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三十六期

别样忏悔

赵翼如

 听说：当年一个日本兵，就在紫金山，遇一小女孩递给他一把紫金草（二月兰）。这小小植物一路铺排开去，汇成浩荡的生命气场。他内心突然发生严重骚乱——响起无辜亡灵悲鸣！旋即，刀剑落地，埋入草丛。

 他忏悔的仪式很特别。火车驶向日本故乡，他高举起装满紫金草种子的布袋，沿铁轨一路挥撒。

 我见过那样的纪念碑：浮雕上的女子，双手高举交出长剑。

 也想起外交史上德国总理惊心动魄那一跪。

 不久，他家乡沿途数百里，一片片紫蓝色舞动飞扬。他余生致力于播撒这紫金草，向世界表达和解的愿望。

 临终，他嘱托儿子，到南京捐赠一座“紫金草花园”。

 本期《行者》，弥散着草木气息，有不期而遇的美。

苍茫时刻

文/萌娘

 又掉雨点了，对面楼上有关窗的声音。我从阳台上望着院子里的草坪树木，那里传来鸟的鸣叫。汪曾祺先生去世的那些天，我心里老觉着北京的天空少了一块。

 四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汪先生，他告诉我他手头的活要忙到月底。我等到五月打电话，家里说有个笔会把他叫去了。

 这次，他真的去了，去了我们永远找不到的地方。假如我知道那就是他最后的声音，我就不会放下电话。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许多朋友都认为我和汪先生交往很深，其实，作为编辑，我并没有编过先生的稿子；作为学生，我并没有被学校派到他的门下做研究生；先生以美食家著称，作为朋友，我也没吃过他烧的菜，可是我与先生谈话从来不用多说就互相明白。

 我每次去看汪先生，他常常会把我丢在客厅里，自己进屋给我看文章。那时候，我心里很温润也很忐忑，不知道他出来会说什么。有一次，他帮我看文章，出来后把稿子给我，一句话没说就坐着吸烟。那时我心跳得厉害，闷不住了就问他，您是不是觉得不对了……

 挺好，他望着我一笑说，没什么说的。

 更多时候，汪先生喜欢聊天，海阔天空，全是好玩的事。有一次闲谈，他说，文人要少聚堆，多写作。人一辈子能留下一句话，也就算为历史添砖加瓦了。

 先生也说过一句，中国人都知道。我说。

 我说什么了？汪先生望着我，目光炯烁。

 人一走，茶就凉……我唱了一句阿庆嫂。

 嘿！萌娘……汪先生大笑起来，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其实我知道，先生不愿提这出戏。但对我来说，在那个没有艺术的年代里，《沙家浜》却是照亮我童年的一缕阳光。至今，我在北京城里许多地方一听到这出戏的板弦鼓点儿，那红墙绿树小鸟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就使我倍感亲切，它使我的童年得以延续。

 我在大学里读先生的小说《受戒》，一直到今天读先生的散文、绘画，所有这些作品的节奏、语言和它们表现的整个世界，都感动过我，它们都教给我一些美的东西，有的短暂，有的长久。

 雨点敲打着树叶，这种天气最适合怀念。

 有人告诉我，汪先生在答某刊记者问时，谈到我的散文，他认为我用意识流的方法写散文很好。我听了半信半疑，因为那时先生并不认识我，虽然我早就听过他的课。后来我果然看到先生谈我的散文，顿时心里一亮，我觉得先生是特别理解我的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地址是问来的，那天王阿城在编辑部里屋大声说：“北京蒲黄榆……”我就在外屋记下来。让人尴尬的是，我写成了“北京捕黄鱼”，信就这么寄走了。现在想想，真应该感谢那个投递员。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一见信封我的脸忽地热了，只见上面特别工整地写着他的地址，“蒲黄榆”三个字尤其清晰，地址后面写着：汪曾祺。

 第二年春天，我专程去看汪先生。进了门，刚一坐定我就站起来说：真对不起，我去年给您写信，那个地址……

 你喝茶，汪先生打断我，他说，走了那么远，先喝点茶。

 萌娘，汪先生说，我想象你就是这个样子，你长得就像你那篇《秋天的钟》。他说。他的目光清彻明亮，充满了善意和理解。

 那天先生送给我两本书和一幅白描水仙图。他说，我想来想去这幅画送给你最合适。这是一次喝酒之后画的，你看，那叶子有几分醉意是不是？我一直没舍得送人。

 我这才知道先生还有一手好画。

 那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来电话约我谈谈汪先生散文。当然，我脱口而出，汪先生的文章为什么读来很舒服？因为在他的文字中有足够的空间和空气。人都说汪先生文章以语言和知识面见长，我倒觉得先生文章的锦绣之处更在文字流溢之间，如溪水流动，溪水所到之处，文字便生动起来。那溪水是什么？是智慧？还是情感？我说不清它是什么，可它什么都是；它们不是知识，它们又是所有的知识。

