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与乡村伦理救赎

　　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与乡村伦理救赎 

　　孙建国 

　　当乡村伦理逐渐衰落和失范、文学价值逐渐消解和沉沦、文学消费化使文学逐渐成为欲望商品之时，以汪曾祺为代表的里下河文学流派，通过童年叙事（包括少男少女形象塑造），渗透乡村伦理救赎意识。 

　　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叙事艺术。其他乡土文学往往以“老人”形象取胜。如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二诸葛”，周立波笔下的“老孙头”，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等等。里下河文学流派则独辟蹊径，以“儿童”（包括少男少女）形象见长，如汪曾祺笔下的“小和尚”和“小村姑”，曹文轩笔下的“青铜”和“葵花”， 毕飞宇笔下的“苏北少年”等等，犹如一股清泉融入中国乡土文学河流。 

　　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具有代表性地呈现在中国文学现场的，一是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童年叙事策略，二是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的儿童文学书写，三是胡石言、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的童年视角叙事。这种童年叙事，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再现了现代童年生命状态和乡村伦理，丰富了回溯性视角的美学特质，为引导现实童年人生的美好发展提供了参照系，同时也为现实中成人自我生命省察提供了启示。 

　　70多年前，沈从文就在慨叹:“中国农村是崩溃了，毁灭了，为长期的混战，为土匪骚扰，为新的物质所侵入，可赞美的或可憎恶的，皆在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型范。”虽然怀着一股“沉忧隐痛”，但他毕竟以那个独特的湘西世界，为我们留下了一方聊以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的精神桃源。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之于乡村伦理救赎，其价值取向就在于为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打造精神桃源。这是一种具有地标性符号意义的文学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汪曾祺师承沈从文的童年叙事策略 

　　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曾提出从儒家传统伦理出发，通过乡学村学，继承乡约传统，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培育新的乡村社会伦理。后来还是被革命派利用国家权力进行社会改造。然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乡村伦理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文学在社会转型暴风骤雨裹挟中，显得苍白无力，更无回天之术。但乡村社会危机和衰落，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的消失。乡土文学叙事潮流，大势所趋是对乡村社会伦理的关注。从早期沈从文中篇小说《边城》抒发乡土情怀，延续至抗战时期赵树理、孙犁，形成“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乡土小说流派，再延续至17年文学期间，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梁斌的《红旗谱》……这些乡土文学一脉相承，薪火相传。正如周扬称赞赵树理《小二黑结婚》等作品时指出的那样，描绘了“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这些作品堪称中国农村社会伦理的真实写照。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冲击，市场经济与商品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消费主义文化开始播散与渗透到社会生活每个角落，原先生活伦理受到极大怀疑与冲击。中国乡村社会再一次面临转型之痛，正在经历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转变。新时期乡土小说，诸如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路遥的《人生》、汪曾祺的《受戒》等，呈现出崭新的叙事格局。贾平凹、陈忠实对秦川文化的坚守，莫言对高密东北乡民间生活的痴恋，更使新时期乡土小说展现出多彩多姿的社会伦理宏阔景象。 

　　在与大都市隔绝的时空距离中，横亘的是作家不懈的超越与自省。中国早期乡土文学代表沈从文，采取童年叙事策略，用散文笔调讲述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和沅水流域船夫、水手的命运，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所创造的“田园牧歌”式精神乌托邦，是对乡村社会伦理危机的一种救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经历了一个从治理性危机到伦理性危机的转换过程，乡村社会出现了大面积的伦理颓势。”中国新时期乡土文学代表汪曾祺，既延续了他的老师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精神乌托邦风格，极富诗情地展现了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更注重通过童年叙事渗透乡村伦理救赎意识。有学者指出：“汪曾祺小说以童年视角为叙述策略，力图在童年的回归中拯救沉溺的过去。”这个看似平和实则倔强的老人，一直对中国乡村伦理进行乐此不疲的传导、坚定不移的守望和精神救赎的执着。 

