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辉论

　　朱辉论　

　　汪雨萌　

　　叙述朱辉是有些困难的。朱辉出道应该有好多年了，与他同时期走上文坛的江苏青年作家们大抵都已功成名就，创作上也都趋于稳定，有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特征，但朱辉好像还在那儿折腾，还在那儿寻找，还在那儿尝试，谁也无法预料他下一部作品的前进方向。这样说来，到也见出朱辉似乎永远有一颗年轻的文学的心。　

　　一　

　　朱辉创作伊始是从中短篇小说入手的，也是它们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声誉。在他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中，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朱辉对小说风格的不断探索和实验。他对各种风格的小说广泛涉猎，这些中短篇几乎暗含了朱辉小说的秘密，他在将写实作为他的看家法宝的同时一直在操练着其他的小说笔墨。何志云曾经这样评价朱辉的作品：“朱辉的眼光及笔触与所谓的宏大叙事无关，却与我们习熟并早已漠然了的俗人琐事有缘；来自苏北小镇的同乡间的友谊与暗斗（《双风灌耳》），一个小女人与情史互相编织的发达史（《游刃》），一个小城画家欲说还休的一段情事（《动静》），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和女编辑间的一份暧昧（《对方》），或者，只是校园里的一次意外风波（《狂风大作》《棕色药瓶》），一个退休教授临死前的短暂生活（《红口白牙》）……朱辉不动声色地叙述着这一切，有时携着理解，有时显出关爱，更多的则是知己知彼般的默契；他的叙述贴近对象的琐细与庸常，似乎并不在乎情节中隐含的冲突，更不刻意在那些地方停下脚来；他只关心那些与人性、人的隐秘心理相关的细节，尤其留意的，是这些细节背后蕴藏的意义……”。 何志云确实抓住了当年朱辉中短篇小说的主要特点，平实，家常，细致，耐心，将传统写实小说的美学韵致可以说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这样的近于世俗的绵密的叙事，朱辉的小说对故事、对戏剧性有着当时不可理喻的偏爱，所以，朱辉的小说具有相当的阅读上的亲和力，像《苏辰梦见了什么》《老汤》《一箭之遥》都是一些很“抓人”的篇什。可以《红口白牙》稍作分析，小说是从体育老师萧榕的退休生活写起的，萧榕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一生平淡坎坷而又勤业敬业，及至退休之后，又是一样的寂寞难耐。在叙述萧榕的同时，小说还写到另一个人物，年轻人“小驹子”、他空虚的青春和面对空虚的无望的挣扎。也就是说小说实际上有两条叙事线索，这两条线索到小说的最后才汇合。萧老师死了，居然死在他一生中只打了一次的麻将牌上，许多人对此感到惊讶，议论纷纷，并因此与小驹子在讣告栏前发生了冲突，到这时，小说才如亮底牌一样的告诉读者，小驹子就是萧老师的唯一的“不是不想问，而是问了也白问”的儿子。而这一交代又促使读者将此前的阅读重新梳理，这两条线索在小说的叙说中原来就是时常交叉的，只是由于小说叙述的闪掩腾挪让人忽略了。朱辉很轻松地制造出了富于戏剧性的阅读效果，显示出了叙事的主体性优势地位。诸如此类的叙事艺术当然涉及到小说的许多经典要素，如悬念、意外、错误、偶然、误会、顿挫等等 ，正是对这些要素的运用使得朱辉的小说充满了戏剧性的叙述张力和对阅读的诱惑，它们挑逗着读者，考验着读者的智力。不能轻易否定这些叙事传统，在现代小说美学中，它们依然是有生命力的。“起码，它们不能仅仅被看作作家解决情节发展和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应该看到，它是由作家安排的一种‘语言方式’，也就是一种说的方式。从相对主义的立场上讲，生活和艺术叙事中的每一个细节与单元，都是偶然和意外，但是否被我们从性质上这样认定则取决于彼时的情境。如此说来，作家的叙事艺术应该是一种创造，他使某一个细节在他创设的情境中成为意外或偶然，让人们对整个叙事都感到惊奇，有时，它们甚至能照亮全篇。” 《红口白牙》最后两条线索的汇合，特别是小驹子出现后与众人的冲突，这一意外将整个小说所表达的人生况味全部提升出来了。将这种戏剧性与传奇性发挥到极致的是那些具有侦探与悬疑色彩的作品，如《棕色药瓶》《一箭之遥》《青玉案》等等，后来，技痒的朱辉竟然处心积虑，创作出了他自己称为的“纯文学性的侦探小说”长篇小说《天知道》，之所以这么说显然是为了与通俗化的悬疑侦探小说区别开来，即侦探其外文学其里，“这是朱辉精心营构的一个叙事圈套。他所要表达的，是比这种诡秘的许是全套更加诡秘的生存本相：爱情、欲望、阴谋、冒险、复仇……” 祸福相倚，物极必反的思想贯穿始终，作品从头到尾没有提供任何主观的价值判断，孰是孰非，甚至是否存在所谓的是非都交与读者自己判断。朱辉在写作的过程中抛弃了社会既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借祈天之口对通行的价值观进行了一次狂人式的发问。　

