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作品

　　　　　　　　　　 

　　朱文，江苏宝应人，196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9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1994年辞去公职，现为自由作家、独立导演。出版有诗集《他们不得不从河堤上走回去》，小说集《我爱美元》、《因为孤独》、《弟弟的演奏》、《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长篇小说《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创作剧本《巫山云雨》（章明导演）《过年回家》（张元导演）均在国际上获奖。1998年发起“断裂”问卷调查，挑战旧有文学秩序。2001年编剧导演中国第一部DV电影《海鲜》获58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23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导演奖、15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奖。 

　　看女人 

　　我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我的朋友小刘。他全名叫刘贵祥，今年五十岁，属牛，大我一轮半，现在在土壤研究院的微机室工作。他是工农兵学员出身，在南京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东南大学）机械工程系学习过两年，毕业以后就进了与他的专业毫不相干的土壤研究院。这个文凭不硬，新时期以来他一直为此苦恼，很想得个机会去进修，但是始终未能如愿，后来他还是通过成人自学考试于一九八八年获得了大学本科的资格。那一年他虚岁四十，不但专转了本，而且一反常态地入了党。刘贵祥对我说（印象中其他一些年届不惑的朋友也都喜欢这么说，所以可以称之为不惑宣言），他现在的想法两样啦，虽然晚了点，但他还是想争取一下，弄个一官半职，也好换一套稍微大一点的住房。但倒霉事接二连三地到了，使他无力招架。先是六岁的儿子刘刚得了一场结核性脑膜炎，然后就是他老父亲的去世，再接下来是在老家的妹妹刘贵香梦幻般地被自己家的摩托车碾断了腿到省城来治疗，到了年底，他和老婆林志敏就分居了。分居三年之后，两人终于离了婚，法院把儿子判给了他。谈到其中的缘由，刘贵祥一直语焉不详。我问到他时，他也不正面回答，只是给我打比喻。平常他们两个人就磨合得不好，拌嘴斗气是家常便饭。林志敏是本地人，在水利研究所做会计，每次吵完架就把衣服揣进包里回娘家住上十天半个月。刘贵祥有时为了耳根清静还会故意挑起事端，干上一架，把林志敏干走。所以他们离婚是一点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刘贵祥真的有决心离婚。他这个人蔫儿叭唧的，有谋无断，我原以为他会和林志敏绑在一起沉到底的，实在没想到他还会浮上来。当然最先浮上来的还是林志敏，她的水性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有了外遇，而刘贵祥直到改革开放的中期才在自己家的床上发现这一点。　

　　在此之前他还发现了住宅楼高层供水不足的症结所在。当时刘贵祥还在土院的房产科上班，科长让他负责院家属区的旧楼改建工程。从中学开始他就爱好无线电，万用表、电烙铁、二极管等等一直是他生活的必需品，他的能力也在默默的实践中得到了稳步的提高。他动手设计了一个补压器，装在楼道的拐角处，外加一台小型的增压泵，从此这座楼四楼以上的住户就再也没有用水之虞了。就我所知，这是刘贵祥无线电生涯的巅峰。另外他还改良过电视机的电路，据说可以省电百分之七十，这项听起来很玄乎的成果通过了有关部门若干次的专家认证，并且被列入了那一年的省星火科技战略计划。后来不知怎么的就不了了之了，连他自己也不爱再提，似乎那成了他难以启齿的一个隐私。和那一次相比，这个小小的补压器却为他带来了不少实惠。起初土院的领导并不怎么重视，因为他们自己家大都住在四楼以下。但是补压器的名声却不胫而走，好几家单位都来请刘贵祥为他们解决困扰多年的高层用水问题。刘贵祥包工包料，一只补压器收一百块钱，而实际成本不到五十块钱。一只补压器管一座楼，而有时一家单位就有几十座老楼，所以刘贵祥不得不把我也拉来，在他家连夜赶制。我只能干些外围的粗活，主要工作就是做补压器的外壳。所有的工序都需手工完成，再加上工具不顺手，我干得累极了。所以我建议他把补压器的价格提高到每只一百五十块。刘贵祥一拍脑门说，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一百五十块一只的补压器仍然很好卖，于是我们又把价格提到了两百块。刘贵祥有了些不安，他非常顶真地对我说，不能再提了，再提就二百五啦，十足的二百五。房产科科长听说刘贵祥在外面干私活干疯了很是生气，但是一生气就有了灵感，他和刘贵祥商量了一个公私兼顾的方案。科长把科里的两个临时工派给刘贵祥，让他领着他们一起干，可以在上班时间光明正大地干，因为那就是他的新工作。虽然这么做大部分收益都被单位拿了，刘贵祥还是觉得不错，钱少挣了点，但是心里踏实，再加上单位还能在工具、场地等方面提供不少便利。　

　　房产科科长的脑袋要比刘贵祥活络得多，他更早地意识到这是一项专利。而刘贵祥本人只知道在一只补压器制作完成以后用黑墨把里面的电路板和所有部件统统涂上，以防别人窥破其中的奥妙。省里的专利局刚成立不久，刘贵祥去咨询了一下，申请专利还需要一笔钱，大概要两千块左右，他犯起了犹豫。这时科长非常慷慨地决定由单位出这笔钱。专利号很快就批了下来，不过专利权归刘贵祥和土院房产科共同所有。拿到专利证书以后刘贵祥又有些不乐意了，他跟我抱怨说，房产科是谁？男的还是女的？房产科还会搞发明吗？正好土院开始评职称了，在科长的关心下，这项专利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刘贵祥破例拿到了中级职称。他的心里又平衡了，也就不再追究专利权的归属了。年过半百的房产科科长被席卷全国的破墙开店之风吹得意气风发，他向院里申请立项，准备贷款办厂，大规模生产这种补压器。土壤研究院比它研究的任何一块土壤都更贫瘠，所以院领导听说有挣钱的路数，当然全力支持。筹备工作刚开始就碰到了问题，表面上看是产品的命名权问题，而实际上是利益划分问题。科长老用上下级关系来压刘贵祥，迟迟不和他谈钱的事。刘贵祥心里不舒服，于是他以一种老农民的固执坚持要把产品命名为“贵祥”牌补压器。而科长认为,“贵祥”这个名字不好听，太土气，而且这是土院的产品，用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怕是不妥。刘贵祥说，土院产品的名字就应该土气嘛，再说你总不能叫“土壤”牌或者“土院”牌吧，那就不是土气的问题了，完全就是土。最后，这个问题还是由院长亲自定夺的，他想了想，说，我看就叫“大地”牌吧，这里面有土，说明是我们土院的产品，而且“大地”听起来也大气。于是就这么定了，刘贵祥虽然心里不痛快，但是也不便再说什么。　

　　

　　就在贷款刚刚落实的时候，市场上忽然出现了一种叫做“水龙王”的产品，其功能与“大地”牌补压器相同，造型、工艺看起来都不错，而且卖得也不贵，单价是七十八块五毛。房产科科长和刘贵祥都傻掉了。房产科长傻掉之后头脑仍足够清醒，他买来一只“水龙王”，让刘贵祥拆开深入研究一下。而科长本人已研究过“水龙王”的外壳和包装，上面注明的出品地是镇江扬中县，从地理关系上来判断,“水龙王”的来路确实值得怀疑。刘贵祥的研究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怀疑,“水龙王”和“大地”工作原理基本相同，如果不是嫡亲兄弟，也至少是同母异父。房产科科长一拍桌子理直气壮地说，没关系，我们有专利证书，告他们！让他们赔钱，让他们关门！经过三个月的东奔西跑，房产科科长和房产科职工刘贵祥确实赔了不少车马费进去，同时还没开张的大地补压器厂也确实就此关门大吉。生产“水龙王”的厂家出示了多种证书，这是扬中县政府为了发展本县乡镇经济特地从广东引进的专利产品（专利号还比刘贵祥的要小一百多号），并且他们严正警告房产科科长，如果土院胆敢生产“大地”牌补压器，就得承担侵权的罪名。“水龙王”一边应付着“大地”的纠缠，一边从容地推出了第二代更新产品。国家专利局在刘贵祥的再三追问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工作有不够细致的地方，由于“水龙王”的专利登记在前，所以他们正在考虑注销“大地”牌补压器的专利号。刘贵祥不敢再追究下去了，如果他的专利证书被收回的话，那他的中级职称岂不是也要收回？还有那么多他亲手做的正在使用的补压器，如果让“水龙王”知道了，那可怎么得了！赔钱还是小事，这臭名声可如何担待得起！他越想越觉得这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对无线电几十年如一日的痴迷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搞了半天，搞了半辈子，搞出来的都是别人搞过的东西，再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从那时起他的兴趣开始向电脑转移了，很快又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六七十年代喜欢鼓捣无线电的人，要是换在刘刚十年代他们肯定会热衷于计算机，那份痴迷十分相像，我也说不清是什么道理。　

　　房产科科长的新事业就这样流产了，他比刘贵祥还要伤心。本来补压器的专利证书一式两份，一份刘贵祥留着，另一份由房产科保存。房产科科长把后一份撕成两半，扔进了废纸篓，准备安安静静地等待退休。关于专利权，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房产科科长先后有过多次堪称精辟的言论，给刘贵祥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初他动员刘贵祥去申请专利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专利那可是个好东西啊，小刘，就好比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女人，你第一个发现了她，但是她不是你的。你用黑墨把她的脸涂上，别人用鼻子就能把她嗅出来；你把她藏在地窖里也没用，她还不是你的；你整天拿枪守着她也守不住，没准你撒泡尿，她就跟人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和她去领证！领了证以后，她就是你的了，因为这专利权就像婚姻一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别的男人就只能看，不能干啦。懂了吧？肯定还有很多男人等着和她领证呢，所以你动作必须要快，一定要抢在前面。后来房产科科长又不无感慨地说，这个证看来领了也是白领啊，不属于你的，迟早都会不属于你。他妈的个头，专利权这东西想起来确实也不太合理，就好比大街上走着的一个女人，她只要在大街上走，就会不断地被别人看见嘛，你说对不对，总不能不让人看吧？为什么第一个看见的就可以干，第二个看见的就只能看呢？说到底，这都是人定的规矩，什么权不权的都是扯淡！刘贵祥离婚的时候还清楚地回忆起老科长的这番话，有了这样的理论准备，离婚这件事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痛苦。　