　　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以小说《受戒》复出于文坛，名噪一时，独领风骚，跻身于一流作家行列。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文学血脉里流淌着里下河风情基因，自然成为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领袖人物。他的作品，字里行间浸淫着里下河河湖港汊的日常生活、民间文化、童年经验和童年记忆，用童年叙事唤起人们回归海德格尔所谓“诗意的栖居”文学精神价值判断，修复人们即将面临瓦解崩溃的千百年来维系乡村社会的婚姻家庭观念、财富价值观念、乡村人伦观念、传统孝道伦理等人性的根基。 

　　汪曾祺是西南联大时沈从文的学生，此后便终生执弟子礼，沈从文认定他极有文学潜质。沈从文的《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它以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的乡土风情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读者，也奠定了《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后来汪曾祺小说言近旨远、淡而有味、俗极而雅的风格，与沈从文的影响具有密切关系。无论是上世纪6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写的第一篇小说《羊舍一夕》，还是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复出于文坛后写的第一篇小说《受戒》，均带有童年叙事的浓厚痕迹。在《羊舍一夕》中，汪曾祺通过精心构思和精妙语言，将四个可爱的农场少年不同性格、生活命运和一个诗情画意的羊舍之夜联系在一起。新的生活和新的乡村伦理，衬托了成长的骚动和对于明天的希望的骚动。作家对朴实的农场少年的爱和对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的爱，在小说淡淡的笔墨中，浓浓地向我们涌来。在《受戒》中，汪曾祺要找回的就是真实、朴素、美好的人情和人性，找回文学生命的根。《受戒》描写的是平凡和尚的生活,是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美好的恋情,更是一种优美、健康的人性,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静穆的净土世界。《受戒》写小和尚和小村姑的爱情故事,但笔墨似乎又经常不在故事本身,大量的各类见闻、风物人情和乡风民俗充溢作品中。整篇小说没有谈情说爱的情节,只有中间一句“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作为铺塾，最后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直接升华,读来爱情之美却如此浓郁。主要原因就是作者把它放在了一个僧俗不分、自由自在、其乐融融的特定民俗环境当中呈现。作品和当时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的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甚至和现实中的人们生活也没有任何关联。它是一曲温婉、动听的牧歌。作者是有意识地和现实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岁寒三友》、《故里杂记》、《晚饭花》等不少作品，都带有这样的清新风格和审美倾向。 

　　二、曹文轩、黄蓓佳、祁智的儿童文学书写 

　　“童年”这个时间性概念,不仅包括与成人并列存在的当下儿童人生现状,而且也包括成人在过去作为儿童时的人生经历。作家通过童年叙事，在抚摸自身成长创痛和意识回溯的过程中,也成为作家探寻乡村伦理精神源流过程中的“根”。“只研究成人，就不可能认识到成人何以为成人，它的灵与肉的发展状态和过程是什么。所以，要认识成人，就不能漏掉对儿童的认识。”人总要思考自己的存在，思考当下（或在历史中）的人们为什么以此种方式存在，于是必然要回溯自己的发展历程，追寻自己意识形成的来源，挖掘自我存在状态的影响源。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家无不具有童年叙事情结。鲁迅在《故乡》中，回忆了儿童时代和来自乡下的小伙伴闰土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成年后的闰土贫困而木讷，流露出这种纯真关系正在逐步被社会伦理侵蚀和异化的淡淡忧伤。鲁迅的《朝花夕拾》，是在躲避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遭受大学教授排挤，从厦门到广州流亡途中所作，恰恰是童年的回忆治疗好他心灵的创伤。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发出沉痛愤懑“救救孩子”的呐喊，惊醒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有关启蒙与教育的重大话题。可见，童年生活和童年叙事，在鲁迅整个人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 

