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四十二期

2015年01月21日 09时56分 
 

接地气

赵翼如

 总听老人说:有树的院子才是个家。

 15岁第一次拿了工资,就鬼使神差跑南京玩。勾留我的,正是满城梧桐雪松。在树下走一回,似乎就“得气”了。很想有一天择林而居。

 树拥有生命的一切丰富特征,是大地的神来之笔。它那么安静从容地站着,心思可随风飞天涯。

 一到年头,树的姿态就出来了。敞开的枝叶,让世界走进来。

 《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后来发现:橄榄树在这个世上是所有东西的化身——它将人安顿在一处。

 院子里有了自己种的树。压实泥土浇上水的感觉,真爽。树影下编《行者》,恰与文中之“树”相逢。叶辛、罗望子、张羊羊,三个不同年代的人,写出了姿态各异的树。

 

东坪千年古道

/叶辛

 这一条古道不甚著名,可每一块山石都透出古朴、苍凉及油润的历史感,拾阶而上,踩着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石头,任何人都会油然而生出沧桑之感,还会情不自禁道出一句:这条路该有些年头了。

 正是洒着暖意的初冬时节,山路上透过稀疏的树叶,洒下点儿花花太阳,微风时而从峡口那面拂来,不冷不热,耳闻啁啾不休的鸟语,空气里弥散着以晚桂为主的馨香,四周的山谷里幽静安宁,感觉真的好极了。

 古道上铺满了泛黄透潮的落叶,脚踩上去,沙沙作响,树影婆娑,让人顿觉安详淡定。

 陪同我登山的俞云龙说:“只有你才会有此雅兴爬这古道,这条古道现在已无人走了。”

 我问为什么。

 同行的汪群说:“公路早就通到了500米高处的东坪村,人们都坐着车直接上去,哪个也不愿费时费力爬这一千多步的攀高山道。”

 俞云龙强调说:“三四十年前,公路没通时东坪村人进出,就靠这条道。我在东坪住过3个月的工作队。头一次爬这古道,爬上去要睡一夜,才能走第二回。后来去多了,一天上下三四回也不觉得累。”

 我提出心中的疑问:“路这么难走,当年古人为什么要将村庄建在上头?”

 于是便引出了一段传奇色彩的古代往事。是武则天在位时,为防她的残害,一批李氏宗室外迁。唐高宗李治的第七个儿子李烨,从长安远避福建古田长河的麻团岭。唐中宗时(705-710年)又从麻团岭转迁峡川东坪。为便于进出,修建了这条东坪古道。故而当地百姓也称其“唐朝古道”。

 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段历史,不像其他地方的很多掌故轶事,仅是口耳相传,带着民间文学的色彩。保存至今的李氏宗谱史料上,记载得明明白白。

 一路走走停停,带一点湿滑的古道上,一株一株姿态优雅的古树,形态各异地以自己的风姿耸入云空,细细辨认,有红枫、白果、檀树、桂花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棵一棵两三个人抱不过来的樟树,有的伸出虬曲的长臂,有的舒展其粗壮的雄姿,令人忍不住伫立树下,享受着古道上的宁静;清风徐来,人的心也随之安宁下来。懂一点医的俞云龙兴致特别高,一会儿指着寄生在大树上的绿叶告诉我,这是“骨碎补”,骨头受了伤,采下这叶子捣烂成汁,敷在身上就会好;一会儿又指着另一种植物告诉我,这是“猴姜”,功效神奇得很。看得出他对这条古道和古道上的大树,充满了深情。

 我随口说了一句:“古道两旁这么多的树,保存下来实为不易。”

 不料一句议论,又引出俞云龙一番回忆,今天的东坪村,1958年的时候,谓衢县杜泽区高潮人民公社李宅管理区;1961年后属杜泽区峡口公社,1984年后属杜泽区李泽乡。大炼钢铁的年头,区里面下了命令,要把东坪古道上的大树统统砍下来炼钢铁,多亏了当时的老支书黄宗如,他先是明确反对砍树,说这是东坪人的风水树,砍不得。区里面派人来找他,他称病躲着不见,更不组织社员动手。区上干脆派来了砍树队,带上工具来到了山下。黄宗如,个子不高,清瘦黝黑的一个汉子,对砍树的人说,这是祖宗留下来的风景树,社员在古道上上下下,累了就可以在古道上歇歇,你们就下得了手?真要砍,也得选个日子吧,随随便便说砍就砍,你们就不怕报应?

 也不知这番话起了作用,还是砍树的人本不想攀山砍树,总之在黄宗如软硬兼施,并且最终赌咒发誓说“你们一定要砍,我这支书就不当了”之后,砍树的汉子退去了。东坪古道上这批古树,就此得以幸存。

 而周围远近村庄里的大树,全被砍光了。事情过去了60多年,518米高处东坪村里的人们,还都记得这位耿直的老人,虽然他已离开人世,我想只要步上东坪古道,人们仍然会记得他,怀念他,感谢他。

 听了这一番不很久远的往事,我比听到1300年前的古代历史还要感动。在民间,在山中,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中间,总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故事,让你感受到民族精神的执著、延续和坚忍。