　　小说的诗意化也是朱辉时常营造的，它体现出作家早期的唯美主义倾向，这种诗意化来自他对小说表达“心情”，表达诸如悲悯、伤感等等情怀的理解。《看蛇展去》就是一篇伤感而温情的小说，写两位少年金良和刘健徒步到邻县去看蛇展，少年的好奇、冒险、恐惧和奶奶的疼爱让人过目难忘，当两位少年历尽辛苦来到目的地时，办蛇展的人却先他们离去，那种伤痛，那种面对美丽而纯洁的童心的失之交臂真让人于心不忍，这种“残忍”与长堤、运河、乡间小道等意象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底。再如《红花地》，这是一篇带有散文笔调的作品，显示出朱辉营造氛围的能力，小说的主人公李钦的身体似乎一直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他与临产的妻子一同回到故乡，久居城市的他感受到了乡间相互的风情，妻子顺利了生产了，李钦也恢复了健康，显然，乡村风景、生活的节律、亲人的关爱与李钦的亚健康构成了一个对比性的意义组合，李钦时代病由谁来疗救就不言而喻了。小说最后如此叙述红花：“它们灿烂地开放着，故乡成了真正的红花地。红花草开在大地上，开在李钦的瞳仁里。到了省城的李钦闭上眼睛，满眼还是无边的红花草。还有母亲。”现在再读这样的文字，它的美丽依然让人感动。这样的情绪底色与写实一样是朱辉小说的基调之一，他自己就曾说：“我自己回过头来想想，我的作品里面确实有着悲天悯人这样一种情绪，而且这种情绪很强烈。我可能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都在关注人的心情，……如果说一个作家以自己的情怀去浸润他所关注的东西，那么你自然会觉得有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情怀，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能与我个人的性情有关，但也不一定就与生活经历有关。我觉得人生是不容易的，虽然大家都应该想开点，但是人生确实艰难，相对而言，我们可能还算是活得比较从容一些的，但生活中还有很多活得不那么从容的人。”　 