　　新时期以来，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童年叙事，创作主体在言说童年时，都带有或浓或淡追怀过往童年的心态。叙事的指向是先定的，作家隐含的意图存在于结构叙事文本，而在文本之中确立一种乡村伦理生存的向度。在都市话语日益喧嚣的今天，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里具有两重含义，既有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美好情愫，是心灵中的仁爱、古朴、纯洁等信念之乡；又有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美好家园，是相对封闭、远离尘嚣的苏北里下河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众所周知，随着共和国的诞生，中国儿童文学迈进了当代历史阶段。开国初17年是当代儿童文学的繁盛时期；“文化大革命”10年，它遭到毁灭性的摧残；1978年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它由复苏到发展，开始跨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其时，儿童文学的主题从单一走向丰富，儿童文学的题材从狭窄走向开阔，而众多作家的艺术探索使儿童文学充满生气和活力。在这个儿童文学黄金时代，活跃着曹文轩、黄蓓佳、范锡林、祁智等一大批里下河地区的儿童文学作家。其中，引领这个儿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当推盐城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他第一个明确提出：“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儿童文学作家是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有一种庄严的神圣的使命感。”这种提法，突出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它把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作为儿童文学家神圣的使命。这正是儿童文学（主要是儿童小说）美学追求的重要目标。曹文轩小说的人物性格力图摆脱传统观念中所认为的儿童的品性，力图把人们赞赏的视角从温顺引向强悍。像《弓》、《古堡》、《海牛》、《远山，有座雕像》，都热情赞颂了有勇气敢拼搏的少年，这和他提出的“塑造民族性格”是相符的。与此同时，这位在里下河水边长大的学者型作家，自小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水既为他作品中的人物提供了生活背景，营造了一种水乡文化，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他的性格、美学情调以及作品风格。在曹文轩意念中，对于水土际会的乡村、情色有着特殊的意义。乡村的情色是神秘的、原始的，含有一种纯朴的美感，是一种生命的自然的状态，是与自然相和谐的。童年好像土壤，从这里生长出的真诚、悲悯、温馨和人性的伟大与光彩，让曹文轩迷醉不已，甚至连这里的歌声都是湿漉漉地沁人心脾。《草房子》中，桑桑在白雀姐姐门前高叫的连锁调《一颗星,挂油瓶》；《芦花鞋》中，葵花跟奶奶学唱的《四月蔷薇养蚕忙》；《山羊不吃天堂草》中，明子用正在变声的嗓子唱的《正月里正月正》……它们能让孩子充分地抒发心中的快乐和喜悦,倾吐心中的苦闷和孤独。曹文轩的小说，继承和发展了现代作家沈从文在《边城》中开创出的美学风格，用极具诗意的抒情方式描写故乡里下河的独特风光，展现了一方地域独具的民风民俗及世态人情。 

　　与曹文轩同样生长于里下河地区的黄蓓佳，也是闻名全国的一流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是通过一种最简单的艺术形式，来表达人类永恒的人性之美和纯洁的精神世界的。黄蓓佳在她的儿童小说中，完成了从成人到儿童的角色置换，广泛地使用儿童视角来叙事。她的第一部小说集《小船，小船》，闪动着作者苦涩而纯净的童心，也或浓或淡地画出了里下河社会的影子。《遥远的风铃》透过初中生林小芽的眼睛，讲述了江心洲的世事沧桑和人性沉浮。《今天我是升旗手》讲述的是少年肖晓在追求自己理想当升旗手过程中经历的成长蜕变。黄蓓佳的“五个八岁系列长篇”，借助中国五个特定年份的故事讲述，记录和再现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孩子的某种社会际遇和历史命运。例如其中的《白棉花》，是“5个8岁”之战争篇。小说描写了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一朵从天而降的“白棉花”，神奇而又霸蛮地入侵了乡村孩子克俭的世界。他的经历和记忆，从此跟中国历史的一段惨痛篇章联系在一起。西方的年轻飞行员和东方的乡村儿童，他们小心翼翼，彼此注视，伸出双手，淌过了生命中的一段河流。虽然是战争题材，但是场景、语言和风土人情，都烙下里下河地区的印记。在黄蓓佳笔下，儿童看世界的眼光往往是单纯新奇的，他们纯真的性格使他们更代表乡村伦理本真的初心，更容易把握生活的美好和诗意。 

