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十期

2014年05月06日 14时57分 

 

 面子
 背后的里子
 赵翼如

 
 前天晾晒老祖宗留下的毛皮大衣,发现面子依然光鲜,里子却已不堪——发脆、磨损。

 人的内心是深层“里子”,里子怕光,打开来通常是暗的。

 英国某报抛出过一个讨论题:这个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

 最简短的,是作家切斯特顿的平静回答:“在我”。

 王彬彬教授擅长“对旧人旧事进行再梳理”,力图更接近真相。他说的某些常识,常颠覆人的惯性思维。

 “在我”—— 是检索历史伤痕时,需要触碰的“里子”。问题的责任链中,有没有自己的名字缩写?

 电影《一代宗师》编剧之一徐皓峰,话说民国超一流武人,其特立独行的“卖衣买刀”,显然也事关“里子”。

 国人一向太重面子。或许我们的未来,更取决于“里子”的质地。

 

不要只提“南京大屠杀” 
 文/王彬彬

 
 “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在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重新浮出水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事。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的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于1987年出版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书后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日本和欧美发行。对于让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徐志耕的这本书都有一份贡献。

 让日寇在南京的暴行大白于天下,是非常有必要的。然而,时至今日,事情似乎又有些让人担忧。

 当广大中国人知悉了“南京大屠杀”后,谈到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就必定要提“南京大屠杀”。必定提“南京大屠杀”,当然是有道理的。一开始是必提“南京大屠杀”,后来,是必定首先提“南京大屠杀”。首先提“南京大屠杀”也说得过去,“南京大屠杀”毕竟是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特别严重的罪行。再后来,控诉日寇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时,就往往只提“南京大屠杀”,似乎“南京大屠杀”就能代表日寇在中国的全部罪行,这就很不妥了。

 日本人盘踞东北十四年,占领关内广大地区多年。类似于“南京大屠杀”的行径,在东北,在关内,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在南京以外,日寇强奸了多少妇女,杀害了多少老人和孩子,是无法计算的。“南京大屠杀”虽然是日寇罪行在短时期内的集中表现,但与日寇在中国犯下的全部罪行比,仍然是冰山一角。“南京大屠杀”不能代表日寇在中国的全部罪行。让“南京大屠杀”代表日寇在中国的全部罪行,控诉日寇在中国的罪行时只提“南京大屠杀”,实际上就把日寇在东北十四年间的罪行、在关内广大地区多年间的罪行,一笔勾销了,这岂非正中了日本右翼政客的下怀?

 如果没有“南京大屠杀”,日寇的罪恶就能减轻许多吗?回答是否定的。就算没有“南京大屠杀”,日本对中国犯下的罪行,仍然罄竹难书。任何事情都有一定的限度,到了这个限度,再往前发展多少都不影响事情的性质。即便没有“南京大屠杀”,日寇在中国的罪恶已经是十分了。所以,就算没有“南京大屠杀”,也丝毫不应影响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定性。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国内是件有争议、可讨论的事情。东京的书店里,可买到日文版的徐志耕《南京大屠杀》。争议、讨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大屠杀”是否存在,二是到底杀了多少人。日本右翼人士,有的干脆否认“大屠杀”,有的虽然承认有“屠杀”发生,但却不认可中国方面的“三十万人”之说。石原慎太郎一类右翼政客,其实是很愿意在人数问题上与中国争论的。但是,我们如果陷入人数问题上的争论,就很可能被引入歧途。有没有“南京大屠杀”,不影响对日本侵华罪恶的定性,同样,少杀几万人多杀几万人,也不影响对“南京大屠杀”的定性。

 把日本侵华的问题归结为“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又把“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归结为多杀几万人少杀几万人的问题,是中了石原慎太郎一类人不经意间设下的圈套。

 

 卖衣买刀

 /徐皓峰

 《路加福音》的“钱囊、口袋、刀”章节,被捕前夕,耶稣嘱咐门徒卖衣买刀。五世纪,中东地区的教父将此言解释成弃世求道,衣服是俗世,刀是修行,一个换一个。

 放弃生活的教父们都是生活的高手,情智高,妙语连珠,并有传播网,将自己的逸事流传大众。他们有邻居有客人,说:“待客人如待耶稣,会与邻人相处,便会与上帝相处。”

