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五十一期

赵翼如

夜半扪心

 一位阔太太跑来找我谈投资，所求的“回报”挺奇特：只求带她进入我的朋友圈子，慢慢学写人生故事。我说“如今文字很看跌了啊。”“可没准把我打捞起呢。好多回我夜半扪心：我的心还在吗?”

 我惊觉她眼里布满水意。

 她说周围的心被钱洗黑了，太想出来透口气，寻找点人的气息，以及日常闲趣。或投资构筑音乐读书沙龙，以“产出”某种氛围。

 难得她不愿给钱活埋。但这“氛围”光靠钱可否营造？

 有人说，书读多了，连想成为马云的意愿也没了。

 我回赠她狄金森的话：书是最节俭的车，却承载着人的灵魂。

 又何必“投资”？

 请来感受《行者》的气场，参与不功利的“无用训练”，也许有疗效。

我写小说

文/李小山

 我写了二十多年小说，出版了四部长篇。我估计，我的小说读者不超过几百人，或许，两百人都不到。在很少的读者中，许多还是我的亲朋好友。他们读我的小说——或者仅仅随手翻翻，可能只是出于对我的支持和同情。今天，小说的命运够悲催，我听到许多唱衰小说的论调，理由各异，根源却相同：小说读者越来越少了。这是不对的。小说读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我指的是各种畅销小说和网络小说的读者。我不关心小说读者的多寡。我只考虑小说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成？它在文本上的表现力、对人的灵魂的穿透力、以及渗透现实的附着力是否已经稀释殆尽？一言蔽之，在当下资讯渠道无比繁杂、传播手段无比便捷的情景下，小说是否还有它的存在价值？

 没有读者，无人喝彩，为什么我能保持这样的热情？我想说，实际上不是小说的问题，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人文学科都一样。要么是灌输式的，要么是心灵鸡汤式的，除此之外，所有严肃的、深入的探究都被边缘化了，成为像实验室里的少数科研人员的专利。主流话语和通俗文化如翻江倒海的潮水席卷一切，现实如山，它不会朝我们走来，怎么办？我喜欢写小说，小说使我智力、想象、表达得到充分的发挥。小说一刻不停地训练我的思维，考验我的耐心，保持着内在的紧张度——由此，抵御时时袭来的沉沦和犬儒，于我来说，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值得去做的事情？如果这个理由还不够实在，那么，再加上一句：最好写作的最好状态，不是争取读者，而是清除对他们的期待，冷眼度量他们——这么做，未尝不是一种自我价值的提升和体现。

 任何写作的人都离不开他的语言系统，离不开通过语言呈现存在的方方面面。欧洲小说家（从福斯特到昆德拉）宣称：小说是欧洲的创造物。他们肯定不知道，曹雪芹是在没有读过欧洲小说的情况下，写出了不朽的小说。话得说回来，西方小说的贡献不为区域所囿，辐射力和覆盖面有目共睹。这取决于他们的叙事传统的坚实、深厚，也取决于他们在小说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再造能力、更新能力。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形态里，有伟大的经久不衰的抒情传统——辞赋、诗文之类，却在音乐、思辨和叙事方面欠缺多多。以致造成了我们的听觉有些粗糙，哲学思考不严密，叙事技术不够强。譬如，寥寥几首名曲，谈不上多少骄傲。再譬如，黄佐临把世界戏剧概括为包含“梅兰芳体系”在内的三大体系。梅兰芳是了不起的京剧演员，发表过一些经验之谈，我不知道黄氏的“体系”说是不是民族感情的产物？至于思辨，我们素来少有出类拔萃、自成体系的哲学家。孔孟、老庄？程朱？王阳明？戴震？冯友兰？即使黑格尔的“中国无哲学”的说法太过夸张，事实也确实不那么令人抱有信心。《红楼梦》的高度毋容置疑，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它几乎是绝唱，之后一直没有后继小说家接得上气。这样的梳理意在说明，中国现代小说更多是嫁接在西方叙事传统之上的。其实，早在上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小说家就用实际行动亮出了这面旗帜。他们看得清楚，曹雪芹的血脉已趋干枯，若不赶紧改弦易辙，只能在新时代的门前打转。

 对于以往的成就，标准和立场不同，结论大相径庭。例如，王瑶是一种，夏志清是另一种。小说家在何种程度上理解小说在发展链条中的落差，就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写作。小说家在面对社会时，需要现实感，需要介入，需要代言。但是他面对写作时，功利现实的目的都有可能自我损毁。当小说家以获得各种奖项作为成功标记时，与追逐印数和商业目的一样，本质没有区别。举“茅奖”为例，它既是现存的文学秩序，也是体制化的结果。这么说吧，在我敬仰的小说家的名单里，没有茅盾先生。记得艾略特曾指出，文学创作的最大敌人是它面对着的那个文学秩序。然而，小说家无法逃避秩序化的存在，不管它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这是一种近乎宿命的悖论。目前，国内大多数所谓的一线小说家集体朝后转，摒弃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赖以成名的“先锋”姿态，回到了写实和写故事的传统路数。表面上，这么做是为了规避与西方叙事撞车，以确立“中国式”的叙事样板，实质却是又一次轮回，在不知不觉中沉入了精神萎缩的贫血期。

