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废墟上的行吟——论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

2016年06月14日 10时39分 

  

  文明废墟上的行吟 

  ——论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 

  

  杨荣昌 

  

  散文创作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声势浩大的高潮,历史文化散文的异军突起,思想随笔的纷纷涌现,尤其是一批年长的学者以其渊博的学识,深厚的艺术造诣创作出的大量“学者散文”更是丰富了散文艺术的百花园,给原本疲软、柔弱、纤细的散文界注入了一股强劲的活力。这种新的审美视角、话语方式和文体创造改变了当代散文的创作格局,使主导散文界数十年的那种“诗化”的、小巧玲珑和精雕细凿的“杨朔模式”得到有效的激荡与肃清,出现了林贤治所言的“世纪末的狂欢”的景象,有评论家则把这一时期命名为“散文的时代”。夏坚勇的历史文化散文以其深邃的哲理品格,典雅的语言意趣以及丰富的艺术张力,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貌,在当代散文的困境中树立起了一块崭新的丰碑。 

  一、夏坚勇及其历史文化散文代表作 

  夏坚勇在从事历史文化散文专题写作前,曾出版过《巴黎女士》、《吹皱一池春水》、《夏坚勇剧作选》等数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和剧本集,并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和曹禺戏剧文学奖。他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其写作却一直在相对沉寂的状态中进行,这跟他长期坚守基层文化部门有关。在这种寂寞的环境中写作,远离了“明星式”的喧嚣,使他得以摆脱许多名缰利锁的羁绊与束缚,而以自己的艺术知觉去亲炙缪斯的芳泽,从而无限接近文学的本质。1993年,南京市《雨花》杂志推出他的散文专栏,标志着他文体创作的暂时转型,1997年,历史文化散文集《湮没的辉煌》由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并被列人该出版集团策划的“大文化散文系列”。 

  《湮没的辉煌》甫一出版即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并与余秋雨先生开历史文化散文风气之先的《文化苦旅》同被学术界誉为“双璧”。“全书以残存的漫灭不清的断垣残简为出发点,追述历史现象,描绘文人形状,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以感性的笔触探讨了文化与政治、文人与社会变革、文化与时代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敏锐的文化感悟所写下的这组系列文化散文,既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使行将湮灭的文明碎片重现辉煌,同时也有助于当下正进行的人文精神的反思与批判,有助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2002年,在潜心研读了大量的史料,并对大运河进行了数月的徒步考察之后,夏坚勇又推出一部厚重的匠心之作——长卷散文《旷世风华——大运河传》。该书“宏阔与精微恰到好处的结合,时间与空间富于艺术张力的交织,共同演绎了一个伟大生命多姿多彩的故事”在这部书中,夏坚勇再次显示出他卓越的艺术才华,对历史的精确评判,对社会的深刻剖析,对文明湮没的深情叹惋,以及对大运河沿岸数千年物华风俗的描摹再现,由着他的那支生花妙笔展现得淋漓尽致。由小说和剧本创作的方阵进入散文领域,暂时的文体转型夏坚勇非但没感到无所适从,反而凭借着两部集子确立了他在当代散文界的重要地位。 

  二、以文化批判为内核的理性精神 

  优秀的历史文化散文需要作家诗、思、史的交融互汇,通过诗歌打捞逝去的历史,在挖掘史实的过程中探析那些潜藏在历史暗角的人性与文明的光泽,从而显现出深沉的艺术思辨力量,开拓读者的审美视野。著名散文作家王充闾先生认为“散文作品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结合显示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作家不但要有雄视古今的大视野,而且还需具备穿透历史迷障的理性眼光以及强悍的哲学品格,以便对历史文化作出合乎今人审视品位的辨析与评判。其中,独立思想的作用是第一位的。思想的全部力量在于批判,对于一位追求尊严写作的作家来说,思想是其作品深度的一种标志。夏坚勇历史文化散文中洋溢着强烈的文化批判激情,但他有意回避过度的学理化论述,避免了沉重的理念压抑想象力和审美灵性,他的思想表达遵从情感的逻辑和诗意的表现方式,优美的语言呈现出的多是精神碎片与光芒。在《湮没的宫城》中,他感慨于中国的传统文人命运沉浮和悲欢荣辱与政治之间一直有着挣不脱的粘连关系,这种强烈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的文化人格必定是柔弱的、委曲求全的,他们的角色也只可能是统治阶级的“帮忙”或“帮闲”,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造成传统文人悲剧性命运的根源。他说:“这是中国文坛上的一种悖论:文学的前提是伪文学,而正义感的伸张则要以拍马屁为代价。中国文人就在这种悖论的夹缝中构建自己的文化人格。这样的时代,文人可以坐在书斋里勘误钩沉做学问,也可以根据民间传说和话本编杂剧、写小说(例如罗贯中和施耐庵那样)。却绝对出不了真正的诗人”。 