　　刘贵祥拉我过去帮他干活那会儿，我才十七岁，刚跨进大学校门不久，也是在东南大学，和他一样，只是专业不同，我在动力工程系读书。我之所以会报考南京的学校，而没到当时最想去的北京去，也与刘贵祥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说到。只要有我参与制作的补压器，哪怕是只出了一点点的力气，每只刘贵祥都坚持付我二十块钱。他原先坚决要付我三十的，经我更为坚决的要求才降到二十。我还是觉得太多了，就忙了那一阵子，竟然挣到四百多块钱。当时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四十元整（汇款单、橡皮章、每月十日，因为我父母他们每月五日发工资），而现在一下子额外多出差不多一年的生活费，我真不知道这日子应该横着过还是竖着过了。好不容易挨到放寒假的那一天，我二话没说买了一张火车票，就踏上了去塞外明珠哈尔滨的旅程。之所以选择去哈尔滨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我有一个哈尔滨籍的同学，叫张栋，和我玩得不错；其二，我喜欢“哈尔滨”这个名字，听起来显得特别遥远，为此我还专门查过字典,“哈尔滨”是俄语的音译，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　

　　没想到晒渔网的地方竟然会那么冷。火车出了山海关以后，车窗外肃杀的景象就迫使我不得不开始想像哈尔滨的天气（火车里有暖气，让人头疼，但是不冷），随着列车的行进，我想像中的气温也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到了以后我发现这东方的巴黎比我想像的还要冷，出了火车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天啦，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穿。我同学张栋家住在道外区一片像贫民窟似的平房里，全家老少三代九口人挤在不满二十平方的空间里，没有暖气，靠烟墙取暖。我的到来更增添了这一家的窘迫，他们对我越热情，我越觉得过意不去。房间被隔成好几个小间，最大的一间是张栋的老父亲和母亲住的。他父亲是个退休工人，上了岁数了，脾气很大，在这个家里绝对说一不二，每天晚上都要烫上一小壶酒，边喝边骂人，挨骂的主要是张栋的母亲。张栋的两个哥哥都已成家，到哪都夹着装烟叶的饭盒，他们和父亲一样，跟老婆说话时口气特别冲，动辄开骂。相对而言张栋的二哥骂得少一点，他喜欢动手。张栋的二嫂经常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眼泪汪汪地在锅台边飞快地包着饺子。我完全看懵了，心里想做男人原来可以做得这么快活，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同学张栋是他父亲老年得的子，再加上考上了大学，所以在家里虽然不吭声，但是很有地位，家里最大的一张床被腾了出来让给张栋和我睡。开始几天吃了早饭以后张栋就陪着我出门转，因为我衣服太单薄，所以我不得不套上一件张栋父亲的蓝色的旧棉大衣，再戴上张栋大哥的破皮帽。棉大衣的腋下绽了线，我走一段就要用手把露出来的发黄的老棉絮往里塞一塞。一般我们要转到天黑才回去，回去吃了晚饭又出门，去兆林公园看冰灯，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冰雪节，聚集了来自好多国家和地区的冰雕艺术家。回到家时张栋他们家里人都睡下了。我觉得张栋不愿意在家里多待，也不愿意我多了解他们家的情况。没两天该转的地方都转了个遍，中央街、斯大林公园、太阳岛等一接着一个，在刺骨的朔风中我觉得我的眼睛看不动了。我忽然一想，张栋把日程排得这么满，是不是想让我早点看完早点回去？他邀请我来玩可能只是随口说说的，没想到我这个愣头青说来就来了。眼看着还有十多天就要过年，我待在这里确实不方便。于是我便自己提了出来。谁知遭到张栋他们一家的激烈反对，他们说大老远来的，怎么能不过年就走？张栋的母亲眉头总是紧锁着，她说是不是嫌我们家穷，吃不上什么好的又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我一听吓坏了，赶紧收回了我的话。当时我对北方人有说不出的好感，总是担心自己不能欣赏北方人的直爽和豪迈，总是担心自己被北方人看做一个内心曲里拐弯的南方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不出门了，天寒地冻，确实没什么可看。张栋家里人也希望张栋能多待在家里，唠唠嗑，毕竟假期很短、很宝贵。我努力把自己当做张栋家的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去感受满足与快乐。能够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纷飞的大雪，这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吃饭的时候我大口大口地咽着我不适应的酸白菜，以表示我爱吃，这么吃了几天以后，我确实爱吃了。但是无论如何我无法适应他们的拉屎习惯。因为屋里没有卫生设施，那一带的居民都到一个半露天的公共厕所去解决问题。一跨进厕所我就惊呆了，满地都是屎橛和尿迹。但是你尽管迈步进去，因为寒冷的天气已经把所有肮脏的东西冻得像铁一样硬，不但一点不黏脚，而且还没有一点臭气。但是坑位上结着厚厚的一层发亮的冰，蹲在上面总觉得要滑倒。如果一时半会儿拉不出来，你就得马上收场，不然屁股会被冻掉。接连几天我都没法大便，张栋只好领我去附近的儿童医院上厕所（一站多路，暖气，极大的享受！）。儿童医院的大门口有一个有轨电车的车站，每天早晨当我从医院出来时正是赶着上班的高峰时间，站牌下总是站着一大群人，嘴里喷着白汽，不时地跺着脚。我喜欢站下来看一会儿。哈尔滨的女人普遍毛孔比较粗，浓妆艳抹，皮肤透出青白色，总带给我一种结实又实在的感觉，而男人大多看起来拖沓、黯淡，浑身一股莫合烟味。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样的女人就是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的，做饭、生孩子、挨骂，心里难免生出一种莫名的不平的情绪。　

　　我注意到一个背影。差不多有一米七的个头，挺拔，上身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夹克式羽绒服，像高粱种子一样饱满，两腿修长，脚蹬一双黑色的马靴，一条又粗又黑的辫子拖在脑后，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白色的长围巾。电车到站的时候等车的人一窝蜂地往上挤，而她落在人群的最后面没有动。电车开走以后，站牌下剩下不多的几个人。她朝前站了站，转脸向来车的方向瞟了一眼，又转回去朝着大街。由于她动作太快，我没能看清她的模样，只觉得她的睫毛似乎特别长。张栋有点冻得受不了了，他催我说走吧，我恳求他再等片刻。但是过了好一会儿，她都没有转过脸来。我心里想不看也许更好，因为背影如此好看，那张脸如果平平或者很丑的话，会让人觉得很难受的，而事情往往又总是如此。仿佛是为了驳斥我的想法，她忽然完全地转过脸来。一双清澈、碧蓝的大眼睛，微微向里凹，比这一月的寒风还要冷。我又一次被惊呆了，只觉得喉咙口发紧，热血上涌。她看着我这个方向，但是在那双空阔、深邃的眼睛中我找不到那个有些慌乱的自己。我低下头，脸羞得通红，好像我刚才的想法已经被她察觉。我都没敢细看她的脸，当她脸转回去的时候，我的脑袋里才开始回想她的五官，始终想不真切。我很想上前两步和她站到一条线上，那样我可以装作很自然地侧脸看到她，但是旋即我又想到自己这一身打扮，破皮帽、旧棉衣，当时我确实自惭形秽，没有勇气让那样一双眼睛去看到我的穷酸相。但是不再看上一眼我又于心不甘，所以我为难极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而心力却在无声无息中耗尽。当电车终于把她哐当哐当地载走时，我松了一口气。这时我才想起张栋来。他已经走出去一小段，正站着等我，缩着肩，套着手套的双手合拢着罩着鼻子。他冲我一甩头，示意我跟上他。　

　　张栋对我刚才的表现并不太在意，他边走边轻描淡写地对我说，是二毛子。我没听懂，他进一步为我解释了一下。远在沙俄时代就有不少俄国人逃难到哈尔滨，他们就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几代下来以后，除了那些难以改变的生理特征，他们与当地人已没什么区别。那些纯种的俄国人被称作老毛子，而那些俄国人与中国人的混血儿就叫二毛子。我问他，是不是所有的二毛子都这么好看？张栋说，也不是，有的特别丑，丑得像头肥猪。尽管张栋的语气中颇多轻蔑的成分，但是我还是马上想到安娜·卡列尼娜、冬尼娅和脖子上的安娜等等，回忆起一个形象，联想着那双眼睛，心就狂跳一阵。为了不让张栋觉得我少见多怪，我就没再吭声。第二天早晨去上厕所时，我没有穿大衣也没有戴皮帽就走出了门。张栋的母亲说，这样不行，大侄子，你会冻成冰棍的。我说，没关系，反正没多远，我跑着去，就当是早锻炼。张栋的脸色很不好看，我估计他已敏感地想到，我是因为那套行头难看而不肯穿的。但是我烦不了那么多了，坚持要这么做。张栋没有办法，最后对我说了一句带有恐吓色彩的话，你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不适合锻炼，因为这么冷的空气猛吸进去会把你的肺呛坏的！但是结果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我虽然被冻得直流清水鼻涕，但是自我感觉好了许多，我想如果再见到那个二毛子的话，我会站到她的跟前去以便更仔细地看看她。因为我已走熟了这条路，所以张栋提出不再陪我去了。每天他去那个半露天公厕拉屎时，我就动身往儿童医院跑。我乐意如此，因为一个人更自由，不用顾忌什么。全天之中就这一小段独处时间，所以只要在风雪中还抗得住，我就尽可能地在外面多盘桓一会儿。　

　　一连几天张栋家里人好像在悄悄地合计什么事情，而且看他们的神态，还是一件什么大事。张栋似乎不想让我知道，我在旁边的时候，张栋就沉着脸让家里人不要再说了。有一次他大嫂子忍不住叫了一句，就说给你同学听有什么关系！但是张栋马上就急眼了，死活不让说。我自觉地走到外屋去，逗他们家大哥二哥的孩子玩。年关更近了，节日的气氛更为浓烈，我愈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张栋的二哥从外面扛了一条巨大的猪腿回来，全家人都来看，都说这个后丘买得好。他们家的年货包括包好的饺子都用塑料布盖着，存放在门外的一间小披屋里，那里是天然的冰箱。但是晚上睡觉之前都要记得把那条猪腿扛到屋里来，以防夜里被人偷掉。平常的饭桌上仍然没有什么肉，至多有很少的一些腌肉丁，以酸白菜和粉丝为主，这样的食物一定要趁热吃，如果凉了再吃，我觉得就容易伤感。鲜肉是留到过年才吃的，还有，他们把青椒也叫做青菜，好像比较贵，也要留到过年才吃。可能是天气的缘故，我特别想吃肉，想吃肥肉，最好能让我大块大块地吃，但是我知道这一家的每一项支出都是精打细算的，不能随便打乱，不是不够慷慨，而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每当我想吃肉时，我都为我的想法感到羞愧。　

　　

