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九十一期

　　High得没了魂？　

　　赵翼如 

　　我表妹T是一名当红女演员。日前她请我看了场话剧，丢下一道追问：你看我活得很High是吗？但我觉得，好像High得没了魂？一个人在镜头里的转换很神奇，神奇得叫人迷失，会不会High没了自己？ 

　　从High声里跳出，她被书本和女儿的欢笑接住。回家低调带孩子，并试着写剧本——沉默的文字让她反观内在自我，或可弥合一点生存的裂伤。 

　　出演的角色，追索她心魂的痕迹，才会走到更深远的地方。 

　　对于我，不变的是阅读的乐趣，是语言魔方带来的美感、认同与温暖。在High过头的多变中，至少这里有静水深流。书页折叠的“纸船”，会在人生穿越长夜时，提供我一块栖身之地。　

　　本期《行者》，有肖复兴、潘向黎等名家新作。 

　　《行者》文学周刊，每周一见报。期待您品读之后的“回声”，并欢迎投稿。 

　　忧郁的戴留斯　

　　文/肖复兴 

　　忧郁是一种高贵的感情，属于某阶层滋生的青苔，茸茸的，沾衣欲湿，扑面又寒。不是生在雨后树林中或王府阶前的那种，是厚厚地匍匐在那种哥特式或巴洛克式古老城堡的墙上的那种青苔，像是围裹在城堡前的一条古老而苍绿的丝巾。漫长的封建社会，培养了一批破落的土地主或败家子，却难出真正的绅士贵族，忧郁的感情便离我们总显得有些遥远和奢侈。 

　　我们可以感受忧郁，却难以拥有忧郁。忧郁是无多的青鸟，不是广场上飞起飞落成群的鸽子。 

　　那天听英国作曲家戴留斯的弦乐《孟春初闻杜鹃啼》《夏夜河上》《日落前的歌》《走向天国的花园》……这位晚年同巴赫一样双目失明的老人，临终前还在枫丹白露口授音乐创作，让我对他的音乐充满想象。他让我听出忧郁的紫色，真是怪了。仿佛不期而遇，让我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邂逅，他敲打在石板地上的手杖声和从心里吐出的音乐，在夜风中摇曳起一片紫色藤罗花。 

　　忧郁中，渗透着一种葡萄酒酿造的甜美。也许，我们听的大喜大悲的音乐太多了（如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听的甜果汁的音乐太多了（如约翰·斯特劳斯和理查德·克莱德曼），真正品尝到这种陈年佳酿的机会太少。我们的嗅觉和味蕾已太不灵敏。但《孟春初闻杜鹃啼》那种由弦乐反复吟咏的乐段织就的神秘；《夏夜河上》那种微风轻拂水面漾起的湿润，河水流淌进天边夜色中的不可捉摸；忧郁实在如山岚雾霭一样弥散开来，满眼只能是那种让我无法拂拭的紫色。 

　　特别是《走向天国的花园》，戴留斯所有的音乐，这首曲子第一个闯入我耳，太美了。真的，那天这曲子从夜空传来，如同从云中飘逸而来，随月光一起洒落心里，让我无言伫立在夜色中。尾声在竖琴伴随下，单簧管插入后那种沁人的感觉，把人带到不可知的地方却愿随它飘飞到远方…… 

　　这样说忧郁的感觉，总不够准确。也许，悲伤和忧愁都可说得出来，是可倾诉的，而忧郁是形容不出来的，尤其是不能诉说。悲伤和忧愁，都可有表情；忧郁没可捕捉的表情，忧郁只是隐藏在眼睛里的颜色，是荡漾在心里的皱纹。 

　　忽想起普列什文在《叶芹草》中描绘的景象── 

　　白桦倒在了地上，在灰蒙蒙的还没有上装的树木和灌木丛中，显得那样伤感和悲凉，但一棵绿色的稠李却站着，仿佛披上用林涛做成的透明的盛装…… 

　　春天暖夜河边捕鱼，忽然看见身后站着十几个人，生怕又是偷鱼网的，急奔过去，原来是十来株小白桦，夜来穿上春装，人似的站在美丽的夜色中…… 

　　或许，这些充满诗意的图画，画出了忧郁的一部分，让我们能多少捕捉到一些忧郁的影子。如果说忧郁的色彩是紫色的，那么，忧郁的核心是诗意的。 

　　如果要为戴留斯的这些乐曲配图的话，用普列什文这样两幅林中的图画，大概多少触摸到一些脉搏。 

　　在夜色笼罩的林中那稠李或白桦的后面，站着的一定是戴留斯。 

此恩难忘　

文/潘向黎 

　　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名港——泉州，在她的全盛期，和近百个国家互通贸易，东至日本，南到南海诸国，西达波斯、阿拉伯、东非，以我们的丝绸、瓷器、茶叶和各种日用品，去换回异域的香料、药物和珠宝。在海上流动的不只是货物，还有人。阿拉伯人以他们对海洋的热情纷纷来到中国，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商业传统；中国沿海的人也纷纷下南洋，泉州因此成为中国重要的侨乡和华人华侨主要祖籍地。 

