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三十五期

2014年12月01日 09时35分 

  创意之源

赵翼如

 最近的巴塞罗那之行,几乎变成了“高迪”之旅——走进建筑大师的童话连续剧,“轻软而放松”。

 在高迪旧居,我发现其重要的创意之源:古老橡树。

 森林是他的灵魂属地。树木透露的远景,是世界文化遗产——圣家族教堂的视觉形象。

 百年来这教堂一直生长着“枝叶”,随处可见植物元素:各种造型,在树纹中浮现。彩窗,如树叶间隙漏下的阳光。

 我们穿越的,不仅仅是“森林”,更是一条时间通道。

 安葬在教堂下的高迪已融入“树根”,慢慢长成“一棵离上帝最近的树”。

 《行者》,行走在浓阴深处。每片不一样的叶子,呼应着创意的精灵。

 

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

/朱大可

 “这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图书,没有起始,也无终结,你可以从其中任何一页打开,甚至直接用手指插入衬页或尾部,但它仍然没有起始和终结。”这是博尔赫斯在其《沙之书》里所描述的“圣书”。它仿佛是对《山海经》的一种跨时空暗喻。这部来自中国的“无限之书”,不只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碎片化叙事,更展示出上古人类观察世界的方式——好奇、天真,对所有异象和奇迹深信不疑,而这正是21世纪中国人最短缺的事物。在世故和心机的酱缸里翻滚了2000多年,《山海经》早已失去当年的纯真读者。

 2000多年前的战国晚期,它的作者——一群年迈的祭司,面对青铜灯盏,借助昏暗的光线,翻译、抄写和拼缀那些来自巴比伦、天竺、安息、大秦和本土的书卷。面对莎草纸、羊皮卷、竹简和丝帛,他们采集破碎的意象,按东南西北及山河的方位加以重组,如同炼金师从烧杯中汲取金黄色的汁液,再灌入清亮的水晶小瓶。他们被文本里的各种“幻象”所包围,脸上露出无限复杂的表情。他们看到了这部典籍的曲折命运。

 但这只是一个被美化的想象性场景而已。经过历次大规模焚书,优秀的先秦神话早已灰飞烟灭,只有这部被视为经典的奇书,被西汉儒生“意外地”发现,在增删和篡改之后,超越自身命运而重返人间,成为唯一能跟儒家典籍并置的“异端邪说”,甚至以某种不和谐的容貌,介入各学派改造历史真相的文化运动。

 《山海经》究竟向世人说出了什么?它究竟是中国巫师的杰作,还是西亚商人带来的世界地理手册?它何以能描述赤道太阳垂直照射的效应,并记录北极圈内长昼永夜的非凡景观?为什么它既有对印度尼西亚袋鼠“夔”和笑鸟的表述,也有对南美洲玉米的暧昧记录?

 究竟是谁走遍整个世界,将这些广泛的地理知识,传播给一个正在东亚崛起的族群?时间的尘土覆盖了人类的记忆,以致人们根本无法重返那个天真明澈的时代。

 中国上古神话有着一些截然不同的父本,据此呈现出驳杂、破碎、重叠、自相矛盾、风格多样的面貌,本土和异族的意识形态,并置于太平洋西岸的广阔空间,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的梳理。《山海经》似乎是唯一的例外。它采用中国折扇式的空间叙事,将碎片重新拼绘,然后不断折叠与打开,形成一些奇怪的语词褶皱——“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又西六十里,曰太华之山,又西八十里,曰小华之山……”这些副词“又”是褶皱的标记,它掩藏起“西四十五里”或“西六十里”的内部缝隙,将空间改造成一组彼此叠加的褶皱,犹如一把被仔细收起的折扇。

 然而,《山海经》的折扇叙事,只是一种蓄意制造的错觉而已,它制造了褶皱的假象,仿佛地理空间的跨度被压缩了,而最终可以在填字游戏中重展恢宏的世界地图,但实际上它却是永久的褶皱,根本无法被展开。它不是完整的扇面,而只是一堆经过悉心黏合的地理碎片。

 毫无疑问,《山海经》收藏了西亚、南亚和东亚的各种神话叙事碎片。它是一个笨拙的语词游戏或纪念体系,表达了“亚洲精神共同体”的古老信念。在汉代民族主体意识确立之前,中国始终是该共同体的一部分,并注定要以某种公共的语法,去记录东亚精神的发育进程。目前可以确认的先秦典籍,都有显著的共同体特征,而《山海经》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它以地貌、物产和神话意象的混乱符码,证明了泛亚共同体的坚硬存在。而在此背后,似乎还有更大的全球共同体的模糊身影。