　　大年二十六的早晨张栋有些含糊地跟我说，今天不能陪我，他要跟他爸出去办点事情。我当然说，没关系，你尽管去好了。我注意到他穿了一身格外整洁的衣服，他老爷子也一改平常邋里邋遢的做派，穿了一件海军蓝的呢大衣，有好几道有些发白的整齐的褶痕，扣子都镀了金，亮闪闪的，只有左边袖口的扣子是一枚普通的塑料纽扣，显然是后来补上去的。他老人家还专门刮了胡子，刮得很干净，只有下巴底下还残留着几根半黑半白的，被他的孙子指了出来。他老人家用手摸到那几根，坚决地用力把它们生扯了下来，然后便咳嗽着出了门。我的同学张栋提着两瓶酒和一只扎好的礼盒小心地跟在了后面。那一天我过得特别压抑，张栋不在，我觉得坐在这个家里等着吃饭有点尴尬，又不能把遭到冷遇的情绪表露出来。到了中午张栋的大嫂子注意到了我，她小声地对我说，大兄弟，我跟你说，张栋跟俺爸去看对象了，这件事家里早商量好了的，就等张栋放寒假回来双方见一面。我说，帮谁看对象？大嫂子说，就张栋呀，俺爸岁数大了，希望小儿子这件事早点定下来，也好了了他的心愿。没有时间陪你，你可别生气呀，大兄弟。我连忙说，哪能呢。最后大嫂子关照我说，千万不要跟张栋说我告诉过你，不然他要发脾气的，他大概怕传出去会被你们同学笑话吧。我感到相当诧异，我问道，张栋会发脾气吗？大嫂子说，哎哟，脾气可大了，在这个家里除了老爷子，就数他啦。直到傍晚天色擦黑时那父子俩才回来。老爷子已经喝多了，说话嗓门特别大，吩咐张栋他妈赶快把床整好，他要躺下先睡一觉。他妈说，现在睡呀，还没吃饭呢。老爷子用唱戏的调子说，老婆子，不吃啦，已经吃饱了。张栋好像也喝了酒，连耳朵、脖子都是红的，坐在床边眼光发直。一家人都拥到里屋去问情况，似乎这一趟看得很满意，全家人都很喜悦。（张栋大学一毕业就和那个相中的姑娘结了婚，第二年有了一个女儿。这两件事都甚合张栋老爷子的心意，他已有了两个孙子，很想有个孙女，于是张栋就生了一个女儿。第三年张栋的父亲心满意足地死于心肌梗塞。）为了让他们畅所欲言，我披上大衣出了门，原想是去厕所小便，却越走越远。　

　　我一路走一路问，倒了好几趟车才到了火车站。过年前往南方去的所有车次的票都卖完了，我多花了五十块钱才从一个票贩子手中买到了一张大年二十八去上海的票，而且没有座位。但是我握着这张票心里觉得踏实了许多。等我回到张栋家时，已是晚上九点多（天黑，风雪，差点迷路，最后还是儿童医院帮我确定了方位）。张栋他们全家的女眷和孩子都在灯下坐着，桌上饭碗杯盏什么的还没有撤。见我安全回来了，她们全都松了一口气，张栋母亲数落我说，你到哪去了呀，也不吭一声，张栋他们全出去找你了，连他爸都去啦，你到底去哪了呀？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于是没敢照实说，只是说出门随便转了转。大嫂子也对我说，你不知道，大兄弟，哈尔滨的治安不好，不比你们那，杀人越货的特别多，尤其像你这样的外地人经常出事，一刀捅了随便往路边雪里一埋，谁也找不着。说话间张栋的父亲从外面进来了，摘下帽子拍打着身上的雪。他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埋头往里屋走。大嫂子二嫂子连忙站起来，把凳子移开给他让路。我也赶紧站了起来，紧贴着墙。过了一会儿，张栋他们弟兄三个陆续回来了，鼻头都清一色地冻得红红的。二嫂子下锅台把桌上的饭菜再热一下，因为张栋他们为了找我都还没吃饭。张栋的母亲吆喝两个孩子赶快回去睡觉，孩子赖着不肯走。要是在往常这两个孩子早睡下了，因为我的过失，他们得以多玩了一会儿，他们似乎很珍惜这样的机会。我们吃饭的时候，老爷子在里屋一个劲地咳嗽，咳得很厉害。张栋的母亲有些抱怨地说，肯定是受了风寒。我听了心里很难受，很自责，就因为我的一点小意外，竟然连带着把这一大家子的生活给搞乱了，实在不应该。我希望这个家里谁能站出来骂我两句，那样我会好受些，但是没人这么做。张栋他们弟兄三人全都沉着脸不说话，很响地吃饭、喝汤、擤鼻涕。　

　　终于躺下的时候，张栋在黑暗中压低了嗓门对我说，你去火车站的吧？我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知道？张栋没有回答我，而是继续问道，买到票了吗？我说，买到了，后天上午的。张栋翻了几个身，没有说话。我知道他对我的行为一定感到很不满。我们睡在一个被窝卷中，他的不满更加让我局促不安。但是我转念一想，这么多天来我确实拿不准他和他一家到底是不是希望我留下来过年，我使劲地观察了还是拿不准，所以我这么做也没什么可指责的。就在我被烟墙烘得半梦半醒的时候，张栋忽然一骨碌坐了起来，他对我说，你实在要去火车站应该告诉我，我可以陪你去！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嗓门偏大，这个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听清他的话。我觉得问题严重了，连忙也坐了起来，上下摸了几把，终于摸到了他的胳膊，一把把它抓牢。我近乎哀求地对他说，千万别误会，我并没有打算去火车站，这完全是个意外。没想到张栋全神贯注地等待着我的进一步解释。有句老话说得很好，一句谎言会带来更多的谎言。现在我只能硬着头皮为张栋编造一个所谓的意外了。我的脑筋还没有彻底醒过来，还处在刚才那个梦的惯性中，所以我只好顺着我的梦往下说了。还记得那个二毛子吗？我从儿童医院上完厕所出来，正准备回家，她从我后面冲上来，向车站奔了过去。四十一路电车正在靠站。她从我身边跑过时带起了一阵香气袭人的旋风，使我站立不稳。我看到她先在后车门站着等了一会儿，又迅速地跑到前车门上了车。自始至终我没能看到她的脸，当时我想今天我看不到的话，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再碰到了。于是我在后车门就要关上的刹那毅然蹿上车去。车开动起来以后，我想往车的前面挪一挪，但是车里非常挤，大家穿得都很臃肿，所以根本动弹不得，我只能眼巴巴地伸长脖子往前面看，但是她被遮得严严实实的，从任何角度都看不到。我只能看见两排握着吊环的手。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眼把她的手从几十只手中认了出来。只有那只手才会是她的手，近乎透明的皮肤下面一定流淌着淡蓝色的血，而对我来说，那简直不是血，是酒精中的酒精。车到站有人下车的时候，我就不失时机地往前移一移。眼看着那只手越来越近了，我已能用我发热的目光慢慢地把它的每一个毛孔注满，我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她的手虽然裸露着却永远不会觉得冷。等我们肩并肩时，我是不是应该鼓起勇气和她说句话？我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这时她下车了，我也尾随她下了车。为了不让她发现我，我一直注意保持着与她的距离。她逛街的时候，我也逛街；她上车的时候，我也毫不犹豫地上车。天黑了下来，我就让自己离她近一些，以免走失；路灯亮起，我又让自己退后几步，回到原来的位置。我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已经被完全地摄入了我的瞳孔，所以我的眼球发烫。夹着雪花、沙砾的风肆意地冲刷着我的双眼，我的眼角止不住地流泪，但是每一滴泪水中都凝聚着她的影像。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了，当然我原本也不知道；我辨不出东南西北，我也没想到有辨的必要，我只知道前面的她是我惟一的方向。要不是有人上来跟我兜售火车票，我还不会意识到自己已站在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张栋有些不耐烦了，他打断了我的话，二毛子有什么好看的！说完他重新躺了下来，身体翻了几翻，把被子裹了大半过去。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了我的解释，反正我自己已经信了。　

　　

　　在张栋全家上下一致的热情的谴责声中，我带着三头酸白菜（张栋的母亲,“回到南方你就吃不到了”）和满腔的歉意上了火车，到南京还需要经过四十几个小时的颠簸。进了山海关以后，酸白菜就开始化冻，水不断地从我脚边蜿蜒流到过道上。哈尔滨籍的列车员（长相、说话都有点像张栋的大嫂，让我倍感亲切）对我很有意见，我不得不把装酸菜的塑料袋挂到车窗的外面。车里的暖气让我昏沉沉的，想吐，使我开始想念张栋家的烟墙，那里多么舒服。我把整个哈尔滨之行回忆成一座晶莹剔透的冰雕作品，作品的名字就叫“少女”，模特儿就是那个二毛子。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在兆林公园的冰雪节上亲眼见过这座冰雕。那个形象用坚硬的冰重新塑造以后变得更为确凿、更为单纯，没有了肤色、血统，没有了明确的年龄，也使注视她的眼睛感到清凉、惬意。这时又有一涓细流缓缓地流到了过道上。列车员恼火透了，拿着拖把过来，边拖边骂我。我感到很委屈，低头往座位下看了看，下面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水。为了得到这个座位，我在火车上已站了五个多小时，小腿都站粗了，我没有力气和列车员争辩，闭上眼睛靠在靠背上休息。但是五分钟以后那个列车员一脚踢在我小腿的酸筋上，她对我嚷嚷道，你看！你看！我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不解地看着她。我想她那张方方正正的脸我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左边腮帮子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厚厚的粉底霜下像一颗雾中的星星在闪烁，我早看到了，我不知道她还要我看什么。列车员把拖把狠狠地往我两腿之间戳了过去。我低头一看，真是见鬼，我的脚下怎么又有一摊水。我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列车员拼命地解释，这不是我造成的！不信你可以看，我座位下什么也没有！列车员弯下腰往座位下面看了看，又四处看了看，然后对我说，那哪来的水？我说，不知道，我刚才在睡呢，我怎么知道？列车员用探询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坐在我身边的旅客，他们大都表现得与此事毫无关联，但是对此事的发展很有兴趣。列车员把吸足了水的拖把放进铅桶里，狐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为什么在你的脚边，不在别人的脚边呢？几乎整整一个车厢的旅客都在注意着我，我感到耳根发热，我对她说，什么意思？列车员有些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她说，问我？你自己心里清楚！说完，她提起铅桶气呼呼地走了。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消失在车厢的尽头，真想一头撞破车窗跳下车去。一辆满装着烧鸡白酒的小推车重重地顶在我的脚后跟上，一个男列车员握着一把起毛的角票也不说话，歪着头等我让开。我无奈地坐了下来，垂着头，不停地做深呼吸。我先抬起左脚，又抬起右脚，看了看鞋底，然后又偷偷地瞅了一眼我的胯下，都是干干的，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坐在我斜对面靠窗口位置上的一个抽老式烟锅的老头在我抬头的刹那冲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跟列车员计较，这个举动当时让我感动得够呛。这个老头喜欢不脱鞋像只斑鸠似的蹲在座位上，被那个列车员也骂过几次，他老人家心里想必也不甚痛快。我觉得好受了些，头靠在靠背上，重新闭上了眼睛。但是我的精神还是高度紧张，过一会儿就要睁开眼往脚下看一看。这个旅程已经让我厌烦了，我想到即使自己能够充分地睡上一觉，醒来之后也还到不了南京，心里就控制不住地着急。我只好强迫自己想一些高兴的事，却发觉那些所谓的高兴的事其实都带着淡淡的悲伤。有一个喉音很重的嗓门叫了一声：嘿！我警觉地睁开眼睛，是那个老头，他又蹲在了座位上，裤脚很短，都缩了上去，露出两截干巴巴的满是鳞皮的小腿。他用吊着烟袋的烟锅指了指我的脚下。在我的两脚之间又出现了一小汪水，正在向四周漫开。　