　　祁智的儿童文学，也特别注重融入里下河元素。他的长篇小说《呼吸》、《芝麻开门》，长篇童话《迈克行动》，都深受广大少年儿童的喜爱。尤其是长篇儿童小说《小水的除夕》，是祁智自2009年凭借长篇儿童小说《芝麻开门》获得全国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后，第二次获得该奖项。这是一个少年和伙伴的故事。他们的故事，随意展开。街道，屋舍，天空，田野，河流，道路，禾苗，杂树、狗、羊、鸡……是故事的背景，也是组成故乡的必备的、最简单的元素。故乡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背景之上，故乡如风，少年如歌。作品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靖江西来镇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少年和他的伙伴们的故事。书中主人公“小水”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祁智以小水的故事，讲述曾经的成长、分离和期盼，用文学的手法梳理留守儿童这一独特的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心理特征等，对当下优越环境中的独生子女尤具启迪意义和积极影响。作者心静如水又饱蘸深情，巧妙地运用儿童视角，用温暖的笔触留驻飞一样逝去的年代的故事，在安排人物命运时抱朴守拙而暗含悲悯。在乡村伦理失范、人际关系疏离、价值观念扭曲的当下，作品所传达出真善美和人性光辉，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三、胡石言、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的童年视角叙事 

　　地域色彩是乡土文学的本质特征,“土地”在乡土文学中既是故事展开的现实的物质背景,更是民族历史文化的象征。乡土作家必须立足乡土又超越乡土,才能开掘出作为人类生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乡土生活的深刻而普遍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群，以开放的姿态,从文学观念、表现内容、表现手法等诸方面，坚持民间立场,运用童年视角，有深度地揭示乡土中国的“乡土”、“乡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伦理艰难曲折的嬗变,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上世纪50年代初，胡石言的小说及其同名电影《柳堡的故事》，曾经风靡全国；上世纪80年代初，胡石言的小说及其同名电视连续剧《秋雪湖之恋》，又一次名扬全国。这两部作品原型地宝应县刘家坝和泰州红旗农场，均在里下河地区，堪称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拓荒之作。柳堡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城南边30公里，是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个非常著名的村庄。这里河网交错，柳林密布，抗日战争时期是新四军一部的重要驻地。1950年3月，《柳堡的故事》发表，歌颂革命战士的献身精神和美好爱情，表现战争中的人情与人性，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部队中也广为流传，并得到了当时华东军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1957年，电影《柳堡的故事》在全国公映，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二妹子这个纯朴可爱、温婉动人的里下河农村少女的形象迅速家喻户晓。电影插曲《九九那个艳阳天》也同时红遍全国：“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啊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胡石言另一篇以里下河为背景的小说《秋雪湖之恋》，1983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作品以江苏省泰州红旗农场秋天的芦花为素材，叙述了当时的驻军战士在极端复杂的情况下，冒险掩护了一个农村姑娘的动人故事，演绎了“文革”时期的军旅生活，将女主人公“芦花”写得充满了诗的意象，洋溢着缕缕高雅的人情味和人情之美，给人带来了希望，讴歌了军民鱼水情的新型关系。后来，红旗农场改名为富有诗意的“秋雪湖”。现在，秋雪湖风景区位于泰州城区东北部、江苏省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内，规划总面积38.6平方公里。风景区地处里下河平原的南缘，地势低平，水网稠密，湖荡相连，生态原始，湿地风光独特，可谓是水的世界、苇的海洋、林的天地、鸟的天堂。中国泰州秋雪湖国际写作中心也矗立于此，迎来世界各地著名作家来此写作、采风。以文学作品为依托开发旅游风景区，这也是打造里下河文学流派品牌的一个创举。 