 一个傍晚，我去看他，那时他已经迁到新居。那次，汪师母病了，她躺在床上，几乎不能讲话，当我握住她细瘦的小手时，她用一种汪先生才能明白的语言叫我的名字，那时我心里很难过。汪先生告诉我，他不喝酒了，现在他每天出去买菜。我明白，不喝酒，每天买菜，这对汪先生可是一次革命。也许是先生在朝夕相伴的妻子身上感到了夕阳即将逝去吗？就是那天，我感到先生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要努力用他那双富于创造的手，抓住落日的余晖。

 记得有一次先生鼻子大出血，我正赶上，便和汪师母忙着为他上云南白药止血，不停地换冷毛巾冰在他头上，那时他弱得像个孩子，特别听话，目光流露着顺从和依恋。而这一次，汪师母躺下了，先生的背倒显得挺了一些。

 先生最近还画吗？我问他。

 他顺手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幅画给我，你看，他说。那是一幅彩墨藤萝，情致、韵味恰到好处，细看上面题着一行字，我轻轻读出声来：

 藤扭枝枝曲，花沉瓣瓣垂

 为贺平作，丙子夏日 汪曾祺。

 我特别惊讶：这是给我的？汪先生微笑着点点头。那是先生唯一一次对我用“贺平”这个名字。

 这是什么时候画的？我问他。

 今天下午。放下你的电话就画了。

 先生说他最近画了不少画，他让我看挂在门厅里的那一幅，那是一幅很大尺幅的郁金香，也可能是牡丹，色彩华丽富贵，我记不清了。先生很少画这么大幅的作品，他问我感觉如何？我望着那画说，看上去先生精神特别好。

 还能活是不是？汪先生大笑起来。窗外大雨磅礴。

 那天的雨和今天的雨很像，下下停停。从月季上淌下的雨水，在那个不复存在的客厅里，洗净了一方砚台，几支画笔。我就在那个客厅里与先生告辞。

 有天走过什刹海，雨中的湖面升起薄薄的烟雾，给对岸的房屋、树木披上了一层白纱。隐隐听见有人在对岸吊嗓子，喊了几声，忽然唱起了郭建光：

 朝霞映在阳澄湖上……

 我的心轻轻一沉，停下车朝对岸望去，雨中的树丛一片苍茫。我站在雨里，雨水顺着披风湿透了我的鞋子、裤角。多年前，我给学生们讲到“京派小说”，讲到汪曾祺。如今，这位“京派小说”的最后传人离我们而去，“京派小说”便从此落下了帷幕。这个一双明眸，微微有些驼背的老人，这个从不想和当今文坛一争高下的外乡人，却在诗酒书画、谈笑风生之中，用他的笔征服了北京，以至更广阔的土地和时间。

 窗外，雨大了起来，五月的雨落满我的眼睛。

园霖

文/傅益瑶

 “鲤之过庭，必得父教”，这是孔子教诲儿子孔鲤的方法。这种过庭之教是中国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中最有魅力的特色之一。因为中国教育最注重变化气质，养育人格，只有在人格形成的同时，才能使知识和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

 我从小就生活在“过庭之教”的环境里，虽不自觉，但父母的教诲，就随着一口饭，一口汤被慢慢地喂进来了。

 习惯了的东西一旦失去才会惊觉它的宝贵，才会涌出强烈的难舍之情。“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批斗打砸的浪潮过去之后，我被排斥在造反派之外，成了名副其实的“逍遥派”，无所事事，无所适从地晃荡着，就是在这个骨节眼上，我遇到了林散之老先生，是他让我重温了“过庭之教”的温馨。

 记得那是个夏天下午，我的表妹兴冲冲地跑来说：“林老搬到百子亭八号来了，我们去看他好吗？”我早就闻知林老——林散之老先生是位大书法家，可从来没有见过。此时我的妹妹和表妹都在练书法，于是我们就结伴去拜访他，而且百子亭离我们家很近，出门转个弯就到。

 林老住在楼下，他的客厅兼书房就面对着院子，里面是睡房，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地走到门口，往里一看，竟然没有人，于是我们便又热闹起来。待我们走到客厅里，忽然听到里屋有个低沉的却又爽朗的声音在说话，只见林老坐在藤椅上拿着把芭蕉扇笑眯眯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一群真好像是从大观园里走出来的。”这一说又把我们弄得哈哈大笑。

 说实话，当时我看林老，倒有点像看刘姥姥，他的头是圆圆的，眼睛晶亮晶亮，也是圆圆的，一双眉毛，是长长的寿眉，仿佛也圆圆的，特别是他笑起来，两个腮帮子更堆成圆圆的，真是又可爱又有趣。在这间书房里与林老共度了许多时光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才是书法这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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