　　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水是从哪来的，我审视着四周旅客的面孔，他们全有点幸灾乐祸的神色。我隐隐地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阴谋中，车厢里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同谋，我无从查起。与其在这里等着那个列车员来骂，不如马上离开。我刚站起身准备走，就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侧身坐在了我的位置上。她的动作太快了，使我怀疑是她做了手脚。当我回头盯着她的脸时，她连忙又从座位上欠身站了起来，问我还要不要坐？那张平展展的脸是那样朴素，使人无法相信她会有什么坏心计。我跌跌撞撞地一直走到两节车厢接合的地方，靠着车壁站了下来。这里没有暖气，而且漏风，所以没人愿意待久。但是我觉得舒服了许多，虽然冷一点，但是空气新鲜，不像车厢里那么闷。另外心情也放松了下来，我甚至站在那里睡着了一会儿。我双手捂住一个短暂的梦取暖。我忽然想起行李还搁在行李架上，有些不放心，想过去张一眼，谁知刚一迈脚，就听到脚下的响声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天啦，站立的地方全是水，正顺着钢板的缝隙滴向那条滚滚向后的铁轨。到底是哪来的水呀！我狠跺了两脚，急得快哭了出来。我神经质地来到过道上向两侧的车厢看了看，暂时没有人过来。我回到那摊水边蹲了下来。水看起来很清，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想嗅嗅有什么味。手指接触到水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水冰冷的，就像是刚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水。恍惚中我想到那尊叫“少女”的冰雕，一定是她在通往南方的路途中开始融化了。除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如果我不想一路滴着水遭人嫌弃的话，我就必须尽快地把她忘掉，那个冰美人只属于千里冰封的北国，你无法把她带走。于是我凝神屏气地扒着手指数数，不让自己的脑筋有片刻的偏离，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只要厕所没人，我就让自己在有下水道的厕所里站着。　

　　

　　回到南京时已是大年三十。车过济南我就开始发烧，我想我肯定是要病一场了。我一路硬撑着，直到最后提着三头稀巴烂的酸白菜栽倒在刘贵祥的家里（学校宿舍肯定已经封上了，我没处可去）。刘贵祥一见到我就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他嘴四周长了一圈的燎泡，显然他已经急坏了。放寒假时我只给家里去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不回家，想利用假期做一番“社会调查”（这个词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时髦）。他们收到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事先申请的话，他们准不同意。我也没有跟刘贵祥讲，因为他肯定会打电话去请示我母亲。我父母收到信时立刻打电话给刘贵祥，后者放下电话就直奔我宿舍，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刘贵祥认为这是他工作疏忽造成的，一再向我母亲自我检讨，并且供认了曾付我四百多块钱的事实。我母亲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她严厉地批评刘贵祥，怎么能给那么多钱呢，那孩子手上钱一多准出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刘贵祥因此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对我大喊大叫，所以在对我大喊大叫一通之后要我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他说，先帮我存着，这是我妈关照的。然后他就下楼给我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并且已在他的掌握中。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刘贵祥家过的，一则是因为不赶趟了，从南京到我家坐长途汽车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车次又很少；二则是因为刘贵祥不想让我家里知道我已病倒。但是刘贵祥家倒霉了，只能用照顾病人的方式来过年。他老婆林志敏在我昏睡的时候捏住鼻子把那三头已经发臭的酸白菜恨恨地扔进了垃圾箱。　

　　现在我得交代一下刘贵祥和我的关系，说起来还颇有渊源。他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是顶优秀的学生，但是是顶好学、顶听话的学生。刘贵祥读中学那阵子，正是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父亲被隔离审查（海外关系、特务、发报机），母亲从县中被遣送到一所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教物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读书，尤其是在农村，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偶尔有一个愿意教的，更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走运碰上一个愿意教的。但是刘贵祥最早出入我们家与学习无关，是带着重要的任务来的。他家庭出身不好，是镇上小业主的后代，脸又太白（是惟一一个抹雪花膏的男同学，常被讥笑），他被组织上派来监视我母亲的一举一动。因为我母亲被怀疑是特务父亲当然的同伙，但是她不好惹，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作队都惧她三分。刘贵祥想好好表现，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也好改善一下他的现实处境。当时框式收音机还是稀罕之物，但是我们家有，是红灯牌的。刘贵祥固执地把它拆开，以证实里面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隐藏着一个发报机。他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但是无法把它再装回去，被我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当时他还不是无线电迷，我母亲还没有为他启蒙）。他把我们家七八摞旧报纸统统搬出来，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考消息》，一期一期地核对，发现少了两张，怀疑已被我父亲弄到国外换了美金。最艰难的工作是他试图破译我们家的密码。我的父母都是闽南人，他们彼此用闽南话交谈。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家里只讲闽南话，因为我奶奶不懂普通话。在苏北话的氛围里，闽南话恍若天音，很自然地被怀疑成特务组织的联系暗号。刘贵祥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工作笔记，三天两头地像件新家具赖在我家里，只要听到我母亲说一句闽南话，就立刻上前追问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如获至宝地用汉语拼音把它记下。我奶奶经常拿着笤帚像撵小鸡一样把他撵出门去，刘贵祥便向上面汇报说，这个南蛮奶奶目光凶狠，很有可能是这个特务组织隐藏最深的头子。可惜他的工作两边都没讨到好，只使他在学校里更加被人瞧不起。他有一个优点，任凭我母亲怎么骂，刘贵祥都不生气，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坐着，但是就是坚持不走。有时他看看四下没人，还迅速地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或者帮我家拉一车煤球。　

　　到我记事的时候，不愉快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家的境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刘贵祥还是常到我们家来，但是已不是密探，而是一个无线电迷，在我母亲的指导下，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无线电迷。他起初学无线电有着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家庭的原因，招工招干招兵都不会轮到他，刘贵祥想有个一技之长，以后也好摆个摊子帮人修修收音机什么的。是我母亲纠正了他，一个年轻人不能这么计划他的未来，他应该有高一点的志向。我母亲这个人心地宽厚，对我父亲以外的任何人都能做到既往不咎，而刘贵祥一直觉得心中有愧，从此对我母亲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经过这么多年，事实已经证明他对我母亲的尊敬是真实的、由衷的。插队的那段日子是刘贵祥最绝望的时候，他一有机会就一身泥巴地跑到我家里来哭诉，我母亲总是耐心地安慰、鼓励他，借书给他看，并且帮他跟校长说，让校长同意他把学校厕所里的大粪挑到他所在的生产队去交差。后来我母亲又跟校长说，让他帮忙把刘贵祥弄到学校实验室来做临时工。这是关键的一步，刘贵祥终于有了时间和条件去补习功课，重新树立过一种有知识生活的信心。再后来还是我母亲跟校长说，让他出面四处找关系，最终让刘贵祥得到了去南京上学的机会。我母亲对校长具有绝对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校长就是我父亲。应该说刘贵祥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从小就学着我父母叫他小刘，他有了儿子之后我还是习惯叫他小刘，只是到了近几年刘贵祥老得厉害，甚至看起来比我父亲还老，我才改口。但是一改口就麻烦了，我真不知道叫他什么合适，干脆什么也不叫了。我小的时候有望呆的毛病，一望上就不知道回家，有路我就顺着走下去，没完没了。有好多次都是小刘把我找回去的。小刘喜欢带我玩，和他在一起，我妈就比较放心，但是我不喜欢跟小刘玩，印象中他惟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会双手倒立，但还不是通常所说的拿大顶，他必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棵树才能勉强立起来，动静特别大，但是经常不成功，为此还摔伤过脖子。每次我不高兴时他就双手倒立来取悦我，我估计在我成长过程中，刘贵祥为我做过一千五到两千次这样的双手倒立。在我上学以后，母亲有意把小刘树立成好学、听话的榜样，让我向他学习，但是遗憾得很，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向榜样学习的人。后来父母决定让我报考南京的大学，也是我高三那年寒假由刘贵祥最终促成的（他每年都要带上礼物从南京回来看望我父母），他向我母亲担保，他可以照顾好我。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日子越过越好，我母亲偏头疼发作的主要病因慢慢地集中到了我身上，但是当她想到我的榜样正和我待在一起时，心里就宽慰了许多。　

　　

　　据我所知，我的榜样刘贵祥三十岁以前的情感生活并不单调，有一个恋人和两个性伴侣。那个恋人姓吴，叫吴线电。那两个性伴侣和他的关系都十分和谐，一个姓左，另一个姓右。拖到三十岁他才迫于各方压力经人介绍认识了偏黑、偏矮、偏胖的林志敏。但是他拿不定主意，于是就带着林志敏坐上长途车风尘仆仆地赶到我家里，请我母亲帮他决断。我母亲烧了一大桌子菜款待他们。刘贵祥小心地钻到厨房里追问我母亲到底觉得林志敏怎么样，我母亲不想负这个责任，只好随口说，挺好，挺好。谁知刘贵祥脸一沉说，不对，老师肯定觉得不好。我母亲说，没有啊，你怎么这样想呢？刘贵祥非常认真地说，我听出来了，老师如果真想说好，不是这种语气。我母亲被他逗乐了，换了一种语气，提高音量对他又说了一遍，挺好，挺好！这么说总相信了吧？于是刘贵祥和林志敏回南京不久就登记结婚了。当时我读小学五年级，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在饭桌的一角我留心听着大人的谈话，眼睛则盯着林志敏看，因为我从来没见过鼻孔里长着那么多黑毛的女性，像黑色的火焰喷薄而出，照亮了她脸的下半部。我心想小刘一定是到很远的地方才找到这样一个女人的。小刘我知道在土壤研究院工作，而我又听说林志敏在水利研究所上班，于是我马上联想到刚刚学会的一个生词“水土流失”，并且脱口而出，饭桌上的大人都被我说愣了。小刘问我什么意思，我便自作聪明地解释了一下。我母亲认为这个词不吉利，让我闭嘴。这一个细节我自己不记得了，是刘贵祥后来回忆起来的。离婚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他都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向自己证明他离婚是必然的，好像他准备和林志敏再离一次似的。经刘贵祥再三提醒，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说过那样一句非凡的谶语，不过我被迫有些后悔了，真愿意当时自己说的是“水土保持”，兴许他们会有一个好结果。　