　　几年前我去东南亚，发现那里的华人作家主要都用闽南话在交流。我忍不住也用家乡话和他们聊起来，结果，一位当地的作家说：“你确实是咱泉州人，你的泉州话是鲤城区口音的。”我惊喜地说：“是啊，我是东街南俊巷的。”他缓缓地用无比地道的泉州话沉吟：“南俊巷，对，在承天巷边上。”那些我家乡的先贤，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借着季风，乘着洋流，按照梦的指引或神的启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播撒出去，在远处的岸上扎根，抽枝散叶。 

　　我的三伯父潘曙澜先生，便是那些蒲公英先人的追随者，他大约在1936年下南洋，到了吕宋一家木材行当学徒，经过了我未必能够想象的艰苦奋斗，他拥有了自己的木材行，于是给爷爷奶奶固定地寄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父亲的家庭出身并不常见，“华侨工商业”，就是因主要生活来源来自海外。当我父亲在政治、经济、家庭变故的几种困境中，奋力考上远在上海的复旦大学之后，面临的却是没钱上大学的压力，求生和求学的愿望驱使他给在马尼拉的三哥写了求助的信，信寄出去以后，他非常忐忑，几乎几夜白头，终于电报来了：支持上大学。当然，这不是一句空话，一切费用就要由这个哥哥来承担了。一个心比天高、天分也高而命运多舛的少年就此冲出了大山和愚昧、暴力的重重包围，来到了上海，迎来了属于他的人生的阶段性的海阔天空。我们全家一直都感念三伯的爱心、担当和慷慨。今天想来，要感念的还不止三伯一个人，若没那些有勇有谋的先人闯出了这条路，那我父亲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写。也许父亲的困境会演变成灭顶之灾，世上根本不会有我这个人，侥幸地来到世间，此刻以一个泉州人的身份为泉州和大海奋笔疾书，眼中噙着感怀身世和知恩难报的热泪。 

　　多少福建人，都深深受惠于海和这条祖先开辟、船过无痕的海上之路，这条用生命、胆气、勇气、智慧开拓出来的路。没有这条路，哪来的侨乡？哪来的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的外汇？哪来的困难时期救苦救饥救急的食品、物品？我母亲的二姨，早年嫁去了新加坡。但在二十年里，她对我们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存在，她给我母亲的整个家族寄来了面粉、饼干、糖、奶粉……不但使我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少吃了许多苦，而且给家族带来了精神上的支撑——我们有外援。 

　　祖先的福泽，几朝几代之后，依然在庇佑着后人，而我们这些后人，是否对得起祖宗先人？是否无愧于刺桐的光荣？无言以对，百感交集。 

　树木　

文/胡弦 

　　一棵树的年龄，往往大过老屋。我记得老屋后面有几棵刺槐，因年代久远，内心空出了大洞，下半截几乎只剩下了树皮，可奇迹般地活着，年年的槐花香甜如蜜。门前栽过两棵白杨，阴影浓郁，父亲和邻居允德大爷曾坐在树下，商量着给他残疾的儿子买个外地媳妇。当年村上有七八户人家娶的是外地媳妇。大都来自偏僻山区，每两三年回娘家一次，回去的资费，能耗尽一个家庭一年的积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本地人不会娶外地女子。两棵杨树后来伐倒了一棵，给祖父做棺木。五年后，另一棵给了允德大爷。原来，这两棵树长在两家宅基地的接合部，所以一家一棵。我还记得刨树时的情景，卫东因腿脚不利索，像被刨掉了根的树，在人堆里晃悠。他的老婆，那个外地妇人，因心疼树要做寿材埋到土里而絮叨。没人知道她在说什么。卫东有时会呵斥她。她像是反击又像是自言自语，一种古怪的情绪就在她的方言里滚来滚去。 

　　我这次回来，是出差路过，就转道老家看看。正是树木舒展开叶子的时候，远看，村子像在金黄色麦浪中晃动的绿松石。离老宅不远的村外，曾起过一片杏林，后来又陆续砍去，只剩下祖父坟边的一棵。现在，已很难再见到几十年的老树，村子里全是陌生的新绿，陌生的风吹和沙沙声。卫东为儿子翻盖平房时，从老屋上拆下的房梁、椽子，面目焦黑地散落在院子的墙根处。这些朽了的老木头，再也没用了，只能做烧柴。等着它们的，是斧头和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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