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三十期

简单之乐

赵翼如

 人类的世界之旅由非洲开始。可否寻找人类有过的天真状态？

 我走访了最原始的马赛部落。马赛人活得简单：两个手鼓一根长杆，节奏一响就转圈起舞。那舞蹈有很强的仪式感，仪式中有族人的尊严。

 泥糊的小屋如倒扣的水缸。宁可钻木取火，也远离狩猎——他们依然与自然讲和，与野生动物相伴——火烈鸟引领着自由，羚羊、角马从不圈进围栏……那“不可说的沉默”，透过狮子的目光，打开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几位走遍全球的背包客，同一心得是：天道尚简！不妨松动捆绑过度的人生。

 旅行中的简单之乐，总为常规思路提供意外尺度。

 本期《行者》，读者可扫描《星球大战》的拍摄地；可“邂逅”简·奥斯汀、托尔斯泰、爱默生……

爱默生的气息

文/张炜

 到了波士顿，立刻想到的就是爱默生。爱默生后来定居于一个美丽小城，叫康科德。于是又去康科德。它离波士顿不远了。很少见过有比康科德更漂亮的小城了，我相信像爱默生这样崇尚自然的人，才会毅然决然地定居在这样的静谧之地。

 他的故居在小城西边一点，已经离那片有名的林子不远了。那片林子中有个极有名的湖，叫“瓦尔登”，湖边上曾有个怪人、作家、爱默生的朋友：梭罗。故居是一座带阁楼的两层小楼，白色。同样是白色的木栅门围起的小院里，绿草茵茵。等了许久，从中午直等到下午四点，才是开馆时间。

 门口已经有了三四个人，后来又是十几个。有人从远远的加拿大赶来；当然更远的还是我，从东方，从孔子的那个“省”来到这儿。美国人大多知道孔子。他们很自豪地介绍着他们的爱默生。

 我注意到这座小楼在作家生前得到了多么好的利用。楼梯的拐角、其他一些角落，都放了一些书架。与以前看到的作家和其他人物的故居不同的是，爱默生的书虽然也是精装的，但都是小开本的。这与我前几天刚刚看到的美国铁路大王故居的藏书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些书一律大开本、豪华、彤光闪闪。

 屋角有一个衣架，上面放了一顶小小的礼帽；再不远处，就是他的那根手杖了。仿佛主人刚刚从外面回来，摘下礼帽放下手杖，就上楼歇息去了。于是我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往上。一张简朴的床，床旁仍旧是小小的书架。墙上有夫人的照片。他一生有两个夫人，第一个夫人叫爱伦，与他成婚后一年左右就病逝了，年仅十九岁。他第一次结婚时二十七岁。到了三十二岁上，他才与一个叫莉迪亚的女子结婚。墙上悬挂了两个夫人的画像，一个端庄，一个美丽。

 一种爱默生特有的气息阵阵袭来。我打了个冷战。四处寻找，不知这气息从何而来。我看着楼上沉默的床，后来又从另一侧的楼梯回到一楼。我一眼又看到了那个斜放在衣架顶端的礼帽。是的，是它在这儿重现一个栩栩如生的爱默生。

 1866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就是这一年，六十三岁的作家给儿子爱德华读了刚写成的一首诗《终点》，其中写道：

 “衰老的时刻来临了，应该收帆减速”……

 爱默生在我们眼里够古旧的了。他是一位绅士，是在美国波士顿来来往往的大文人。由于他的作品离现在的潮流颇为遥远，所以人们一度把他视为很古典的作家。我们不太注意他的特立独行。他的确是美国的一位经典作家，那一茬一列几位，很让历史短浅的美利坚人自豪。他是当时“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至于什么是“超验主义”，现在讲起来已经颇费口舌了。

 爱默生是一位极有名的演说家，常常去国外搞巡回演讲。那时的作家都是非常重视演讲的，他们的许多时间都花费在讲台上，花费在面对听众的这种方式上了。由于这样做的不是一位两位，所以我们必得考虑其中的原因。可能是视听技术没有像现在一样大面积普及，这样那些作家要将声音和形象直接送到大众面前，也只得以这种方式。再说当时的听众远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的兴趣更容易集中，这就给了作家演讲的群众基础。

 爱默生的一生基本上没有间断演讲，他的许多重要作品直接就是演讲稿。他常常举办“春季系列演讲”、“冬季系列演讲”。演讲而成“系列”，这在我们今天的作家看来大概是不可理解的。他由于常常直接面对听众，而且又是个性情中人，所以免不了要得罪人。那时就有人坚决反对自己的孩子去听他演讲，并连续发动有力的抵制。但爱默生从不畏惧。这使我们想到，19世纪的演讲者，不是或不完全是因为传播工具的不发达才大批涌现的。这也是时代风尚、个人勇气等诸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无论如何，作家的品质在退化或改变。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家们更多地、纷纷地走向所谓的“自我”，同时写作活动越来越走向职业化。他们再不屑或不敢像上一茬作家那样直接面向广大读者。