　　林志敏离婚不久就再婚了，嫁给了工人医院一个秃顶的主任医生。他们的关系是从林志敏左乳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肿块开始的。主任医生非常耐心地帮她把肿块一点一点地揉掉了。刘贵祥曾经把这位主任医生当做他们家的恩人来对待。在他儿子住院治疗期间，这位和蔼可亲的医生没少关照。林志敏介绍说，那是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刘贵祥为有一个在医院工作的亲戚而感到庆幸。后来他妹妹刘贵香断了腿来省城接骨时又麻烦了这个亲戚，虽然送了礼，但是刘贵祥还是觉得心中有没能表达完的谢意。只是那次手术很不成功，骨头给接歪了，刘贵香至今走起直线来都会不经意地走出一个圆弧。那条膝盖外翻的腿把刘贵祥不堪回首的一段日子固定了下来，也把他对林志敏的仇恨固定了下来。离婚之后他从不让林志敏探视她的儿子，也不允许刘刚和他母亲以及他母亲家的人接触，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我个人对林志敏并无多大的恶感，读书那几年我没少吃过她做的饭菜，她还帮我多次洗过被单什么的，但由于和小刘的特殊关系，我还是决定仇恨她。前几年我在新街口邮局门口碰到她一次。是她先看到我的，她把我叫住，和我语速很快地说了好多。主要还是谈刘刚的事，抱怨刘贵祥是多么不近情理，最后她让我带话给刘贵祥，如果再不允许她见儿子的话，她就要告到法院去了。她脸上的皱纹明显地多了一些，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那是大幅度减肥造成的，和以前相比，林志敏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忽然有了身材，忽然有了眼神，更关键的是整个人有了光彩，那是一种由里到外的成熟女人的光彩。如果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肯定更愿意看到林志敏是现在这个样子。这次会面让我想了很多。我不得不承认对林志敏而言和小刘一起生活是个明摆着的错误，就像那个肿块一样。依我看，乳防里生了肿块的女人都应该离婚。从那时开始我决定不再仇恨她了。　

　　我和刘贵祥这么多年只闹过一次不愉快，但是比较严重。那是在一九八八年，我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分配问题。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尽可能地离我父母特别是我母亲远一点。（为了治疗她的偏头痛，我必须像希望的那样按时吞下一定剂量的安定。）报考大学时没能实现这个愿望，我不想再失去毕业分配这个机会。当时高校正好刚刚试行双向选择，这无疑增强了我把握自己的能力，我为此感到踌躇满志。在人才交易会场上我以快三的节奏转了一大圈。招收我们这个专业的单位很少，而在这些单位中最远的就是海南省新成立的海口火电公司，这成了我当然的选择。我刚把表格递上去，海口火电公司的代表就当场拍板录用了我。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就等拿到毕业证书以后去海南岛报到了。什么是天涯海角？就是海南岛呀！三百公里以外的母亲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凭直觉已经感受到了我的冲动。刘贵祥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的宿舍里，不懈地对我察言观色。尽管我守口如瓶，小刘还是从系办公室准确地刺探到了军情，并且和我父母一起软硬兼施，最终成功地让我留在了南京，留在了交织着我母亲脆弱的脑神经的地方。那一年是刘贵祥的多事之秋，他个人的事已经让他身心交瘁、疲于奔命，但是只要我这边需要，他再忙都会抽出时间和精力来。对我母亲来说，刘贵祥真正做到了不辱使命。现在想起来真难为他了，但是当时他那么做只能使我对他积蓄已久的厌恶陡然上升到了顶点。在南京最热的时节我毕业了，刘贵祥带来了纸盒和包装绳帮我捆扎行李。我记得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短袖上还别着孝（他父亲，胆道癌，扩散）。他满头大汗地忙活着，湿透的汗衫紧绷在因承受过大的精神压力而发酵般发福的身体上，背部还黏上了不少浮灰。而我从侧面看着他那个堆积着层层叠叠、颤颤巍巍的肥膘的脖子，想着我那再一次破灭的远游梦，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邪火，我猝然对他破口大骂起来。什么样的话我都骂出口了，我想其中最让小刘受不了的是，我骂他从来就是一个奸细、密探，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刘贵祥直起腰，嘴张得老大地看着我，脸色煞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的眼角噙满了泪水，不住地冲我摇头。我意识到我过火了，但是当时还有我的同学在场，所以我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最后刘贵祥放下了手中的包装绳，拍了拍手上的灰，低头哽咽着说了一句，还剩下一只纸箱，你自己扎吧。说完，他迟缓地转过身去，走了。　

　　

　　接下来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见。在这期间我给他写过两封还是三封长信，希望他能原谅我，而刘贵祥只给我回过一封短函。他告诉我他并没有生我的气，当初他向我父母保证照顾好我，他尽力去做了，现在我已经毕业工作，他也算交差了，省得弄得别人不痛快（“我清楚，人生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是各人自己的事情”）。最后他说他很忙，祝我工作进步。我感觉到他并没有约我再见面的意思。有几次我想主动上门去找他，但是想到这种场面一定很别扭，也就作罢了。虽然我们同在南京，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江北，所以平常也不会有碰到的机会。再一次见面还是在我父母家里，是春节。他是带着他的儿子一起来的，我母亲问到林志敏怎么没来，刘贵祥支支吾吾地说她忙，没时间，其实那时他们已分居很久了。我看到他头上多了不少白发，但是人好像瘦了一些，特别是和刘刚站在一起时。八岁的刘刚这时已成了一个肥胖、苍白的怪物，因为治病期间服用了大量的强力松。从孩子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与众不同。刘刚不说话，不叫人，目光躲闪，自始至终不肯吃一点东西。那次见面时间很短，小刘甚至没有留下来吃饭，谈话的话题也自然围绕着刘刚这个不幸的孩子。刘贵祥几次用大拇指在刘刚胖嘟嘟的脸上按出一个坑，然后看着这个坑一点点地弹起，他是想让我母亲放心，刘刚并不完全是浮肿。而我母亲最关心的是这个孩子的智力状况有没有受到影响，谈到这里时，小刘刚忽然一个人跑出门去，拼命地在院子里狂追我们家的猫，猫被吓得一路喷着屎尿。这次见面以后，我和刘贵祥在南京又见了几次，是我去找他，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像以前一样。他也在努力，只要我们在一起那种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每当我和他面对面说话时，他脸上经常会流露出一种以前没有的过于谦恭、过于卑微的神态，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意识到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正常见面了，但是来往还是很少。再加上后来我东奔西跑，常年不在南京，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　

　　我们重新来往密切起来是从去年年底开始的，不是哪一方人为的结果，是地利天时使然。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时间改变了人的心态，十年前让你耿耿于怀的东西，十年后也许你不在乎了，而怀旧成为普遍的心理需要。五十岁连一个副科级也没混上的刘贵祥更是需要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把三十二岁的我送上怀旧浪潮的浪尖上。我的态度是，我唾弃怀旧，但是我不唾弃怀旧的人。在这十年里，我的个人生活几经变更（我用一意孤行的行动迫使母亲的脑神经日益坚强起来，终于坚强到麻木的地步），感觉自己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再那么热切地向往远方了。这是我所说的“天时”，而“地利”就更显著了。我现在这个搬了十一次以后的住处和刘贵祥搬了一次后的家靠得很近，骑车只需七分钟，我们在同一个菜场买菜，在同一个液化气站换煤气，想不见面也不可能。刘贵祥一直没有再婚，对计算机的痴迷早已让位于对儿子的痴迷。刘刚已经十六岁，读初三，是第二遍读初三了，但是他还是不能让他父亲确信这是最后一遍读初三。他还是很胖，但是变得很结实，皮肤也晒得很黑，所以不显得累赘，虎头虎脑的，挺可爱，特别是当他叫我叔叔的时候。刘贵祥对刘刚管得极严，致使后者有很强的抵触情绪，所以效果很差。我觉得刘贵祥那一套很眼熟，可以说得之于我母亲的真传。出于本能的反感，我经常忍不住干涉上几句，对他的教育方法起到了良好的校正作用。刘刚和我相处得不错，和我单独在一起时话比较多，而只要有他父亲在场，他就成了一抱粗的闷坛子。说来也真怪，我有时只是把他父亲的话转述一遍，但是作用就大不一样。现在刘贵祥也有意让刘刚全面接受我的影响。他觉得虽然自己这大半辈子过得很狼狈，但能混到眼下这一步也满足了（“虽有贵人相助，但毕竟底子薄呀”。我想这“贵人”是指我父母），到了五十岁再往下混已不太难了，而刘刚还小，如果向他老子学肯定是没有出路的，他应该向我学。但是我这个叔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想刘贵祥也不太清楚。在我和他交往的过程中，主要是听他说（现在他谈起土院来，就好像那是整个世界），而我很少谈自己，并不是故意隐瞒，只是担心他也许会强烈地觉得我的真实生活是对他生活的一种冒犯。　

　　有一天晚上我和刘贵祥聊天的时候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晚饭多喝了两杯的刘贵祥坐在床边的破沙发上，脸冲着那台十一寸的黑白电视（还是若干年前他亲手组装的）。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一群渔家姑娘打扮的少女，扭着屁股在舞台上蹦来蹦去，以表达水乡人民在改革开放二十年时的美好心情。电视的音量开得极小，几近于无，因为刘刚正在客厅里做着作业。我吃惊地注意到刘贵祥的那双眼睛，直勾勾的，能够把那群少女一个一个地从屏幕上生拽出来。我对他说，你离婚已经七年了吧，这七年里性生活是怎么解决的？刘贵祥“啊”了一声，慢吞吞地转过脸来（颈椎骨质增生，二度）。他没有听清楚，我只好又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这下刘贵祥禁不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看着我愣了半天，末了自我解嘲似的笑了一下，反问我，你怎么想起来问我这个问题？真是，你怎么想得起来的。他有些慌张地看了看外面的刘刚，关上里屋的门，然后回到沙发上坐下。我说，这不是很正常、很具体的一个问题吗？刘贵祥低着头沉吟了一会儿，对我说，被你这么一提，好像还真是一个问题。又过了一会儿，他向我承认，没有。我觉得简直难以置信，七年来你真的一次都没有吗？刘贵祥说，没有，一次都没有，还不止七年哦，离婚前还分居了三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有些后悔提这个问题，我只是想谈点轻松的，没想到这个问题一提出就成了大问题。从不抽烟的刘贵祥拿起我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来点上，熏得眼睛眯眯的。见我半天没吭声，刘贵祥反而主动地来为我解构这个问题了。他说，现在说起来，十年好像多么了不得，但是实际上，身在其中并不觉得，十年很快就过去了，真的，眨眼工夫，这么多年我还真没有怎么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很想把话题转移开去，但是刘贵祥这时意犹未尽，好像很想和我再谈下去。　

　　