 有一次，一位对我的小说感兴趣的记者问我：写了这么多年，你给自己的小说打多少分？我真心诚意回答：刚好及格。别小看及格二字，要看用什么坐标为参照——纵向看，我显得很矮。横向看，远在矮之上。我的回答当然与我的阅读习惯有关。我在读书上有些懒惰。古人说，吾生有涯知无涯。在读书这件事上走走捷径无可厚非。我除了读一些朋友赠送的书，以及应予以关注的书，兴趣都在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作品上，也就是那些被一两代人甚至几代人检阅并认可的作品。由此，我想到自己，如经不起一点时间的考验——哪怕不太长时间的考验，我的写作就真是成了自娱自乐的游戏。我得赶紧补充一句，寄希望于未来和寄希望于过去一样，都是一种幻觉，都是弱者对虚幻价值的献媚。在当下的处境里，自我隔离可能不好，随波逐流却一定是不好的。

 说到“好”这个字眼，我的命门便显现了。大师无师，道理颠扑不破。卡夫卡、乔伊斯、穆齐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写作是好是坏，是优是劣，是高是低——就是说，他们的写作没有样板，没有标准，没有依据。我（包括与我类似的许多写作者）恰恰相反，一开始就是冲着“好”去的，而“好”的样板、标准和依据正是那些现成的大师的作品。它们像一条条无情的绳索，不仅将原创的预期捆得紧紧的，连本来的才华和悟性也被一点点荡涤。当然了，由于小说所用的材料（文字）具有天然的制约，所以小说家永远不能像杜尚那样直接利用现成的“物”做作品，也不能像约翰·凯奇那样以“无声”的概念来表达音乐。所谓原创，只是最大限度地寻求独特性和差异性而已。

 有朋友称我的写作是高投入低产出。是的，我知道不少同行的写作犹如水龙头，隔夜睡觉前拧开那么一点，任水滴流淌，第二天早晨已是满满一桶了，这是非常惬意的事情。高投入指什么呢？内心风起云涌，动静大，冲突大，在封闭状态下自己与自己较劲。幸好，我对“产出”多少倒不在意。

幽兰之香

文/洪磊

 兰草。那若即若离的淡雅香气，并不完全是为自己悄然神伤，而是一种期待，抑或韬光养晦？

 “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将兰花与君子的人格相联系，着力自身独立思想，以及独立人格训诫。山涛未入仕之前，常与嵇康、阮籍等人行走竹林，自视不俗而清高。入仕为官后，从不张狂自大，他于官场仍坚持老庄的“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的信条。后来，他辞官回家，重又归隐山野。可能因为嵇康的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声名当然就不完美了。史书上记载的山涛，没有过于出格的行为，大多情真寡欲。王戎有评价说，“如浑金璞玉，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描写山涛自有高贵洁净的内心，掩藏于怀中而从不张扬，恰似兰花的品质。中国文人以上千年时间驯养兰花，独有了植物的文化价值，目的不是散播欲望，只在柔和里透出一点迟缓到来的香味。不宣扬苦行，而视富贵享乐时刻保持警惕。儒生官僚群体中，山涛或许是少有些许“兰”意味的官僚。与山涛绝然不同的嵇康，他的存在表达，却更像是梅花，必定要在严寒的时候绚丽绽放，香气逼人。

 读李渔的《闲情偶寄》，他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柔情到点点滴滴，每一个类别关照出惊艳，这种显然的儒生文人才会有的情怀。然而，李渔从未做过官。（虽然李渔自幼聪颖，二十九岁应杭州乡试却名落孙山。之后又再去杭州应试，遇清军铁骑横扫江南，求取功名的路被阻断）李渔是一个独立于皇权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著《闲情偶寄》是为了发幽兰之香。此种主流文化之外的文人清高，自有他的世界。但在这份清高的世界里，仍是孔家的清高和孤傲，可称得上是真正的“不以无人而不芳”者。他有专门一节写“兰”，“不在花香而在叶”，这一句我甚是欢喜。我不喜欢兰草的花型，花瓣的样子像枣核剪影，不好看。只有在不经意的时候，香气才会出现。也只有兰草叶，那么一盆安静地置于书案，无论何时瞥见一眼，总是那样地静谧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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