　　中短篇时期的朱辉还有很多实验性质的小说，对成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家来说，这种获得性小说性状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比如《鼻血》、《青花大瓶和我的手》、《变脸》、《镜子里的陌生人》等等。这些小说虽然还是在日常生活的场景框架之中展开叙述，但是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某种荒诞的意味。《变脸》讲述的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因为一种奇异的可以改变脸上的肌肉分布和表情的绝活而得志，也最终因此而颓败的故事，它一反传统小说中“变色龙”式的原型叙事，而以悲剧的眼光看待一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挣扎与无可奈何，人不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只剩下一张脸，成了一个符号。现在已不是古典社会，符号不是稳定而是多变，于是人不得不通过符号的改变来适应这个多变的符号系统，随着叙事的推进，故事必然走向荒诞。朱辉运用了后现代对“传奇”的改写技术，表现了带有存在主义意味的人生境遇，在作品中，主人公何雨被异化了，他迷失了自己，小说的结尾，何雨的脸变不回来了，他已经找回不了自己，甚至，他不知道自己底是谁。又如《青花大瓶和我的手》，这也是一篇具有荒诞意味的作品，青花宝瓶碎了，但“我”有一双能补瓶的神奇的手，但是当里外配合补好了花瓶后，“我”的一只手却拿不出来了，只得又将花瓶打碎。什么是修补，什么是破坏？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乃至生活，乃至人生，意义又在哪？不但是喻意，还有它的叙述方式也呈现出相当的现代感，技术的味道特别鲜明。朱辉用了近八成的篇幅来描写在一个晚上、甚至是几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将一件不太复杂的事情演绎成了繁复的“卡农式”的节奏，在这个相对纷繁而冗长的整体结构中，又大量地运用了对话、短句和切割段落的方式使得小说的节奏充满了停顿和跳跃，到了小说的末尾，他的演奏却戛然而止，换了一种仿佛日记般流水账的方式平铺直叙地展现了故事的结局，将多种叙述手段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人工化的复杂。　

　　二　

　　1990年代中期以后，朱辉的主要精力放到了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如果从题材与主题的角度看，朱辉显然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投入了相当的关注。这也许与他的职业与生活环境不无关系，朱辉就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教师，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环境的浸润，人际的交往，都会自然地使这一特殊的群体进入他的视野。纵观朱辉的小说创作，包括他的中短篇小说，我们可以发现，机关、学校、出版社等等这类“单位”频频成为他作品的背景，而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则常常成为他作品的主人公。若从外在的从年龄上去划分，朱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大概有三类人，一是中年知识分子，他们人到中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常常为家庭琐事和自己的工作每天都有操不完的心，偶尔会有些怀旧和浪漫的气息。一类是青年知识分子，与中年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是青春的，美丽的，虽然其内心不乏柔软之处，但终究是现实的，功利的，为达到某个目的，他们可以不择手段而又滴水不漏。第三类是老年知识分子，这类人往往是作为配角存在于作品中，他们声色稀薄，如影如风，但偶尔也会走到前台，在绝望中表现出人生最后的一点挣扎。这三代知识分子组合在朱辉的作品中，他们既是一些自我的矛盾体，而又共处于一个矛盾的世界中，构成同一而又差异的复杂关系，正是通过这些自体与他都关系的展现，朱辉对现代分子的人性进行了个性化的分析和追问。　

　　我们以《我的表情》和《牛角梳》为例。这两部长篇可以说是朱辉对当代知识分子生活最为完整的描述和思考，里面集中体现了上述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形象。在《牛角梳》这部长篇里，朱辉主要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叶蓁蓁的故事。叶蓁蓁出生于小城镇家庭，这样的家庭常常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不定，她在这个家庭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宠爱，这些很自然地就造就了叶蓁蓁争强好胜而又务实谨慎的性格。在整部小说中，这个来自小镇的青年学生可以说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她首先是和自己的辅导员谈了一场不温不火的恋爱，借此解除了与父亲原单位的代培合同，并且避免了再次回到故乡那个半死不活的化肥厂，顺利地留在了省城的一家商场里面做营业员。虽然这不算理想，但是叶蓁蓁的务实性格总是让她珍惜眼前的一切，而她的要强又会让她总会有新的机会。所以，叶蓁蓁很快走上了人生的快车道，她遇到了电视台的主持人杜衡。在杜衡的“导演”下，叶蓁蓁虽然无意间出演了一场丢人的闹剧，但是反而给了她一个敲诈杜衡的机会。万般无奈下，杜衡只得求助她的丈夫马远尘，于是营业员叶蓁蓁进了马远尘担任副主编的学报编辑部，做了一名文字校对员。这是一次飞跃，从此，叶蓁蓁的生活逐渐离开了小镇的或市民的“庸常”的生活，她是一个与知识打交道的人了。在学报工作的叶蓁蓁乖巧听话、聪明好学，很快就受到了领导的赏识。因为偶然间尽心尽力编辑了母校校长所写的稿子，叶蓁蓁人生迎来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她成一名名符其实的编辑，她成了校长的儿媳妇。当然，叶蓁蓁是没有满足的，她做了马远尘似是而非的情人，进而是中级职称、高级职称，然后在和丈夫余志离婚的拉锯战中，获得了房子。在小说的最后，朱辉这样形容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的叶蓁蓁：“她现在已是一个拥有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了，清丽骄人，不可轻慢。她愿意理谁就理谁，不爱搭理了也自能得体地拒人于千里之外。她是她自己的主人。”　