　　那天从刘贵祥那里回去以后，我思前想后，觉得自己不该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榜样这样下去。正像我母亲说的一样，刘贵祥这个人什么都好，就心眼死了点，跟个陀螺似的，不抽上一鞭子就不知道转。以前都是小刘为我设想，我也该为他设想一回了。于是我非常郑重地约他谈了一次，敦促他把求偶的事放到议事日程上来。我跟他说，从今往后你不能每天龟缩在土院里，那样会滋长你的惰性，而且也没什么机会，你应该出来走一走。现在外面交友渠道多得很，什么鹊桥会呀、红娘公司呀，还有单身俱乐部呀，常去转一转，不求立竿见影，换换心情也是好的。你如果不好意思，我可以陪你去，我有的是时间。刘贵祥很感动，但是他说，像他这把年纪不烦神了，买菜的时候在大街上看看也就满足了，挺好。我对他说，你并不老呀，你天生皮肤比较白、比较细，只要把头发染一下，看起来也就三四十岁的样子。我并没有跟他说笑，我说的是实话。如果刘贵祥不相信，我就再说一遍。刘贵祥又用小刚来推托，一是担心小刚能不能接受，二是他现在除了上班还要照顾小刚上学，忙不过来。我针锋相对地对他说，一、小刚的问题，我可以找他谈；二、你如果能找到个伴，不是正好可以解决你忙不过来的问题吗？刘贵祥用来搪塞我的每一条借口都被我驳倒了，最后他干脆不提什么借口了，反正就是不愿意。就这么谈了几次以后，我渐渐发觉刘贵祥是真的不愿意。我不信这个邪，一有时间就继续找他谈，结果只是让他应付起我的谈话来越来越有经验。他甚至冷不防地反刺我一下，你也不小啦，不是也没有结婚吗？你父母还跟我打过电话，让我催催你呢！我对他说，这是另一回事。以前我只知道一个执意求死的人是没法劝的，现在我又知道，一个执意打光棍的人同样是没法劝的。有一次刘贵祥被逼急了，非常激动地对我说，你没结过婚，所以你没有感受，和一个不合适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有多痛苦，我经历过，那真叫度日如年！我对他说，那就找一个合适的就是了。刘贵祥眼睛都瞪了起来，他说，合适的，说得容易，到哪找呀？我说，你没找怎么知道找不到，你跟我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刘贵祥说，又不是我一厢情愿的事情，我想找什么样的也没有用呀。我说，那当然，但是你不妨先说说嘛，到底什么样的你觉得对你最合适？刘贵祥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说，我呀，不怕你笑话，我最想找的就是你母亲那样的。他的回答大出我的意外，我对他说，我妈那样的？太可怕了，我觉得全世界也就只有我父亲受得了她。但是刘贵祥很顶真地说，不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我们读书那会儿，班上的男同学都喜欢你母亲，觉得她是最完美的……我把脸偏到一边，在心里喊了一声，天知道！　

　　在结束这篇小说之前，我还想说一下这个故事的源起。我之所以决定动笔写它，是因为我去年十二月六日清晨的一个梦。前一天（也就是十二月五日）下午我和一个朋友约好在玄武门附近的江苏展览馆门口见面，然后一起去人民医院看望一位长辈（老天真，白内障，手术）。我朋友习惯性的迟到并没有让我恼怒，我正好可以在人行道的护栏上坐下来，看看天，看看车，看看往来穿梭的姑娘。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有这个望呆的毛病。我总觉得我的侧后方有一双眼睛盯着我。起初我不以为意，喜欢看别人的人，也要被别人看，这很正常。后来我觉得那双眼睛还在盯着我，于是我就转过脸去看了一下。不看则已，一看吓了我一跳。一个年轻的女白化病人正在巷子口的报摊边目不转睛盯着我。她的头发、眉毛都是金黄色的，皮肤白得像石膏，又透出血液的粉红色，脸上还有几大块淡褐色的斑。在阳光下她睁不开眼，眼睛眯成了两条缝，但是从缝里射出了两道赤裸裸的渴望的目光。当我们四目相对时，她立刻胆怯地把脸转开。她手足无措地在原地站着，假装看着报摊上挂着的一排杂志。过了一会儿，她见我仍然注意着她，便慌里慌张地转身一路小跑，消失在巷子的深处。两个正好经过我身边的行人也发现了她，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一个说，是老外吧？另一个有些气愤地纠正说，什么老外！白化病。晚上临睡前我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一幕。我想正是白天的这一刺激，给我带来了下面的梦：我顺着一条多处坍塌的老城墙一直往湖边走，好像是傍晚，一群鸟栖息在一棵从城墙缝里长出的树上。我正奇怪四周怎么没人，忽然迎面见到一个女孩，我认出她就是十多年前我在哈尔滨见到的那位二毛子，她双眼直直地正视着我。她一点没变，只是那双清澈、碧蓝的大眼睛中多了一丝怨恨，仿佛在指责，你已经很久没有看我了，你已经很久没有用心来看我了。在那双眼睛的逼视下，我猛然意识到，确实是这样，我至少有十年没有想到她了，哪怕是一闪念也没有，这是一件多么不应该的事情。　

　　当然我能侥幸记住这个梦，还得感谢刘贵祥的电话及时地把我叫醒。他知道我的生活规律，一般没有急事是不会大早打电话来的。他像报火警似的让我无论如何尽快找刘刚谈一下。这段时间小刚有些行踪诡秘，刘贵祥怀疑他暗中与他母亲林志敏有接触，于是便对他进行二十四小时跟踪，结果却发现小刚竟然是与一个和他一样胖的女同学在约会。刘贵祥快气疯了，他发誓说这样下去小刚如果能考上高中，他就把自己的头剁掉。我只能把这个任务应承下来，但是心里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跟小刚说。　

　　

　　因为孤独 

　　

　　1961年5月17日，在江苏宝应泛水公社迎丰大队出生的30年后得以幸运地来到美国纽约定居的青年画家丁大龙，出国以前在国内能算是一个波普艺术的风头人物。油画“工农兵大批判”曾在90年的双联展上为他赢得了一时的赞誉。那一天首都的天气不尽人意，他一个人低头走出北京音乐厅，忽然发现脚下的道路，绵延不绝，直达魂牵梦萦的美国。 

　　两年后纽约“长城之窗”那次不成功的个人画展，已耗尽了丁大龙而立之年的热情，使他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好的艺术--那就是无人问津的艺术。美国人需要的是刺激、刺激、更强的刺激，所以他们似乎更愿意把钱花在浑身涂满油彩屁股插满羽毛的中国人身上。你如果以紫禁城最后一个太监的身分来到美国，你的生活将不是一个问题。丁大龙在给国内的一位还在苦苦等待出国机遇的朋友的一封长信中这样写到：在这里，孤独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都是绝对的，致命的。因此，我决定回国。下面这件事就发生在他回国的前一天下午。丁大龙原打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但是下午一点钟的时候，纽约下起雪来，这使他想起住在布鲁克林的李安。进入90年代以后，李安被很多人认为是最伟大的现代汉语诗人之一，眼下靠在纽约街头为过往的游人画像来维持生计。他是一个少有的谦逊的人。蜗居在国内诗坛的那些形形色色的他的同行们在互相谩骂攻讦之余，越来越怀念李安那和风细语般的品德。当然这并不是他的诗名愉悦上升的原因。 

　　我想，我已经嗅到孤独的滋味了。李安两年前在第5大道的一家秃顶老板的咖啡馆里对初来乍到的丁大龙这么说。后者从若干因艺术的缘故来到美国的新老朋友那儿都听到了同样的话。他当时在想，他们似乎就是为了嗅到真正的孤独而来到这个世界繁华之都的。所以，越感孤独，他们作为艺术家就越应该坚持在这里呆下去。而丁大龙觉得自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此刻他正以最后一次看一看这块土地的神情行走在第5大道上。雪纷纷扬扬，一落到地面就奇迹般地消失--他不认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千里迢迢来随美国味的孤独是必要的。这时，他的右侧出现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黑人--是黑人，但不是纯种的黑人的那种黑--看起来他像是从后面一阵小跑窜上来的。丁大龙自然联想到那个在纽约街头被黑佬一枪打在小腹上的林林。他是他的同胞，也是一个飞越太平洋赶来嗅美国式孤独的青年画家，先得到了一根鸡骨头，然后，得到了并无二致的死亡。 

　　在中国流浪艺术家的圈子里，丁大龙算是魁梧的一个，但是和那个黑佬比起来，他就显出东方的文弱来了。他保持着和丁大龙同样的步长和频率，并且刻意模仿着他左右顾盼的神态。丁大龙感到非常紧张，但却尽力不让这一点流露出来。他们就这样肩并肩地走出大概50米的距离，丁大龙终于受不了啦，他停了下来。与些同时，那个黑人也及时地停下来，仿佛他已事先知道他要停下一样。丁大龙没有明确地表现出他的不满来，他怕激怒对方。他慢慢地十分谨慎地向他转过脸去，而后者也慢慢地向右转过脸去。丁大龙只看到了那比头的口径还粗的脖子。没办法，他只得和他的影子一起迈出他的左脚，继续前进。如此反复了三次。丁大龙在一个salem女士香烟的广告眚下站定了，他不准备再走。许多行人已注意到他们，并且注意保持着与他们的距离。大约过去了5分钟，那个黑人缓缓地冲他转过脸来，咧嘴一笑，然后顾自走了。丁大龙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眼前那一嘴白森森的牙齿还悬浮在半空中。如果不得不和一个疯子呆在一起，丁大龙平静下一些的时候想，那他也应该和一个中国的疯子呆在一起，不然这一切就太荒唐了。这两年的美国生活实在是一个错误。 

　　丁大龙用手套拍打着大衣上没来得及融化的雪，敲了敲门。他能听见里面的谈话声，讲的是汉语。在美国的一个角落说着汉语的人，用汉语来思考的人，他们都还不是美国人。其中之一，是李安的声音无疑，依然带着很浓的闽南口音。另一个人的嗓音听起来也很熟悉，低沉略带沙哑。丁大龙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他也不急于去想，纽约这个纯属意外的圈子就那么几个人嘛。 

　　“我劝你再想一想，不要这么快做决定，这是一个最普通的问题，和生而为人的问题一样。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没什么区别。” 

　　“但是，我觉得--举个例子吧，在来你这的路上……” 

　　里面的人好像没听到他的敲门声。丁大龙又加了一成力气敲了敲木质的漆成棕红色的门。同时他直着嗓子叫了一声李安的名字。 

　　“那感觉就像一柄锋利的刀子，肆意切割着我的五脏六肺。是的，人应该领受那份孤独，就像领取圣餐那样，但是我只是想说，这不是我应该领取的那一份，它与我缺少必然的联系。” 

　　“听我说--你也许不乐意--但我得告诉你，你太狭隘了。门开着，进来吧。真的，你没有必要这样，我是说，以你说的理由，你没必要就这样。” 

