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吾友静生

　　黄毓璜

　　刘静生 

　　早想写点关涉刘静生君的话，权充合影留念。题目上斟酌过，觉得虽可称“吾师”却不如称“吾友”。明白人都知道，有还是没有“名分”，贤者还是愚者，长者还是幼者，亲者还是疏者，他“认”还是“不认”，都不失可引以为“师”的或一资质；“友”就有些不同，若非如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那等泛称，便不宜谬托。虽然向来以为，前贤“得一而足”的高论，不过是一种说法，可堪称朋友者，其实任谁也多不到那里去。 

　　相识之初，静生在省城当编辑，我在一座小城教书，因为业余写点文稿，有了通常所称的“文字之交”。不曾想到而分明感到的是，他对我的稿件竟会有些偏爱，不久便有了署名的复函，有了些专稿的交付撰写，有了“虽无花径可扫，尚有篷门可开”的邀约，后来，还有了为约写需得商讨的重头文稿，长途跋涉到我所在的偏远小城来，惹得别人不无道理却也不怎么容易回答地发问：“什么稿子在南京就找不出个人来写？” 

　　私交的日深，也就是十分投契于无拘无束的谈文论世；至于“淡如水”的一面，倒不是去恪守什么“君子之交”，只是作为一个资深编辑跟一个普通作者之间，彼此大概都不免有些“洁身自好”的考虑。要不然，初次登门并计划小住两日，就不能只以家乡新产的几斤花生做“见面礼”，他也不至于要特意买了果点、拿出珍藏的一袋雨花石来“加倍奉还”。稍感不安且以为不必如此“见外”之余，也很能理解他一定还顾及到一种世俗眼中的“位置关系”。 

　　在学习为文的路上，多次编发过我稿件的报刊编辑，至于今，该有不下几十位了；可在彼时，静生是唯一的一个。那年忽以“多向外地寄稿”相劝，自然被我理解为刊物上不宜过多地发一个作者的文章。未料几年后约略得知，其中还有些小小的“隐情”——编辑部对一个稚嫩作者的评估不可能划一，同仁之间通常不免会发生一些争议，向来自信的他，是孩子气似地想做一次证实自己判断的游戏呢。难怪了，那一阵我在那个刊物发表了什么，他往往比我更早知情，“全国性”报刊上看到我的文字，每每显得更为开心，在他，当然不止于“确证”了自己。 

　　当年是否有人会疑惑到“偏爱”于我的静生会有些“偏私”？不能也不必去妄加推测。不过，我对静生的诸多敬重，恰恰就有处置稿件不问出身、无论亲疏而唯文是举。那时《雨花》刊出理论、批评文章，作者多为“新面孔”是个特点。他当年就来稿谈及的一些“苗头很足”的新人，固有后来投笔弃文的，更不乏渐次成绩显著至于蜚声文坛者。有件事至今记得，那次编辑部组编一个专栏，我应其所约、费心尽力写就的那篇文稿，被他退了回来，没有朋友之间原不必有的客套，只说“正巧收到一篇自发来稿，适合所组栏目，写得比你这篇好”。会注意到“没有客套”其实正说明我们之间还是有点“客气”的，我把它理解成朋友间“相敬”使然。很不客气的是哪一次，见面时异乎寻常地“严正告诫”：“你也会写出那么大失水准的稿子？还寄到编辑部来------”显然动了气，不屑具体去说也就是“说不上嘴”的意思了。见我有点莫名尴尬，又说了“会不会不是你------”这半句话便岔上了其它话题。我有点回不过神来，也不便拉回话题去赘问。回程的长途车上回味起来：自度水平有限态度却向来认真，我写过什么竟然让他动了气的稿子呢？事关态度即便是关涉了操行，还是要弄明白才好。未料回到学校，一封意外的信为我解开了困惑。那是一封“道歉信”，那位陈姓的学生为“盗用”老师的名字给《雨花》寄了篇稿子，事后深感不安，不好意思当面“请罪”而用了书信的方式------ 

　　常有文章见诸报刊，在小城会被当回事可以想见，不曾想到的是，省里的有关单位便相继要调我来工作。这消息由静生传递过来，当然有些意外而惊喜，不独因为大家都说，搞批评的人待在县里限制很大。只是虽说当年省文联早有调我的动议，团省委以及独立建制后的省作协更先后付诸过实施；可县里既“当会事”就不免有所重视，令我感动也让我无奈地坚持于不肯放行。我不清楚“组织原则”的具体，却能够明白，调动一个普通教师，不可能去动用那坚硬的组织原则，更何况，其时“稳定教师队伍”的相关规定，也给予了拒绝协调以坚实理由。这就有了绵延近十年之久的协调马拉松。北京的朋友怪我不顶用：“人家只有在找个要自己的单位上费力，没见过你这样，有地方要还没个法子成行”。省里文学界的领导艾煊先生、海笑先生、顾尔镡先生，更先后征询过：“是否要我去（斡旋）一下？”， 自己的当即表示不愿也不必劳动大驾，固属出于实在不想去让德高望重的长者屈尊，也包含了内心已然不存多少希望。没有想到，静生私下里却“锐意攻坚”似的一次又一次地“劳动”起来。大概由于对我的办不成事有了足够的领略，他的操作多在我不知情下进行。至今不太明白他如何调动直接间接的力量搞定了一些“关系”，竟先后熟识了我所在地的主管县长以及所属市的组织部长、主管市长等要员，而且，几度往还，差不多就成了可以长叙的老熟人。我知道，事情得以结果，不是借助了别的，只是依靠了“熟人好办事”的硬道理；更能体察，作为这个“硬道理”的前提不是先在的而需得“创造”出来，我的朋友不是一个能够得心应手于场面应酬并以此为乐的人，在这种“创造”中，他在劳了力的同时，一定还在委曲以求上“苦”了“心”。 