　　的确，在整部小说中，叶蓁蓁好像真的是占据了主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她自己挣来的，她靠着自己的聪明和努力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她会把握机会，会察言观色，会审时度势。但是在这些所谓成功的背后，却是她无奈而脆弱的灵魂。在小说的一开始，朱辉讲述的是叶蓁蓁初恋的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叶蓁蓁人生道路上唯一的失败的故事，高中时的她和她男友比翼双飞，在最后的高考中，男孩子上了大学，她却意外落榜，只能靠父亲单位的代培去念大专。叶蓁蓁就是在这次失败之后开始蜕变的，曾经那个单纯浪漫美好天真的女孩儿就此消失，叶蓁蓁用精明务实把自己武装了起来。但是，叶蓁蓁的冷静和凌厉背后，实际上永远是那个受过伤的高中女生，她坚硬的外表实际上是她的虚张声势。她无法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来完成自己的人生，她不得不借助自己的感情、性格甚至身体去换取她想要的生活。叶蓁蓁的人生道路上，大概只有高考是在依靠她自己的力量，而就是这唯一的在当代社会还算相对公平的竞争中，她却失败了。朱辉笔下的这个角色，看起来很强大，貌似女强人，但在其光鲜的背后，却是极端的无奈和无助。直到小说的最后，她对自己的人生依然没有恰到好处的把握，越来越表现出紧张与脆弱，任何微小的刺激，比如白瑾和蔡坤的恋爱，或者一个像马衡芳的孩子，都会把她从那个包围着她的美好、成功与矜持的外壳中牵引出来，成为十八岁那个高考失败的女生。并且，叶蓁蓁的每一次“交易”似乎都充满着矛盾，不论是用她乖巧的性格，贴心的情感还是青春的身体，所有的利用和交换都因为叶蓁蓁半真半假的单纯和天真而真假莫辨，她好像是冲着那些人的利用价值而去，却又多少带着点难舍难分的真性情，比如在她和余志闹到快要离婚的时候和马远尘的那一次偷情，叶蓁蓁最后尖刻地说：“怎么？杜衡还没绝经吗？我说错了吗？”这种看上去对马远尘妻子的刻薄，实际上隐约透露出的是对马远尘的依恋，在另一方面，如果说她确实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她每一次的交往、恋爱中的话，那么杭州之夜叶蓁蓁观察马远尘那双晶亮的眼睛又完全出卖了她内心的目的性和控制欲。叶蓁蓁是一个脆弱与坚强、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体。　