 清风又吹落了几片枫叶,颤颤悠悠地往峡谷里飞去。绵延千年的古道古树,源远流长地庇荫着人间四季,冬去春来,明年的参天古樟和枫树,又会让人们感受到岁月的斑驳和多彩罢

 

梧桐

/张羊羊

 在我所有去过的城市中,藏得最深的是南京,除了故乡常州,从来没有一座城市值得我留恋。我时常想念云南路烧烤店里金灿灿、油汪汪的“响鱼”,除此之外就是那些慈祥的梧桐。每次回南京少不了的一是吃响鱼,二是看梧桐,你看,我下意识里都用“回”这个字了。我觉得,只有在南京,梧桐才最像梧桐,它长着南京独有的肤色。

 晏殊是个喜欢在梧桐树下想心思、发感慨的人,“酒阑人散忡忡,闲阶独倚梧桐”、“斜日更穿帘幕,微凉渐入梧桐”。他的梧桐是中国梧桐,应该就是青桐吧,树干可以做琴。我说的梧桐有一个好听的名字:悬铃木。更确切地说,是三球悬铃木——法国梧桐。一球悬铃木是美国梧桐、二球悬铃木是英国梧桐。悬满铃铛的树,这是哪个诗人给取的名呢。我的读书岁月里,不知在汉口路两旁小酒馆门前的梧桐树下醉过多少次。有一次,几个人喝醉了,其中一个三两下爬上了梧桐树,硬是不肯下来。

 两三年前的样子吧,听说南京少了许多梧桐树。想想去南大的路上少了梧桐树,怪别扭的。

 我所在的城市,梧桐也挺好看的。回想三十年前,和平路上的梧桐是我对这座城市的最初记忆。记得第一次进城,见到的就是这站得整整齐齐的梧桐。那时候的和平路远没有现在这么宽敞,却看不出丝毫的拥挤,其间穿梭着24寸的金狮牌自行车,穿白色的确良衬衣的姑娘和小伙,一律的青春焕发。那年我五六岁光景,我对彼时的城市没什么具体印象了,色调陈旧,远没有现时苏南任何一座小镇光鲜,可老孟所说“梧桐相待老”的感情多深啊,那时的旧是值得一座城用来怀念的。

 我之所以记得一条叫做和平的路,是因为在这条路一个忘记了名字的小饭馆的四方桌上,我和爸爸还有另外两个陌生人坐到了一起。当我把筷子伸向一盘菜时,那个陌生人看了我一眼,我把手停了下来看着爸爸,爸爸说那是别人点的菜。我记得那个眼神,记得那盘菜是一份清汁百叶。一晃三十年了,和平路两旁的房子都不断变高了,变亮了,只有那些梧桐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也许会有一棵梧桐,曾看见过一个好奇的少年当年初进城时羞涩的表情。

 这座城市的路胖了许多,两旁的植物也渐渐丰富了。那些木本、草本、藤本,依偎在一起,长着亲人般的面孔,它们看起来都有美好的心思。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一座城市的行道树,只能是梧桐。而今香樟似乎成了首选,但缺少色彩交替的季节的层次感,也就没有了“梧桐真不甘衰谢,数叶迎风尚有声”的美妙。密密麻麻的“铁甲虫”载着的那些追赶时间的人,丢失的则是生命里更多的时间,这大概就是浮士德式的交易。我的日常生活圈,一般也就在三公里之内,我喜欢散步,慢就慢点吧,慢有慢的收获。比如,当我看见一只白鹭从这条路东侧的湖面一跃而过,在西侧的湖面上盘旋、停歇下来,我被这条白色的弧线深深地感动了,我仿佛正在读顾城的诗句“空气中的光明/使我们的手对称”。

 “有一种树,看到了,就想起了一座城。树是梧桐树,城是南京城”,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就记住了,不知是谁说的、谁写的,却像是此刻我在说的、在写的。

 

 回声

 2014,感谢《行者》每周一的陪伴。一周中最忙的一个上午过后,中午和一杯红茶开始相遇《行者》,这竟然成了我的生活习惯。

 《行者》是行者们走累了歇歇脚的地方。行者的精神是平等的,所以她的定位并不排斥开豪车、坐花轿之人,但更倾向于靠双脚行走的赶路者。这也注定了她的功能并非路边服务区,主要不是用来泊车或加油的。当然,“功能”本来就不是她的追求,感觉《行者》就是一片安静到只能听到呼吸、只可与灵魂对视的小树林,所以她倡导低、慢、软,这需要勇气。不同于大多数纸媒副刊的小琐碎,她提供了一种简约又直达传统的新通道——用有温度的汉字营造书卷气。她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那一类,大气不是形式上,而是骨子里的。

 ——南京读者 张其全

 

 佩服《现代快报》决策者的勇气,在副刊每况愈下的今天,每周拿出四个版力推《行者》副刊,实现洼地崛起,让读者和作者拥有了一块心灵从容漫步的芳草地。

 主持人凭借一双慧眼,有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名人效应赚足了读者的眼球。名家还不时与读者“零距离”接触,大大增加了报纸的亲和力。基层作家心甘情愿将近作投给《行者》,佳作迭出。令人欣慰的是,《行者》也吸引了一批大学和中小学的读者,新人纷纷崭露头角。《行者》如今拥有一批忠实的读者、作者队伍,应该说得益于慧眼识珠。

 ——南京读者 王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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