　　作为一个对小说创新非常敏感的作家，毕飞宇的小说创作也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视角意识：在视角的控制上，毕飞宇的小说以一种变化和流动的叙事视角来实现文本的叙述理想；在视角的选择上，毕飞宇的小说偏爱从儿童的视角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人生。对乡土的书写，对底层日常生活关注，表现出毕飞宇作为当代作家独特的面对乡土、想象乡土和描写乡土的方法，展示了作家蕴含在作品之中独特的文学理想和写作实践。《玉米》三部曲中的在无形的男权思想中压抑却不甘的生活着的美丽的三姐妹们；《平原》上面对浩渺无边的命运之手时时努力却无法挣脱充满着青春的压抑和痛楚的无数个端方、吴蔓玲、三丫们；《祖宗》里面对着古老坚固却冷漠残忍的宗法传统充满着无力感因而只能失语旁观甚至懦弱隐没自身的“我”；《相爱的日子》中为生存奔波辗转耗尽心力从而对爱情失去期望和理想的男女们；《手指与枪》中特殊境遇中被剥夺理想苟于生活的平静木讷的表情下却时时暗涌着不安分内心的波涛的高端午；获得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推拿》中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挣扎与渴望……毕飞宇笔下的乡村人生活在看似不同的却无一例外的在耗费、剥削着他们生命与理想的“场”中。作者让人物们直面这样无情的不尽意的生存困境，却又让他们怀抱着理想，残酷的现实使之绝望，理想的暗涌却又激荡着不死的内心，面对困境的不甘使得他们关于生存的突围与挣扎充满着矛盾，在这种生存悲剧之后隐含着作者对乡土人生的沉重思考。《苏北少年的堂吉诃德》是毕飞宇的第一本自传性作品，由几十篇记录了作者童年往事的小短文组成。从这些童年往事中我们不仅了解到毕飞宇的生平以及思想个性，还能看到他童年的时代背景，而他故事式和经验式的叙事方式又使得文本具有了文学色彩和哲学深度。毕飞宇的童年时代通过场面组织材料，一个场面就是一个故事，或一组性质相似的故事。他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玩过的东西、做过的游戏、接触过的人、印象深刻的情境，就这样生动而趣味化地浮现在读者眼前，给人极深的印象。在乡村伦理的影响下，传统劳动妇女几乎集中了中国妇女所有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聪明、贤慧、宽容等等。同时，也因袭了传统文化中最为严重的惰力与弱点：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过分地忍耐、退让。毕飞宇就是通过对儿童和女性的描摹，刻画社会转型期的乡村巨变和人性的单纯和复杂，勾勒了一幅幅里下河地区的风俗画卷，从而使“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的伦理关系在社会构造中的特殊地位得以凸显。 

　　刘仁前的长篇小说《香河》、《浮城》，以细腻抒情的笔法，描述苏中水乡的民情民俗和生活故事。作品全面反映了苏中里下河地区的浓郁风土人情，生动再现了那片交织着温馨与惆怅的特殊区域文化，显示出良好质地、诗性品格、审美内涵、文化意义和民俗价值。别样的风情、风景、风土、风物，仿佛看到沈从文《边城》风光在里下河地区重现，又别有一番天地。在刘仁前笔下，不少景物描写都是从儿童视角展现，使兴化这一片诗意的土地令人着迷。与此同时，原生态的民风民俗原汁原味，既有淳朴人性的彰显，也有生活丑陋的揭露；既有温馨的关怀，也不乏痛苦的记忆。《香河》多侧重于对里下河风物风情的描绘，仿若一幅散点透视的《清明上河图》。权力带来的人性暴力是这些散点之一。支书香元凭借权力性侵女性，令人发指。由政治权力带来的人性暴力，是中国乡村社会伦理危机的表现之一。随着新农村现代化进程，物欲风暴的挟裹，一些人传统理论中的道德人情底线被摧毁了，他们或玩物丧志，或因利迷失本性，或因情引起骚动，一个个被异化的个体矗立起生命的空壳。刘仁前对支书香元形象的塑造，包含着对乡村“礼崩乐坏”的痛惜和对善良乡民命运的担忧，他要为乡村伦理转型时期的乡民打造一个理想的精神桃园。为此，《香河》所展现的正是香河村村民特有的风俗画卷和诗意人生。刘仁前对许多人物和事件，虽然有细腻的描述，但总体上看，却是沉稳的、节制的。比如对高中生陈晓寒与吕老师的关系，小说并未细加深究。作者悲悯的回首和对逝去的感伤，只隐隐地透露，其诗意情怀，要由读者从字里行间去细细体味，最终“得其意而忘其形”。柳春耕带着几十吨的大铁驳船回到香河村，他要建一座大桥。这是一个隐喻，意味着香河村从此要与外面的世界有一个大的沟通，要与现代化对接；而小说末尾的送葬情节，更是香河村诗意正在丧失的一个巨大隐喻。刘仁前就是这样，长期坚守里下河地区，用多彩的文笔摇曳出一个个亦真亦幻的乡村审美世界。 