　　另一部长篇《我的表情》的主人公孔阳是一个中年知识分子，朱辉在面对这样一个什么都不太完美，又什么都说得过去的形象的时候，依然选择了直击他内心的冲突和脆弱。围绕着孔阳，小说设置了几条线索：亲情、爱情、事业，它们相互纠缠，剪不断，理还乱。他和辛夷的婚外恋，他的妻妹柔桑的病，出版社的违规经营，这些看起来都是孔阳生活的阴暗面，但这些阴暗面又似乎无时不刻地散发着美好的气息。因为如果不是辛夷的归来，那么孔阳也许一辈子再也不会重温他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恋爱时光，完成他最渴望的爱情理想；也正是在柔桑的病中——虽然这样说不免有些残忍——才令人回忆起她一直以来的乖巧和温柔，她的爱情和亲情才会变得如此惹人爱怜，令人同情；而那些打擦边球而出版的教辅，更是让孔阳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孔阳被现实的状况和处境裹挟而去，看起来他好像是在主动采取行动，但实际上，日子一天天过下去，孔阳对什么都无能为力——辛夷离开了，柔桑死了，他的职位也还在原地踏步。除了主角孔阳之外，其他的角色同样也都充满着矛盾，辛夷看起来洒脱超然，实际上内心却充满了没着没落的孤独与寂寞；柔桑性格温婉善良，面对自己的病痛，却依然要强颜欢笑；杨乾尘一方面沉浸在和柔桑的美好爱情之中，另一方面却要承受来自柔桑家庭的压力和自己内心的自卑。　

　　如果从上述分析来看，朱辉的知识分子小说似乎脱离了新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以形成的知识分子的文学惯例，他既没有选择宏大叙事，将人物置于“革命”的叙述背景之中，在重大的社会转型中让人物完成身份的转型，也没有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社会的播迁中去描述他们多舛的命运，在血与火中去观察他们的被压迫，并以此来分析中国社会特殊的阶层关系和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他也没有以夸张、变形或心理分析的方法，或设置特殊的情境逼出知识分子的灵魂，或直接深入其心，呈现他们复杂的心理世界，更没有据此祭起批判的大旗，对这个灾难深重而又卑微软弱的群体进行无情的解剖。我不知道这个说法能不能成立，朱辉是在用非知识分子的视角来观察和表达知识分子的，如果说知识分子文学传统在表现知识分子时大多使用的是加法，那么朱辉使用的则是减法，如果前者总是强化这一群体的特殊性，那么朱辉则是在尽量弱化。朱辉将知识分子还原为普通人，他们当然还是知识分子，但他们更是一群市民，是谋利者，生存者，是男人与女人，是丈夫与妻子，在这个越来越市场化的社会，在这个人人都在争取所谓美好、体面而尊严的生活的世界里，阶层的差别正在模糊，知识分子的标签已另作它用，“知识”已经成为工具和交易的筹码，身份的焦虑，阶层的对立，灵魂的苦痛已经是越来越遥远的事情。所以，朱辉笔下的人物虽然出入于大学、出版社、科研院所，但他们打理的都是日常生活，而与思想无关。我们看不到他们自觉的知识分子意识，他们的成功和失败，痛苦与欢乐，善良与险恶，美丽与丑陋，挣扎与彷徨，与他们所处的阶层无关，朱辉时刻在进行人性的分析，但这种分析是排除了阶层身份的，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基础上的。我以为朱辉的这种知识分子小说有两点还可以深入讨论，其一，他以这种去个性的方式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不断变化所带来的知识分子角色意识的淡化，知识分子作为曾经的社会精英或特别阶层正在失去其地位与功能而日趋大众化与平面化，他们的先锋性已经转型，他们思想的深度模式也逐渐解构，甚至，“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符号已经从社会的中心漂移开去，因此，知识分子文学也应作相应的调整。其二，以这种视角和写作方式反观知识分子文学传统是否能反过来发现它的夸饰与遮蔽？知识分子文学一直是由知识分子来完成的，这种方式极有可能带来它的自恋与过度书写，这种过度书写必然夸大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强化了这一阶层的排他性与特殊性，畸形了它与社会的关系，看来，对知识分子文学传统应该来重新认定，慎重检讨。　