　　丁大龙在门口跺了跺脚，震落鞋帮子上的雪，然后推门走了进去。里面的谈话仍在继续。李安背对着门，他的耸起的脊背和自由低垂着的头正好遮住了他对面的那个人。丁大龙关上门的时候，目光久久地审视着挂在门后的那幅油画。那个忧郁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人就是李安，这是这幅画的作者所理解的李安。丁大龙虽然算是李安的一个朋友，但是他没有坚决拒绝接受李安的100美元。这是丁大龙到美国后卖出的第一幅画。李安用在街头为美国人画像而得来的钱买了一张自己的肖像，初到美国的丁大龙感受到了同胞的情谊。如果是在国内，这种情谊将一般会以另一种形式--人民币，而不是美元--表现出来。这能算是一个区别吗？ 

　　他转过身来，向窗口的小方桌（也就是他们坐着谈话的地方）走了过去。丁大龙不能确切地猜出他们在谈什么，但是觉得正在进行中的这场谈话给他一种异乎寻常熟悉的感觉。李安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准备点上，此刻他才转过头来看了看刚进来的丁大龙。只见他双眼吃惊地一亮，身体向右侧一斜，便倒了下去。 

　　丁大龙盯着地板上的李安看了半天，还以为后者是在作戏。只是这戏作得非常成功，就像真是那么回事。相处这么久，丁大龙还从没发觉这位伟大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更伟大的演员。但是，当抬起头看清李安对面坐着的那一个人时，他才明白事情并非如此。他还在镇定自若地喝着咖啡，这个人是谁？ 

　　此刻他不紧不慢地站了起来，拿起搁在一边的大衣穿上。大衣右边的口袋里揣着一双手套，鼓鼓囊囊的。他跨过李安的身体，向门口走去。走到丁大龙面前时，他停了下来，带着一脸的微笑和少许歉意，看着呆若木鸡的丁大龙。后者还以为自己在照镜子，眼前这个人和他一模一样，连同穿的大业和戴的手套。另外他的左眉梢也有一块小疤。丁大龙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它还在，那是13岁时与河西那帮孩子的一场阵地战所留下的纪念。他绕过了丁大龙，继续向门口走去。听到扭动门锁的响声，丁大龙终于缓过劲来，转身一个健步堵住了门口。 

　　“你不能就这么走！你必须给我说说清楚！” 

　　“说什么？”他理理领口的围巾，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你到底是谁？” 

　　“这个问题不是明摆着吗？我就是和你一样的那个人呀！” 

　　“什么意思？你是在说……” 

　　“不，我们好像是不完全一样，我看出来了。你还没有养成正视现实的习惯。你们好像都没有这个习惯。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丁大龙觉得自己最好先不要说话。他做得对--身体斜靠在门上，闭上双眼把头搁在那只简陋的画框里（取代那个忧郁的现在躺在地上的诗人）。他感到自己足够冷静时，才睁开眼，重新看看眼前的那个人。但是马上他就又懵了。现在他不得不再次闭上眼，再次把头搁回画框。 

　　“不要浪费时间了，先生。这种难得的会画一般是被禁止的。今天全是因为我的过错，有那么一刻我没能说服自己。不过，我做得并不过分，是吗？来，请让开，让我们尽早地结束这个局面。” 

　　丁大龙盯着浓黑茂盛的胡须覆盖下的那张一开一合的嘴，他总以为是自己在深思中自言自语。他没法对这个人的话做出瓜。这时他们都听到躺在地上的那个人发出的“咕噜咕噜”的声音。李安脸朝着另一个方向，右臂支撑着，想爬起来。丁大龙这会儿才想起这里的这个主人。他想过去扶他起来，他想李安会帮他一起面对眼前的迷宫。但是房间里的另一个人显然反应要快得多--他飞速地奔到墙边握起一只啤酒瓶，深弯着腰来到李安的后面，冲着后者的后脑勺重重地砸了下去。在啤酒瓶闷闷的声响中，那刚支撑起的半截身体又重新躺回到地面上。他放下完好的啤酒瓶，半跪下一条腿貌似仔细地检查了一下李安的头部。 

　　“还好，还好。”他向丁大龙耸耸肩，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什么还好？你想干吗？” 

　　“不想干什么，先生。”他甩了甩被震麻的右手，“我只是不想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我没有恶意，请相信这一点。” 

　　“真的，我不能再耽搁了。如果你不闪开让我走，我越来越大的过错将不会再次被饶恕的。亲爱的朋友，别这样……我看出，你似乎还有必要的时候动用武力的想法。千万别这样想。”他一笑就露出一条条被烟熏黑的齿缝。 

　　丁大龙拳头确实握得紧紧的，正在积蓄和他对阵的勇气。反正不能让他就这么走掉，那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武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尤其在我们之间。请让开好吗？我真的该走了。”他伸手准备去拉门的把手。 

　　“你不妨试试看！”如果他也是人，丁大龙想他现在就有足够的勇气向那个人挥起他的拳头了。由于极度的紧张，丁大龙感到手心、腋窝、胯下都在冒汗，他希望尽早被迫打起来--必须是被迫的。 

　　好吧，好吧。他说得非常不情愿，向后退了两步重新站好。这种姿态很像丁大龙自己在街上碰到一个无赖时所做的那样。 

　　“来，不过我要告诉你，那将是非常有趣的。” 

　　他们现在面对面地站好，相互打量着。通过想象，丁大龙终于使自己认为对面那个人确实是他的敌人。于是他鼓足了劲，向对方扑过去，嘴里大叫了一声。与此同时，那个人也同样的姿式向他扑过来，嘴里的叫声--无论是音高，还是音色都是完全一样的。丁大龙的右拳直奔他的左下腭。一拳中的，丁大龙感到自己的左下腭一阵令人昏眩的麻痛。他向后踉跄的同时，看到对方也向后一个踉跄。丁大龙和那个人一起晃了晃脑袋，然后一起抬起右脚向对方踢去。双方的小腹都着着实实地挨了那么一脚，现在这两个人一起向后仰面倒下。躺在地上的眼冒金星的丁大龙这会儿在认识到，他们在下一盘令人哭笑不得的模仿棋。 

　　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气馁，爬起来以后，丁大龙继续发起频频攻击。只是双方都拿出了点到为止的高姿态，一旦发现对方将以同样的方式击中自己时，他们就及时地收回这一招，或者把重重的致命的一击化为象征性的一拍。丁大龙加快了出招的速度，他越来越挥洒自如。真实他还留意对方是不是真的和他就是一样，后来他干脆不看了，只顾自己的一招一式是否流畅、是否出其不意--出其不意在这样的对阵中是从来不存在的东西。渐渐地，每一个动作的攻击色彩在运动中越来越淡，直到最后，这场打斗蜕变成了一种别致的舞蹈。当然是双人舞，配合天衣无缝，没有更为绝妙的舞蹈了。两个人身上的大衣，脖子上的围巾都飘了起来。丁大龙已经大汗淋漓，一不小心就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停，停，快停下来！”他冲丁大龙叫喊着，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丁大龙也是一样，两个人不得不站在原地先喘一会儿气，互相笑着摆摆手。 

　　“真想不到，”丁大龙用右手压在脾脏上，“真想不到，我，我们竟然是，一流的，一流的舞蹈家。比……” 

　　“但是，这不是，我们的，杰作。” 

　　“对，对，”丁大龙弯下腰去，眼前有点发黑，“是上帝的。” 

　　“那是，你们的说法。” 

　　接下来仍然是喘气，长时间的喘气。那个人的脸色有点发白，嘴唇也没有血龙，丁大龙想他那两只中国的肾脏漂到美国来以后也一定不太令人满意。他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围巾，掸了掸腹部的灰，然后向门口走去。 

　　“和你在一起，我非常快乐，谢谢。但是现在，我必须走了。” 

　　“你不能就这么走，你必须给我说说清楚。”丁大龙伸出右臂挡住他的去路，还是那句老话，但是语气中显然已没有了敌意。是一个朋友想挽留住另一个朋友，带着老朋友的诚意。 

　　“不，”他回头看了看地上的李安，“我已经耽搁得太久，很遗憾，我恐怕是要拒绝你了。” 

　　“你看，他一时还醒不过来的，或者我可以在他头上再来那么一下。我们有的是时间……” 

　　“问题首先不是他，是我耽搁得太久，我必须离开。”他伸手拍了拍丁大龙的肩膀，一副一切尽在不言中的神色。 

　　“相信我，我决不会过分为难你的，小坐那么一会儿行吗？”丁大龙的恳切已经近乎哀求了。如果需要，这位曾经喧嚣一时的波普艺术家准备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来上那么一场。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情绪最容易受到你的感染，我早该警惕这一点才是。怎么跟你说呢？……” 

　　为了方便后面的叙述，必须为布鲁克林这间小屋里的人物重新进行一番命名。当他们双方心平气和地像一对影子，在那张小方桌边相对而坐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么做一点也不多余。在这篇故事中先出场的那位，现在叫“丁大龙甲”。另一位来路蹊跷的也许永远搞不清他的来历的那位，自然叫“丁大龙乙”。还有，我们不能忘记躺在地上的尚处于昏迷状态的著名诗人，出于对可能出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的估计，我们把他重新命名为“李安甲”。虽然那个“李安乙”现在还没有跳出来--以后也可能不会出来--扰乱我们的视线。就这么定了。 

　　“首先，我得说这只是一次小失误而已。”丁大龙乙还坐在他原先的位置上，慢悠悠地点上了一枝烟。 

　　“请说清楚一些，小失误？谁犯的，是上……” 

　　“嘘--”丁大龙乙打断了甲的话，他放低了嗓音，“对不可言说的，就应该保持缄默，懂吗？你们总是这样，所以你们糟透了，而且只会永远糟下去。” 

　　“我们？”丁大龙甲喝了一大口李安甲剩下的凉咖啡。 

　　“是的，你们。” 

　　一种显而易见的距离横在他们中间，丁大龙甲出现了片刻的沉默。他审视着乙的吸烟姿式，眼前出现了空腹吸烟的眩晕感。 

　　“像今天这样的会面，你们通常会怎么称……”丁大龙乙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丁大龙甲感到更为严重的眩晕，同时他看到对方脸上浮现出一种云雾之中满足的神情，至少他是能够尝到吸烟乐趣的那么一个东西。 

　　“神秘事件。对吧？多幼稚的一个名词啊。我知道你还是一个飞碟迷是吗？作为一种爱好倒是不讨厌的，但你千万不要一本正经地认真起来，那可太可怕了，我的朋友。” 

　　丁大龙甲吃了一惊。他一口喝完了剩下的咖啡。他还想喝上一些。 

　　“神秘事件其实都只是一个小失误。谁能保证不犯错呢？” 

　　丁大龙甲觉得自己不能成为对方那种优越感的奴隶，他必须单刀直入，才能知道一些真正有帮助的线索。于是他也点上了一枝烟，也尽力地拿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架势来。 