　　于此不很得体地去约略这件事的过程并自己的感受，並非出于表白通常的“感戴”之情，只是觉得对于静生的一种品格，它不失为一个例证；我指的是他常常说及的一句话：“帮助别人是愉快的事”，帮助别人在他屡屡见诸于行，不独对于朋友和个人，不独“行己”而且“律人”。这样说的时候自然想到了许多，也想到了那件动人的事——老家的贫困是其深深的惦记、久久的心病，这就有了几度私下里让儿子路远迢迢去老家考察之举，为了“看看能否帮助上点什么项目”------ 

　　结识静生至于今，已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来的相知相识、相切相磋，我从他那里得到的教益在于“为学”，也在于“为人”。他在理论研究中常取的“逆向思维”，强化了我对于“学则须疑”这一古训的理解；在创造上的奉行“从别人结束处开始”，敦促了我以追寻“新质”、追求“发见”为务的执著。静生诚然近乎透明，却不是一个容易被认识的人；甚至也可以说他並不容易被“圈子”所接受、为“世俗”所理解，虽说他是学界中人、性情中人。“文乎乎”与“野豁豁”、“桀骜不驯”与“顺时应变”的集于一身，或许可从生活道路得到某种界说：一方面，作为早年中文系的高材生、后来的中华书局编辑、再后来的李商隐研究家以及近年来的文艺理论客座教授，一条书山学海的求索之路，相应地造就了一种学者气质；另一方面，幼年的乡村见闻，后来的背井离乡以及上海难上的“提篮小卖”，再后来的文革“逍遥”、还可以包括其间上影厂的编剧生涯，那江湖风雨、人情世态的体感身受，铸成了一种民间意识和“草根”情结——在“学问”与“尘世”的历练中，协调出了属于自身的精神气质和世界态度，或许可以说，正是终极思考跟世俗情怀的接通并伴同，构成其优势也构成其创作与研究相生互动的可能与便捷。 

　　打从有了一部“揭秘”于江湖的著作问世，继之以应北京电视台邀约，做了演绎江湖气功之谬的专场，流传开了“南刘北司马（南）”之称，圈内人士谈起刘静生来，大体便会以“介入江湖”说事。这很自然，只是以此为怪、以此论其人的“转向”，就很为不得要领而不及其义。他是理论家，也是创作家，“介入江湖”跟“介入学术”、“介入创作”在他是相互为用的事，他的选择对应了他的优势，体现为一种学术意旨、创造意识在生命意绪中的整合和融通。记得有感于其阅历与识见，曾几度以多事小说创作奉劝于他，不想多年后，真就有了那本《江湖十八年》问世，这是一本集风情、思情于一体的长卷，一部以苍凉凄丽的人生情韵、妙曼精警的议论风生走进并打动了读众心灵的大书，在老老少少的读者中反响强烈。惜哉，批评界或为视野所局限，或为成见所羁缚，其独到的思想价值、特异的美学价值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和开掘。时下，作家伍中如静生这等“双栖”而“两能”者已然鲜见，我愿于此再度冒昧进言：吾友体格尚健宝刀未老，何妨激扬优势续谱新篇。 

　　回首调来省作协最初几年的日子，跟静生一起在创作研究室上班，一起开会、一起研讨、一起出差，一起吃饭、一起聊天、一起撰文的机会良多，惟独登门的事却较前大为减少了，不像先前在偏远县城那阵，到省城、经省城的来来去去中，他的家就是个驿站，一个食宿的场所。同事间或有“对比”起来看的，生发过一言半语的“议论”，自能理解这出于人情之常，私下也反省过，是否表明自己确实于“人情味”上有所疏淡和欠缺了？能够得到慰藉的是，静生和嫂夫人对议论者回答得一致而直白：“三日两头见面，他来干什么呢？”虽然，有时还是不免去想，朋友之间，“自难忘”固属可以在无欺于心上安宁，而“不思量”，也不是不可以做出检讨的。更何况，彼时接纳于我的，非独其个人，还连同了一个家庭。记得那年静生母亲去世，我在灵前吊唁间就想过，他那句直白的话，也许多少包涵宽以待人、为我“辩解”的成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