　　三　

　　不管是中短篇还是长篇，朱辉的小说走的基本上是日常叙事的道路，朱辉是温和的，在他的小说里，不存在你死我活，他不是逼问，他不是那种以尖锐和力量见长的作家，他追求的是体察与逼近，一种对人物心理贴心贴肺的描写。或许朱辉的这种方式更符合我们的当下社会，不再有什么非此即彼，大是大非，类型化的分割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对人性的追问和探索，倒是那种融入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更能揭示当代人的生存状态。比如前面所阐述的他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关注，他抓住的就是当下作为普通人的知识分子的自然面貌，朱辉没有对他们进行形而上的设定，而是将他们还原到了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当中，努力展现他们在生活中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进而努力透过日常生活的表面直指人物的内心，从最朴素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想、灵魂、道德、操守，在面对就业、家庭、情感和欲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是不堪一击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他与大众一样，不见高尚，但也不一定卑下。　

　　如果说到日常生活叙事，朱辉最成功的是长篇小说《白驹》。《白驹》讲述的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结束这样一个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一人一马的曲折命运。抗日战争时期，炳龙来到日占苏北小镇白驹的一家烧饼店做学徒，他深得师傅的真传，同时和师傅的女儿兰英暗中相恋。但是在一场对镇上日军的突袭战中，师傅被流弹打中丧生，炳龙于是成为了烧饼店的掌柜，并和兰英结为夫妇，还意外地获得了一匹日军走失的白马，不久兰英怀了身孕，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倒也和和美美。好景不长，炳龙因为和新四军做战略物资生意而被告发，自己被驻镇的国军捉去不说，兰英也因此被新四军带走，最终因为肺炎死去。万念俱灰的炳龙无心过日子，却在隔壁寡妇红枣儿的鼓励下慢慢恢复了生活的信心。炳龙和红枣儿走到了一起，托着小心想过安稳的日子。但是他们平静的生活又被红枣儿丈夫的突然归乡打乱了，原来红枣儿的丈夫友根并没有阵亡，反倒做了国军的一个小官，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衣锦还乡。强势的友根和木讷的炳龙展开了一场争夺红枣儿的战争，而豪爽得如梁山好汉般的打更人达广在暗中帮助炳龙，最终炳龙带着红枣儿离开了白驹镇，达广骑着白马不知所终，友根最终也被解放军打走了。　

　　这部小说是朱辉的小说中唯一一部离开了当下时间和空间的作品，但是这样一部所谓的抗战题材的作品却脱离了一般战争小说的套路。对战争各方正义与非正义的讨论被朱辉完全搁置了，所谓战争，在朱辉的笔下不过是一场兵来将往的过程，对于普通的白驹人而言，在这场战争中真实的只有那些与他们息息相关的生意，只有须臾不可缺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在作品中，战争的要素都有，一样不少，有人物，有冲突，有场面，有生死，但它就不在叙述的中心，无论是对于日军、国军还是新四军，战争自始至终都只是作为那个年代白驹镇日常生活的背景而存在的。对于白驹镇的人来说，战争只是一种他们不愿意看到却又无力赶走的事情，于是，只能如对待其他事件一样听天由命。没有战争的时候，他们是一种活法，而有了战争，他们不过是换了一种活法而已。当战争被镶嵌在日常生活中的时候，它的目的性、正义性或非正义性都被解构了。这样，到了朱辉的笔下，战争的残酷和日常生活的温和之间既冲突对立而又水乳交融，构成了一幅奇特的景观。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平和而朴实，絮絮叨叨，完全是一种闲话家常的姿态，一种温吞的流水账。《白驹》在向我们展示战争对普通人命运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向我们展示着人的性格与生存状态对战争的妥协和适应，而这样的适应，在一般的战争文学中常常被忽略。毫无疑问，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视角与策略，它们之间是一种互为补充、互相说明而不是对立的关系，只不过人们更习惯于以第一种方式来言说战争，其实，以日常生活的视角来书写战争，甚至将战争日常生活化同样是应该存在的对战争的一种认识，它的前提是，日常生活是物质的、连续的，因为它承担着人们“活着”的功能，它也是一种历史，任何一种重大事件与日常生活都是影响的，而且，从长远性与深刻性上看，后者都对前者起着相当的作用并留下印记。只不过这样的工作很少有人去做。《白驹》写作与发表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后，当时文学界曾经推出了折批量的此类题材作品，怎么看《白驹》都显得那么特立独行，其实人们对如何表现那场战争已经作了许多的努力，人性、反思等等，但《白驹》中呈现出来的战争还是不一样，它被白驹镇“改写”了，被白驹镇的老百姓看平常了，没了轰轰烈烈，没了英雄气，到最后，军人、战争，都融入到了那个小镇，那片土地，那段日子。现在看来，这部长篇小说在当代战争文学上的意义还远没有得到阐释。　