　　“但是，我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这是我的身分，你呢？你又是谁？” 

　　丁大龙乙没等甲把话说完就先笑出声来。烟从他的鼻孔向两侧分开，像两根白色的獠牙。这也是甲吐烟的习惯。 

　　“从原则上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你看呢？在我看来，从事艺术只能说明你是一个无事可干的人。” 

　　“那你告诉我，你是一个人吗？”丁大龙甲觉得自己的思路日益清晰起来。他想起他一直是一个自负非凡的角色。 

　　“我想否定这一点，但我必须和你说实话，我是一个人。”说完，丁大龙乙露出一脸颓唐的神色，“这是让我最为伤心的地方。” 

　　“那么，你不是生物工程学的最新产品，或者就是，就是哲学上说的，我的另一个自我，还是……” 

　　“不，不。请不要从你们所谓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待我。我真不懂，你为什么不能正视眼前这个现实呢？我是一个人，仅此而已，而已。我可以告诉你，科学和哲学是这颗星球上最大的两个笑话。” 

　　“但是就说现在，我真不清楚，我是坐在方桌的这一边，还是坐在方桌的那一边，我看着你张该死的脸，我不知道哪一张该死的脸是我的，你是鬼，还是神，是什么都行，但你为什么偏要是人？”丁大龙甲每说一句，就用拳头更重地擂一下桌子。由于愤怒，他的脸涨得通红。 

　　“请冷静些，我尊敬的先生。不够冷静，你们才有了今天这样一部无可奈何的历史。冷静些，冷静些。”丁大龙乙并不急着说话，他又点上一枝烟，深深地吸上一口，然后目光柔和地看着丁大龙甲，直到后者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去，他才继续用更为轻柔的声调说下去。每说一句，他就停顿上一会儿。 

　　“你对我作为人的存在应该并不是没有知觉的。你的黑夜就是我的白天。我是说，在你梦中生活的那个你其实就是我。这下你总清楚了吧？我们是对可以相互感知的人。我对你的了解，也就是我对自己睡梦的记忆。我说得已经太多了，这是不被允许的。” 

　　“我想，我仍然不知道你他妈是谁？你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丁大龙乙似乎猛然想起了什么，他神色慌张起来。 

　　“我得马上离开这里，对不起。” 

　　丁大龙甲一把死死地按住对方的胳膊，然后把整个上身的重量压了上去。 

　　“你不能就这么走，你必须把你知道的一切完全告诉我！我请求你啦！” 

　　“不，朋友，这等于要我的命，你懂吗？也许已经被发现了。” 

　　“谁？是上帝吗？如果是那样，你反正已经给发现了。” 

　　“我说过，那是你们的说法。另外，和你们猜测的不一样，他从来就不是万能的，也没有你们以为的那种善恶的标准。他和人一样凭心情办事。请放开你的手好吗？我也请求你了。” 

　　“他会怎么处置你，用刀、枪还是……”丁大龙还死死地压住那只手臂不放。 

　　“不用亲自动手的，傻瓜。你们那部荒唐的历史也至少会教给你这一点。请放开你的手。” 

　　“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既然怕死，你为什么来这？” 

　　丁大龙乙朝他苦笑一下，然后无力地低下了头。 

　　“因为孤独。” 

　　丁大龙甲放开了他的手臂。乙在甲依旧茫然的目光中站了起来，刚准备离开，忽然站住了。他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前方。 

　　“我想，我已经把事情搞复杂了。” 

　　丁大龙甲回过头去，发现李安甲正坐在地板上看着他们俩。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醒来的。只见他眼白往上一翻仰面又倒了下去，“扑通”一声，地板上扬起一阵淡淡的灰尘。 

　　李安甲醒来以后，觉得后脑勺痛得厉害。（那一小块突起的红肿使这位杰出的诗人在以后的一星期内不得不侧着身子睡，当然难于入眠是另一个必然的结果。）那天晚上丁大龙甲在床边坐着，若无其事地翻看着一本旧的《纽约人》。李安甲用枕巾擦了擦他的眼镜，然后长久地审视床边的那个人，就像是他带着无庸置疑的虔诚推敲他一首长诗中的一个词。 

　　“首先，你得告诉我，你是谁？” 

　　“我是你的朋友丁大龙，那还用问吗？” 

　　“不！”他叫了起来，然后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大通，其中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咳嗽。丁大龙甲发现他说得越多，人就越往床的里侧缩进去。 

　　“请冷静些。那些都是你的幻觉，”用这种语气说话时，丁大龙甲自己忽然觉得有了疑问，我到底是哪一个丁大龙？但是他还是坚持着把事先和乙约定好的说法对李安甲说了，“对像你这样一位现代诗人来说，出现幻觉只能算是一件日常的小事情。即使没有幻觉，你们也会弄出一些幻觉来的。现在我同意这个说法。” 

　　丁大龙甲没有给李安甲更多追究的机会，第二天他就按原定日程戴着一脸严肃的神情回到了他的祖国。归去来兮的青年画家丁大龙没有能像他预计的那样成为报纸第一版上的一条新闻。这年头有的是更为吸引人的事情，何况波普艺术最红火的时候在官方美术界也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很大的重视。李安甲的信随即就到了，一封接着一封。丁大龙不想回信，也没空，他正被自己及自己的艺术在国内的生存问题所困扰。另外他在国内搞过的以后又成功地扔掉的、出国以后认为已经没事了的几个女人也风闻而至。为数虽然不多，但已足以让他头疼。李安甲越来越走火入魔的语气以及要求回信的道义上的压力使丁大龙甲最终决定，凡是来自纽约布鲁克林的信他都不再拆看，回国刚刚3个月，丁大龙甲的胃病就又犯了。他在病中给还在国外的一个乐不思蜀的画画的朋友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一句：在这里，孤独对我和我的艺术而言都是绝对的，致命的。 

　　因此，再次漂洋过海对于丁大龙甲来说，已成必然。但是人如果是在国内考虑这个普通的问题就会清楚，那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他四处联系，但一年就要过去了，他还不得不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家继续借住。一开始怨天尤人，他就觉出好像他已不再年轻了。那次他从不提起的隐秘的会见以及曾有的两年美国生活在他的记忆中慢慢地淡了下去。对生活和艺术的热情也慢慢地淡了下去。正如通常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丁大龙甲焦头烂额之际，一位长得很一般的杂种法国姑娘（二分之一越南血统，四分之一俄罗斯及四分之一法兰西）向他伸出了汗毛颇重的幸运之手。她来中国是来学语言，她用中文和丁大龙谈论爱情。大老远地来到这个神奇的东方古国委实不容易，临走总得带一点纪念品回去，什么书法啦，气功啦，烹调啦不一而足。丁大龙就这么来到了--似乎全世界搞都该去的，去了似乎就会让你不再狭隘的那么一个地方--巴黎。 

　　再说诗人李安在纽约变得更加独来独往，有时一连一个星期都不说一句话（不管是汉语，还是英语）。顺便说一句，这个诗人说的最好的一句英语是Fuckyou。比较熟悉他的朋友都认为这沉默只能意味着，诗人又一次处于痛苦的嬗变时期。果如其然，一个月以后李安在海外的一本同仁刊物上发表了长达一千行的组诗《孤独的颜色，飞去的蝴蝶》。原本萎顿的诗歌写作从此迈上了真正光辉灿烂的里程。关心汉语诗歌的诗人们、学者们、以及少量的读者，都在对着布鲁克林方向翘首以待，他们用嘶哑的嗓音呼唤着就要出现的大师。 

　　丁大龙甲还不能马上就适应巴黎的气候，为了生活，他不得不暂从事一些与艺术无关的工作。他在《新文学》1992年秋季卷上读到了李安的几首近作。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听到我的影子开口向我说话， 

　　白色的鸟群，应声飞起， 

　　在我绝望的头顶，盘旋不去， 

　　照亮我，照亮我那张 

　　向时间里深陷的脸，和 

　　渐渐淡去的魂灵。 

　　有谁了解这月光的河流？ 

　　孤独，是唯一不朽的岩石。 

　　以上这个故事直接来源于当事人丁大龙，由笔者转述。在转述的过程中，本人可以保证，未作任何删改。认识丁大龙这位青年画家对笔者来说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是正宗的同乡。但是不管是丁大龙，还是本人也许都不会认为，我们是朋友。原因很简单，从苏北那么一个偏僻又穷的地方出一个丁大龙就足够了，如果再出一个什么人物，简直就让人难以置信。所以丁大龙在国内的时候就一口咬定，本人是一个看不到前景的作家。现在他人在巴黎，我想，他就更有理由坚持他的看法了，一个窝里爬出来的，难免会以这种方式相处，可以理解。 

　　去年夏天，我在英国BBC对华广播上听到了一则新闻。纽约警察在第5大道转弯的路灯下发现了一具全是窟窿的男尸。经辨认确实，死者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青年画家丁大龙。我对这则新闻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所以一时还没有感到十分的悲伤。我知道我的同乡是在巴黎，而不是在纽约。但是也有人认为，出了中国，天下就是一家啦，在哪出现都是可能的。我想他们说得也是。但是10天以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法国巴黎的信，信的落款赫然在目：丁大龙。 

　　这封信写得很长，而且字迹潦草不堪。起初我还很担心，就先看了看信最后署明的时间--8月7日，而那则新闻是8月4日播出的。果然是谣传，于是我定下心来慢慢辨认那些更像阿拉伯文的汉字。我想，我知道死的那个人是谁，我的同乡是这么写的。字里行间，我能感觉到，我的同乡给吓坏了，他说他之所以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是因为恐惧。事后我知道，他不仅给我--实际上给所有他知道地址的人都去了这样一封信。最后，他对自己这么做可能给收信人带来的不幸表示真诚的歉意。我认识的几个也收到了丁大龙信的朋友在一起谈论这件事时，倒还能做到处惊不乱，一笑置之。但是当他们一个人回到家时就不行了，变得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连我也变得喜欢过集体生活了。 

　　事情过去了一年，我才有勇气凭印象把丁大龙的信转述出来。（那封信连同信封在刚收到的当天晚上就被我的女友烧了。）我不知道我现在让这么多人读这篇故事是出于什么动机。是不是和丁大龙一样是因为恐惧？如果是，我知道，这种恐惧的本质其实正是深刻的孤独。 

　　现在，我把我知道的都说了。和我的同乡相比，我想我不能算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之所以把它写出来，更多的是因为我爱你们，爱那些和自己一样不得不来承受注定孤独的命运的人们。1986年6月14日，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发现四周的白光越来越暗淡，像夏日的黄昏徐徐降临。他意外地发现失明多年的双眼可以看见世界了--是另一个世界，不是他生前所在的这个世界。我听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空说了这样一句话： 

　　

　　

　　2000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