  在他的散文中,类似中肯又不乏精彩的语句段落不胜枚举。 

  在文明的废墟上行吟,夏坚勇的文化批判激情表现在对当代社会人文环境稀薄的忧心,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民族劫难的深刻反思,他的批判并非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地控诉历史,(尽管那种方式会显得更有煽动人心的效果)。而是对历史进行了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使读者的思维张力延伸到了文本之外。在《小城故事》中,他的历史叙事围绕着一个地点(江苏如皋)两条线索进行:一条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传奇;另一条是作者在“文革”时念高中的经历。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境,如皋小城人杰地灵,自古便是群英荟萃之地,通过对冒董二人爱情的叙述,逼真地再现了明末那段风雨飘摇的悲壮历史。而在作者少年书生飘零的记忆里,如血残阳下那血肉横飞的武斗早已定格成了一道永难愈合的心灵创伤。两条线索在时间上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通过戏剧式的组接,揭示出了相似的社会内涵,那都是豺狼当道、良知泯灭、人性堕落的年代,作者不惜现身说法,对荒诞扭曲的历史给予了无情的鞭挞。 

  三、营造具有剧场效果的特殊语境 

  语言的创造与表现力是衡量一位作家艺术禀赋的重要标尺,尤其在散文这种综合检验作家生命体验、知识底蕴、人格精神、艺术感觉和营造语境的文字功力的文体中,形象、准确而深刻的语言表达是其成功的关键。他的语言才华不仅体现在对汉语精粹性的娴熟掌握,而且表现在那些不无新奇夸张的联想比喻中,为他的散文写作积淀了丰厚的底蕴,这得益于多年的小说与剧本创作。特别是把小说的心理描写技巧和戏剧矛盾冲突表现手法大胆地引入散文创作中,使他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凸现于文字之中,延伸了散文创作深度,达到了对人自身的研究,使其历史文化散文增添了非凡的气象。他在散文创作中注重刻画人物心理,营造具有剧场效果的独特语境以烘托气氛,增强语言感染力。在封建时代,由于信息交流手段的落后,驿马成了传递军情的主要工具,因此,驿马的出现,预示着边关战乱频仍、烽火连天,牵动着整个国家上到帝王宰辅,下到黎民百姓的神经。在《驿站》一文中,夏坚勇并没有借题发挥,把文字渲染得轰轰烈烈,无限煽情,而是用一句看似轻描淡写的“一个古老而庞大的王朝,正在这马蹄声中瑟瑟发抖”便把天崩地坼的时代动乱表现得险象环生。由驿马的奔跑联想到一个王朝的分崩离析,通常是绕不过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的,唐代诗人杜牧那首脍炙人口的《过华清宫》,里面“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诗句对杨贵妃因喜欢吃荔枝而不惜劳民伤财的行为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夏坚勇的文字在涉及这段历史的时候,开篇并没有流露出鲜明的是非评判以附和历史的同期声,而是站在充分理解、同情女性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温婉的分析,他写道:“当杨贵妃远望着一骑红尘而展颜一笑时,那笑容背后并没有多么深刻的含义,她只是觉得挺开心,最多也不过有一种第一夫人的荣耀感,或许还会勾起一缕思乡之情,因为荔枝恰恰来自他的巴蜀老家。她绝对不会想到,在驿马经过的漫漫长途中,有一个叫马嵬坡的地方,已经为她准备了一座香冢”。 

  在《湮没的宫城》一文中,他叙及南明历史时,以饱蘸情感的笔墨赞叹了为民族复兴而奔走呼号的复社名流及其红颜知己,其中《桃花扇》以“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其重要的情节便是以崇高品节闻名于世的李香君以头撞地,血溅宫扇。夏坚勇说:“桃花扇底送南朝,当一个青楼女子倒地撞头、血溅扇面时这就不仅仅是对权贵的抗争,同时也撞响了南明小朝廷灭亡的丧钟。” 

  将两个不相连的画面用蒙太奇式的手法组接在一起,亦将自己的爱憎寓于幽默的笔墨之中,为读者开启了无穷的艺术想象空间。此外,诸如对史可法心理的揣摩(《寂寞的小石湾》),对朱棣近似变态的心理的刻画(《湮没的宫城》)等,都入木三分。 

  四、散文文本创新 

  在《旷世风华——大运河传》中,他把汉语的优越性又发挥到了一个更高的维度。他这样状写长城与大运河的关系:“我经不住朝那边(八达岭长城——笔者注)呼喊起来,喊声拖着长长的尾音,在暮色中一波接一波地传送。少顷,又一波接一波地回过来。我坚信那声波曾抚摸过长城,因为回声中挟带着苍古的风尘气息,甚至还传递着长城碟口那特有的顿挫有致的质感。在这一瞬间,我惊栗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大感情溢满胸际:我站在大运河的源头向着万里长城呼喊,而作为中华民族最具文化生命和魅力的两大工程原来竟靠得这样近,近得几乎一踮脚,一弯腰就可以牵手共舞,……古老的运河与同样古老的长城默默对视了几多春秋。这是雄迈与坚韧的对峙,是高远与深邃的对视,是冷峻与妩媚的对视,是阳刚与阴柔的对视,是铁马秋风与杏花春雨的对视,是石破天惊的伟烈与世俗生活常态的对视。” 