 爱默生有太多的话要对人说。他是个多么不愿隐藏自己观点的人。当然，他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责任。这大概不错。一个优秀的作家当然不能太职业化，他如果说有自己的“岗位”的话，那就是永远站在牢记自己的责任、并始终要为这责任勇敢向前的“岗位”之上。非职业化的作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才会融入精神的历史，他的思想才会织入时代的经纬之中。作家的最大行为就是写作，这样讲不错；可是一个作家的全部行为，他的一生，又会是一部大书：这样讲非但不错，而且还更为完整。

托尔斯泰的声音

文/乔叶

 2013年9月，我来到了俄罗斯图拉州的托尔斯泰庄园。这是第二次来俄罗斯，听说此次行程里有图拉，我忍不住欢呼起来——上次我就想去图拉，可是行程里没有。我一直想去看看托尔斯泰的家，也想象过很多次他的家，不恭敬地打个比方：仿佛那是我阔别已久魂牵梦绕的老家。

 果然很熟悉，前生今世般的熟悉。俭素的地下室，静穆的书房，似乎还有着淡淡体温的楼梯扶手，透过窗户向外望去，还有那一大片葳蕤清朗的苹果园。只有一样出乎意料：那窄小得不可思议的床。我甚至觉得，如果躺在那床上，一翻身就会保不齐掉下来。

 据说是为了禁欲。也就是说，床之所以这么窄，就是为了让人躺着不那么舒服。

 “你以为都像你们呀，在豪华席梦思上翻来滚去物欲横流的。要么人家怎么是托尔斯泰呢？”有朋友揶揄。

 好吧，托尔斯泰就是托尔斯泰。这窄小的床也让我觉得亲切起来，正如他早年的放荡也让我亲切。——相比四面光、八面净完美无瑕的神，我更爱犯过错误走过弯路做过蠢事的神，因为他来自于人，和我一样的人的肉身。《日瓦戈医生》里那段话说得甚合我心：“我不喜欢正确的、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价值不大。他们面前没有展现生活的美。”

 走进一个很小的房间。窗帘低垂，阳光淡照。随行的翻译突然停下来，示意我们噤声：“下面，有一份礼物，要你们用耳朵接收。”

 礼物？用耳朵接收？

 “你们要听到的，是托尔斯泰的声音。一百年前的托尔斯泰的声音。”她说。

 很快，墙角的留声机被打开了。有杂音嗞嗞嗞嗞地传来，我的身体微微地颤抖起来。

 一个声音出现了。

 ……

 是俄语、英语，抑或是法语？都有可能，托尔斯泰精通十几种语言。可无论是什么语，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可是我一直微微颤抖着，泪水盈眶。我面朝墙壁，背对着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神情。不，我一点儿也不是为此感到难堪和羞耻，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打扰我，在此时此刻。

 我听着他的声音。是的，这是他的声音。这是托尔斯泰，是他。这声音一点儿也不亢奋、激昂。它平静、沉厚、苍哑，甚至还有一些疲惫。听着听着，有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出现了，翻译说，这是托尔斯泰在和庄园农奴的孩子们说话。我终于确认：托尔斯泰说的是俄语。和这些孩子们说话，他当然要说俄语。

 留声机被关掉，我随着人流向前走着，耳朵里依然回想着他的声音。快走出房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那台留声机——这是爱迪生1907年送给他的礼物。感谢爱迪生，不然我不会觉得如此满足——我最满足的当然是托尔斯泰的文学，不过虽然他的文学是他的灵魂精髓，虽然他的文学是那么伟大那么慈悲那么深暖，可是请原谅我这庸俗的人吧，在他的文学之外，我还是想亲近一下他身体发肤的那一切：他的房子，他的衣服，他的床，他的苹果园，他的墓地，他的照片和画像，他的鞋子，他的哑铃，他的钟表，他的笔记本……他的声音。所有这些都印证着他的尘世履痕，都印证着他和我一样的人的肉身。

 也因此，我如此珍爱他的声音，不，也不仅仅是如此。他的声音对我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声音。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他是父亲一样的人。在他死后，“俄罗斯人感到自己成了孤儿。”这是托尔斯泰研究专家安德烈的话吧。而高尔基也曾如是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我在这个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

 他是俄罗斯人的精神父亲，也是我的——作为一个少年失父的人，这么多年来，我在物质层面早已经自足，精神上却一直都在寻找父亲。托尔斯泰是我最早确认的精神父亲，大父亲。而此时，他的声音，让我无比真切地牵到了他的衣襟，灵魂的衣襟。

 ——哪怕这个人的身体已经不在，只要他的灵魂还在，我在这个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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