗽 / 有人喊停 / 看见油菜花开时 / 车厢里一下子变得安静 / 车门叹息着，又一个还乡的夙愿”（庞培：《公路上》）。当年新文学浪潮中刘半农使用江阴方言创作了《瓦釜集》（1926），这种如此集中、纯粹、完整的“方言”写作似乎成了诗坛绝响。

　　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时代，真正的诗人都不能不与强大的生存现实发生巨大的摩擦甚至冲撞。而近年来江苏的一些富有知识分子良知的诗人然除了与现时代的橱窗、游乐场、夜总会、玻璃幕墙、高速城铁发生有距离的诘问之外，也同时地将视野投注到山川、河流、丛林、寺庙、教堂、村庄等带有原生态和文化遗存的重新复活的灵魂般的景物和场景之中去，它们所组成的巨大的寒流和闪电包围着一个诗人远非强大的内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尽管目下有一些诗人自命或被命名为后移民时代的“乡土派”、“新乡土派”、“农民工派”或“草根”诗人，但是真正体悟当下语境中乡村的家族、历史和个人命运，能够具备震撼人心膂力的诗作却是相当匮乏。江苏的一些新锐诗人尤其是出生于1970年代之后的诗人却在真正意义上从生命和语言的临界点出发，从血脉的根性出发抒写“南方”繁复的气象并生发出绵延不绝的文化地理学上的“乡愁”。

　　文化产业的兴起以及消费主义话语“天鹅绒监狱”式的“柔软”的强权使得城市作为一种“恐怖性的魅力”在一些南方城市的诗歌写作者有关“打工”和“底层”诗歌的作品中成了另一种方式的对欲望叙事的崇拜，发廊、歌舞厅、股票交易所、银行、美容院、健身中心、地下铁、酒吧、星级酒店、夜总会、酒吧、地下室、天桥、工地、浴池、洗脚屋、按摩吧也只是虚设的背景，这一切都成了吸引作为消费主体的读者的有效手段。而值得警惕的则是世纪初以来的受到诗人和各种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所追捧的“新农村”诗歌显然同样是国家农村政策调整和现代化蓝图的直接显现。江苏一些诗人的乡村叙事仍然承担了控诉者和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相当的一部分作品则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我想我们需要写作“底层”和“新农村”等具有现实介入题材类型的“当代性”文学，我们需要具有直面现实和担当精神的诗人，但是我们需要的又不是简单的“伤痕性”的、“感动”的、“疼痛”的诗歌和简单庸俗的时代伦理道德的“苦难”和空洞的能指。显然阶级文学的传统和中国的“新左派”所关注的底层、控诉贫富差异在“底层”和“新农村”的写作中得到了最为及时和有力的呼应。甚至在一些诗歌中打工者、底层、农村和弱势群体成了被反复展览人性“丑陋”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底层”和“新农村”概念是与所谓的中产阶级诗歌相对立而出现的，过于强烈的阶级归属和道德属性使得这些作品在整体性上出现了思想探索性的下滑。在当下的各种杂志和媒介中这种类型的诗歌写作已经是以惊人的速度复制，甚至这种带有阶层和苦难叙事的写作类型已经成了新一轮的主流话语。由此可见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和新移民运动的语境中“新农村”和“底层”已经不再是中性的题材问题，这一人们谈论的“公共话题”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和道德论倾向。“新农村”和“底层”写作已经成为日益高涨的诗歌“主旋律”，一体化和集体化的症候越来越显豁，这成了粘合各种诗学观念的良方，而这也使得这种题材的写作带有了因一哄而上而导致的思想的贫乏和拙劣的仿写。

　　当然需要注意甚至警惕的是为数不少的江苏青年诗人群在不停向内心和特有的感受挖掘和拓展的同时也普遍显现出流于时代主流美学规范的趋向，甚至其中包括一些较为年轻的“70后”、“80后”和“90后”的女性诗人。她们也不断在诗歌中表达对底层、农村、草根和弱势群体的“关怀”和“致敬”。尽管她们的诗歌中不断出现“沧桑”、“泪水”、“疼痛”、“苦难”、“死亡”等词语，但是这些语言因为缺少真正的生命体验、现实感和足够的想象提升能力而显得苍白乏力甚至失效、“死亡”。面对着新世纪诗歌，一个同样屡遭误解的问题是“诗歌要反应时代”，而“时代”一词已经反复被歪曲、庸俗化和强暴，“时代”、“现实”、“社会”、“人民”，成了一个又一个可以吞噬一切、涵括一切的虚无黑洞，在巨大的旋涡中吸蚀着一切。这在相反的向度上呈现了集体性宏大词语背后被不断庸俗化、狭隘化、政治化的荒谬性症候。换言之值得警惕的是世纪初以来受到诗人和各种文学机构、文学奖项所追捧的“新农村”、“底层”、“打工”诗歌显然同样是国家农村政策调整和城市化蓝图的直接显现和比附。在一些女性诗人的乡村叙事仍然承担了控诉者和启蒙者角色的同时，相当的一部分女性诗人的作品则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成了被“征用”的体制化诗歌写作。

　　可以肯定地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低估我们目前所处时代的困境，我们不约而同的认为这是一个已经完全摆脱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商业化、消费主义化的开放、自由和个性的写作时代。但是无限加速度前进的商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列车并没有降低写作的难度和思想的深度，只是我们过于迷信和乐观于时间的进步神话。而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会给写作者制作出种种难度和困境，政治年代如此，经济年代同样如此。当1972年的冬天北岛把偷偷写好的《你好，百花山》给父亲看的时候遭到了父亲的不解和反对。而在2009年11月12日北京罕见的大雪中，在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北岛在受奖词中同样表达了对全球化语境下诗歌写作的难度与危机，“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在后社会主义时代以及全球化、城市化图景中对地域性和差异性的消弭，我希望以江苏为代表的“南方诗学”重新确立她强大的发声和持久的膂力，“我在北方的夜晚 / 透过寒冷 / 看见你上空 / 与内部 / 柔靡而锐利的光芒”（马铃薯兄弟：《南京的光芒》）。

　　诗歌无疑成了承载南方诗学和江南记忆的最好话语方式和最适宜的精神装置，这不能不让我想起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中说——“在诗中，回忆具有根据个人的追忆动机来建构过去的力量，它能够摆脱我们所继承经验世界的强制干扰。在‘创造’诗的世界的诗的艺术里，回忆成了最优秀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