  在他的笔下,万里长城与大运河两种景致所蕴育的迥异的文化内涵纤毫毕现,涌动的激情,历史的沧桑,悲情浪漫主义的文字基调带给读者的不只是语言审美的愉悦,还有无尽的遐想与深沉的理性思索。著名伉俪批评家汪政、晓华评论《大运河传》,“不是一部如今常见的见理见情却不见物的空泛之作,而是能够让读者触摸出大运河的肌理,嗅得到大运河的氤氲水气,听得到大运河上的桨声,对大运河的两岸景物及风土人情有细致摹画的结实之作。作品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将史传记载、实物考察与民间传说结合起来,完整地勾勒出了大运河两千多年来从开掘到更道,先军事后漕运的由盛而衰的历史。”这部长卷散文的文本创新意义在当代散文史上无疑有着重要的位置。以数十万字的篇幅来集中摹写大运河这一具体的物象,其时间跨越二千五百余年,空间纵横数千公里,但仍写得丝丝入扣,描摹得栩栩如生,对那一幕幕逝去的历史远景重新进行了鲜活的复原,对涉及到的历史人物也做了合乎历史实际的客观评判,他驾驭材料的功力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散文创作的形式是史无前例的,为题材拓展和创作手法提供了许多新鲜可鉴的经验。中国当代文坛后来出现了一股长卷专题散文创作的潮流,遗憾的是,随着热潮涌过,真正经得起文学史汰洗的却寥寥无几,但笔者坚信,《旷世风华——大运河传》将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童蒙视觉的审美再现 

  在《湮没的辉煌》中,辑有一篇书写个人身世的散文精品——《母亲三章》。如果说以漫长的历史为书写对象的散文作品,文字表达容易落入公共话语俗套之中,那么,书写个人身世的作品,则更能折射出创作主体的心灵履痕,揭示出深层的人性力量。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童年经验对艺术家一生的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夏坚勇是个遗腹子,从小便生活在只感受得到母性温暖的世界里,是勤俭、坚韧的寡母以孱弱之躯撑持着家庭的正常生活。他童年时,才华横溢的大哥因患肺结核而不幸去世,这对全家是个毁灭性的打击,也使作者稚嫩的童心经历了残酷的死亡悲剧,促使他对于生命与幻灭的体验,远远超出了常人。作者以小说的笔调回忆母亲,其中最震撼心灵的场景我认为莫过于卖猪与偷吃羊肉的情节,那是一段在作者童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沉重记忆,也使读者感受到欲哭无泪的悲痛。他回忆年少时,在家里已穷得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母亲仍固执地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猪牵到市场出售,把卖猪的钱用来供他们姐弟俩上学。猪被卖了,家里过年没肉吃,倔强、坚韧的母亲为了给孩子弄点好吃的,不惜冒着被他人耻笑的危险,把别人丢在路边的一头病死的羊偷偷带回家,洗净后做给两个孩子吃。真挚细腻的文字风格使情感的张力远远超出了读者惯常的阅读期待,其审美意蕴也突破了平凡意义上的怀人恋物之作。夏坚勇从小饱尝了饥饿和受人歧视的痛苦滋味,内心滋生的深刻的痛苦体验和悲剧意识沉积为主要的生命经验,并转换为艺术创造的心理张力。在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我们可窥其悲剧化的历史意识,一颗富于同情和慈悲的心灵,以及对于生命尊严的执著信念和对涂炭生灵行径的强烈谴责。操劳一生的母亲逝世后,作者倍感惆怅,“暮云春树,逝者如斯,日子又朝朝暮暮地过去。生者仍在凄凄惶惶地忙碌,只是每当静夜或霜晨,尘世的喧闹暂时隐退以后,我便坐在窗前,燃起一支烟,开始和母亲探讨关于爱的涵义,关于永远难择而又难弃的人生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他只有把对母亲的爱深埋于心底,不断地品嚼着复杂莫名的人生况味。 

  结 语 

  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一部优秀的作品,其意义生成是丰富的,笔者对夏坚勇历史文化散文的解读与阐释也只可能窥其艺术堂奥的一个侧面。他历史文化散文的美学魅力来源于内在张扬的强悍的理性精神,以及奇幻绚丽的散文语言。归根结底,是创作主体凸现于文字中的坚挺的文化人格召唤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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