　　作为里下河文学流派最值得期待的作家之一，庞余亮的童年视角叙事也是独具匠心的。庞余亮是一个多面手，写诗歌、写童话、写小说，样样在行，佳作迭出。他的文学成就，完全来自里下河文化的熏陶。他出生于里下河腹地兴化沙沟镇。由于童年家庭贫困，从小吃苦耐劳，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打捞诗意，从人类的苦难经验中汲取美和幽默。《为小弟请安》是庞余亮的第一部短篇集，也是他在发表、选载和译介到海外的百余篇小说中遴选出的精萃。20余篇小说，庞余亮怀揣着对这个世界的爱，像一个踽踽的夜行者，于黑暗中喃喃着不可名状的各种痛苦。他的小说人物多不得阳光的眷顾，蛰伏于穷窘屈辱下偷生，发出一声声沉闷的叹息，撞得人心疼。长篇小说《薄荷》营造的艺术空间叫“三汊港镇”，那是一个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人群杂居的江南水乡古镇；时间跨度从上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开始；主要人物有三个，即王丽萍、林翠香、刘琴，小说的叙事过程，也即她们从女孩到女人的过程。《丑孩》是作者酝酿多年的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每一个大人，小时候一定比自己的孩子还丑。每一个小孩，长大了一定都比小时候更英俊。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男孩，只能和小狗和板凳共一个名字。他一直都想证明自己是最有价值的人。淘气，失败。再淘气，再失败。尴尬四起，洋相百出，令人捧腹大笑又眼含泪水。在寻找美和爱的路上，丑孩长大了。每一个诙谐的故事，都是一次有意义的蝉蜕。在结实的土地上，丑孩的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泥腥气，而泥腥气中蕴含了人生的温暖。《丑孩》是中国农村版《淘气包日记》，中国式的《童年》，是一部献给大人也献给孩子的苦难小说。儿童文学决不是躺在沙发里喝着咖啡、听着音乐，优哉游哉地炮制出来的。庞余亮的儿童视角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从丑孩的苦难成长中折射出对失范的“望子成龙”乡村伦理的纠正，揭示出个人成长不靠父母靠自己的朴素道理。 

　　视角是叙述学上的概念，叙述视角体现的是叙述人和叙述文本的关系。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童年叙事，是“用孩子的眼光、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作为创作主体挑选素材、组织情节的过滤器、摄像机或监视孔，并表现与儿童感知发生联系的那部分现实生活景观。”无论是汪曾祺，还是曹文轩、黄蓓佳、祁智，还是是胡石言、毕飞宇、刘仁前、庞余亮，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们都善于透过儿童的眼睛看世界。儿童作为叙述眼光的提供者存在，作品展现儿童眼中所摄取的世界、儿童的心灵所感受到的世界及儿童所理解的世界，由此返照光怪陆离的成人世界和世俗场景，返照乡村伦理的转型与精神重构。惟其如此，里下河地区旖旎的风光、里下河文学流派独特的魅力，才显得更为纯真；也惟其如此，里下河文学流派童年叙事对乡村伦理的复苏与救赎、为慰藉现代人原乡梦想打造精神桃源的文学实践，才显得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