　　一旦进入日常叙事，小说对知性因素就比较依赖，当然也可以变成主动的追求。我说的小说的知性因素就是指小说对其叙述对象感性层面与知识层面的尊重和再现。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何时何地，小说中的人物如何安排他的生活，这些都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于是，另一种小说性状也就随之而来，这就是地方性。不知朱辉的这部小说有没有原型，但如果对苏中里下河地区，对苏中平原，对1940年代那里犬牙交错的战争有一点了解的人都会感受到《白驹》在写实上的功夫。小说对战争时代一个苏北小镇的日常生活做了全景式的描写，烧饼店、药店、剃头店、澡堂子，还有打更的、盐侉子、要饭花子……可以说，朱辉在《白驹》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朱辉自己就曾说过：“《白驹》确实是有背景的，它有方言有民俗，那只是因为我比较熟悉那个地方。熟悉和深入是我选材的标准。既然写了民俗，用了一点方言，我就想做得地道一点。” 不仅如此，作品对苏北乡镇的文化非常稔熟，在作品中，这些文化并不只是显在的风俗，它是一个地方的人行为方式，是一个地方看待世界、解释世界、应对外部事件的路径与模式，说战争被地方化了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已经很少有青年作家如此看重地方表达地方了，对文学来说，地方与在现实世界中一样，是一个正在消失的存在，空间上的指称已经变得非常空洞，它们并不意味着区别。所以，本文在结束的时候想借朱辉的小说，特别是他的《白驹》表达我对地方现状的忧虑和对地方性写作的强调，我以为恰恰在地方性淡化，文化越来越同性化的时候重申一下文化的地方性是必要的，这种地方性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以及任何形式下存在的差异性文化，它是保证文化的多样性并最终给我们文化提供发展的种子与基因：“通常来说，地方文化都被认为是与全球相对的一种特殊存在。它经常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较小、存在边界的空间，生活在其中的个体经营着一种日常的、面对面的关系。日常文化的自然性、习惯性和重复性受到重视，每个人都是实践的主体。针对居民群体和物质环境（空间安排、建管物、自然条件等等）的常用知识库也是相对固定的；它在时间的流逝中延续下来，而且还有可能包含着将人们维系在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过去感之上的仪式、象征和庆典。” 我们确实应该从这些角度来理解地方。　

　　朱辉从事文学创作近三十年了，四部长篇，近百部中短篇，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对一个不是专职写作的、创作时断时续的人来说尤其难得。纵观朱辉的创作经历，尝试各种可能性一直是他写作的行为特征，朱辉是学理工的出身，《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别人的眼睛》等就在议论科学，长篇《天知道》更是在对科学进行反思，他戏称自己“咱们不光能写左手握右手的小说，也能写左手斗右手的智力小说” ，他还说科学的目的之一在满足人的好奇心。也许，理科的训练会让一个人相信规律，相信人对规律的掌握与目的的达成，并鼓励一个人不断地探索，这对一个作家建立自信、保持求变的姿态显然是有益的。《天知道》之后，朱辉已停笔多年了，现在又重返小说，这是让人高兴，也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