 然而,褶皱化的拼图,同时也是东亚失去神话的痛苦征兆。碎片为后人制造了一种“谜语效应”。在战国和两汉的原野上,到处飞扬着从神话树上飘落的枯叶,仿佛是一堆来历不明的生物遗骸。

 此情形跟其他文明的神话是大相径庭的。无论苏美尔—阿卡德神话、埃及神话、印伊神话、希腊/罗马神话,都有显著的体系性,具备完善的神谱,所有神祇的神格与造型清晰可辨,事迹(故事)保持完整的戏剧性结构,并跟历史叙事迥然有异。更重要的是,几乎所有神话都有初始原典(泥板、印章和雕塑)作为实体证据,而不只是后世的文献追述。它们把中国神话逐出了亚洲乃至世纪神话的顶层花园。

 但就文明发展的逻辑而言,中国本土必定有过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神话体系。商代以后,书写技术发生重大突破,以漆写简的方式被广泛应用,每支简能记录10~20字,以绳索把诸简串联起来形成“册”和“篇”之后,就能书写长篇文字。此外,鉴于长江流域丝绸业的迅猛发展,绢帛为文字书写提供了更优良的介质。正是基于新技术的发明,东亚神话已拥有超越泥版和石头的物理载体,而能跟羊皮纸和莎草纸展开对等竞争。无论如何,它都应当表达“亚洲精神共同体”的普遍特征——囊括世界起源、诸神战争、诸神爱情、神圣婚姻,以及诸神之死等诸多元素,保持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甚至以史诗的庄重样式出现,并跟古器物纹饰发生严密对应。

 令人诧异的是,就连汉民族四周的那些边缘民族,都拥有自己的创世和英雄史诗,其中最著名的是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王》、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以及赫哲族的“伊玛堪”、鄂伦春族的“摩苏昆”、纳西族的“黑白之战”,由此形成坚固的史诗地理圈,犹如一个神话叙事的巨大花环,围绕着一个庞大而空无的中心。而就在那个中心,汉人茫然四顾。

 谁制造了这场汉神话的浩劫?这无疑是一个难以索解的问题。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务,就是打开《山海经》这个满载不明事物的箱笼,越过稀疏的语义,去寻找神话与神启的线索。

 

红豆

/熊召政

 三游海南岛的天涯海角,都碰上卖红豆的小贩,红豆装在用过的装彩色胶卷的小塑料筒里,两块钱一筒。因为价廉,加之红豆的特殊意义,游客莫不争相购买。

 我也买过好几筒送人,留下一筒放在书房里,闲暇时常常观赏。

 唐朝诗人王维,以红豆为题,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小诗: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诗人把红豆称为相思的信物,是有其根据的。晋人干宝的《搜神记》记载:

 大夫韩冯妻美,康王夺之。冯自杀,妻投台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于下,枝错其上。宋王哀之,因号其木曰相思树。

 这相思木,就是红豆树。在广东又叫鸡翅木。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

 红豆本名相思子,其叶如槐,荚如豆,子夏热,珊瑚色,大若茨实,微扁。其可以饲鹦鹉者,乃蔬属藤蔓子,细如绿豆,而朱裳黑啄,结实甚繁,乃篱落间物,无足贵也。其木本者,树大数围,结子肥硕可玩。

 如此说,红豆就有了草本、木本两种。木本的红豆树,即鸡翅木,是海南的盛产。木本的红豆大,草本的红豆小。而天涯海角的小贩所兜售的,却是那种绿豆一般大的“朱裳黑啄”的草本红豆。

 后来,又在《九通通志》上读到如下的一则:

 海红豆树高二三丈,宋祁益部方物略云:结荚枝间,其子累累珠缀。若大红豆而扁,皮红肉白以得名,蜀人用为果饤。

 这种红豆,又是可以吃的。但显然不是海南的鸡翅木了。因为吃这种果子的是四川人。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相思子圆而红。故老言:昔有人没于边,其妻思之,哭于树下而卒,因以名之。此与韩冯冢上相思树不同,彼乃连梓木也。或云即海红豆之类,未审确否。”

 看来,木本的红豆也有两种。这两种都有一个相思的故事。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它们。放在书房里的这一筒,因是草本的,与相思的故事无缘,我也就不由得恼起那小贩来,何以能利用人们圣洁的相思之心,来兜售他的“伪劣商品”呢?

 转而一想,我这是自生闲气。你说他的红豆是伪劣商品,他也会反问:“你能担保,买我红豆的相思客中,就没有冒牌货?”

 

https://kb.dsqq.cn/html/2014-12/01/node_498.htm

https://kb.dsqq.cn/html/2014-12/01/node_499.htm

https://kb.dsqq.cn/html/2014-12/01/node_5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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