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怀超：生活纷繁与价值焦虑——兼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有人说，世界是文学的。每一个写作者都试图在用文学抵抗生活，抵抗生死，抵抗虚妄。这句话的意味在于，我们在面对当下生活，显得极度羸弱，文学是我们疗伤的抚慰品，以此使得我们继续苟活下去。这说明我们的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精神向度。在北京青创会上听到作家说，文学之魅在于取景，对世界的取景。是对精神、肉眼所不及的、非物质的部分，是被深深遮蔽起来、被克制或者伪装起来的人性，是属于灵魂的那一部分。在面对汪洋生活及扑朔迷离的镜像，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思索，就是那只取景的手，她到底在哪？支撑那只手的力量是什么？还有她的向度。 

　　我不知道大家有无这样的困境，也许这是我一个人的困境。我常沦陷于这样的困境。打开电脑，在众多文字的倾泻之下，我恍惚于这些河流般的文字，他们的流觞之地与最终的归宿，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一切价值与地位错位、变形和夸张甚至遮蔽，似乎需要重新审视与确立。这都需要一个写作者要有很好的审美认知与精神谱系。就拿我的旧作《一个人的农具》来说，许多评论家在审视与打量农具系列时，对于农人与农具价值的定位，他们认为过于虚幻、美化，甚至有点粉饰农耕文明的意蕴，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在于确定两者之间的价值沟通。即使我们在重新构建内在的文学世界，也不能忽视对价值的多重考量。而在我创作的另一部长篇散文中，对于杂草价值的审视，则再次滑入美化与浮夸的深渊，甚至颠覆恒久以来人们对杂草约定俗成的定论，这无疑是危险的，令人不安的。人与杂草的关系，我过多地指向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实则苍穹之下，万物相生相克。这也是中国古典的哲学思想。然在当下，这种想法或者价值确立显得格格不入或者不堪忍受。 

　　文学相对于实用主义来说，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文学的价值却又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对于某些人来说，文学可能是生活中的奢侈品或另类，对某些人来说又何尝不是精神谱系里的大树，甚至是那根不同寻常的稻草。即便如此，她依然从历史走到今天，以及更遥远的将来。文学创作，我们不可能忽略其价值特性。这是决定我们观察与审视世界万物的支撑。安泰只有脚踏在大地上，才获得无穷的力量。可我不得其解的是，解决困惑有时不只是阅读和形而上的问题。面对纷繁复杂、乱象横生的时代，更多的时候，个体在群体里丧失其独立性；也就是我们把自己搞丢了，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我该向哪里去？这样以致我们在面朝大海的时候，即使春暖了花也不会开。 

　　这也是我在写作中费神费力的地方。文学写作到底为何而作？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人类共性与个性？整体图个性？他们的价值主体如何确定？给予精准而系统的回答，也许是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理论家的事情。但是作为写作者，我们创作中却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无力回答，至少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与谨慎。以至我们在文学写作里不至于迷失方向。文学作品是有向度的，我们的向度就是写给那些正在生活中承受各种困境却依然保持热爱的人们。托尔斯泰在纪念莱蒙托夫时说，如果他在，就不需要我，也不需要陀思妥耶夫斯基了。因为莱蒙托夫他在诗中写道，“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退下来，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 

　　最后我想用尼金斯基的话结束，“我想哭泣，但上帝命令我继续写作，他并不希望我无所事事。”即便我们依旧困惑着，焦虑着，分裂着，那不忘初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