 卖衣买刀的实情,不是舍衣得刀,而是衣服里藏把刀。

 教父是呆在家里的人,凭个人魅力重建身边世俗。后来,教父的家被教堂取代,教父被神父牧师取代。教父型的人在东方更为悠长,在日本是茶道师,在我小时候,是胡同里的每一位老人。

 “人老了,俗气就少了。”是老人们聊天的话,沾沾自喜。那时的老头、老太太长得真好看。

 我姥爷李捷轩,旧式的书呆子,不问世事家事,不见得不明白。他有一个自己的尊严体系,每年有几个固定看他一次的人,无礼物,不说什么话,一小时便走,真是来“看”人。

 他们是他帮过的人,不让带礼物,不让说感谢话,也不陪说话,因为帮忙时并不想做朋友。他们也适应,年年不落地来,表明不忘恩就好。

 姥爷的弟弟李仲轩,家人叫二姥爷,天生有人缘,配得上“和颜悦色”几字——这样的人好找。他有几次突然迁居,我凭个大概地址,附近一问“有没有一个特和气的李老头?”便找到了他。

 我爷爷十三岁做店铺学徒,两月一次化装成菜农,背筐上火车,筐里藏银元,走漏消息,随时死。少年历险的好处,是老了反应快,爷爷八十岁仍眼有锐光,洗脸吃饭的动作猫走路一样柔软。

 二姥爷的和颜悦色下,藏着历险者痕迹,我童年时便对此好奇。因为姥爷的家教,我四岁会讲半本《儿女英雄传》,小孩见了自己好奇的人,总是兴奋,一次他午睡,我闯进去,说不出自己好奇什么,就给他讲那半本书了。

 他靠上被子垛,看着我,时而搭上句话。我声音很大,时间很长,以致一位姨妈赶来把我抱走。此事在家里成了个多年谈资,我小时候很闹,家人说只有二姥爷能应付我。他没被吵,睁着眼睛、嘴里有话地睡觉。

 家人知他习性,下棋也能睡觉。他来姥爷家,累了,但不是睡觉时间不往床上躺,便跟姥爷下棋,姥爷见他肩窝一松,便是睡着了,但手上落子不停,正常输赢。

 不知道他是时睡时醒,还是分神了,一个自我维持常态运转,另一个自我想干嘛干嘛——长大后,知道这本领的宝贵,可惜学不会,但在囚犯和乐手身上见过,偶尔一现。险境里出来的本领,是体能不衰,窘境里出来的本领,是一心二用。

 他一生窘境。

 小学五年级,武打片风靡,问爷爷:“你会不会武功?”爷爷:“啊?死个人,不用会什么呀。”我如浇冷水。

 初中,二姥爷住姥爷家,我问了同样问题,他:“没练好,会是会。”就此缠上了他,学了一年,他没好好教。之后他迁居,十年未见。再见,他已现离世之相,命中注定,我给他整理起回忆录,知道了他为何不教。

 他属于武行里特殊的一类人,遵师父口唤不能收徒,学的要绝在身上。同意写文,他的心理是为他师父扬名,作为一个不能收徒光大门庭的人,辞世前想报一报师恩。

 我错过了习武,听他讲武行经历,“望梅止渴”般过瘾,整理文字犹如神助,每每错觉,似不是出自我手。

 他那一代人思维,逢当幸运,爱说“祖师给的”。见文章越来越好,他觉得写文报师恩的做法,是对的。难得他欣慰,很长时间,他都有是否泄密的深深顾忌。

 他学的是形意拳,师承显赫,三位师父皆是民国超一流武人,唐维禄师父游走乡间,薛颠师父坐镇武馆,尚云祥师父是个呆在家里的人,一呆四十年,慕名来访者不断,从求比武到求赠言。

 民国武人似是五世纪教父集体复活,甚至用语一致,教父的求访者说:“请赠我一言。”武人的求访者说:“给句话。”

 教父对《圣经》避而不谈,不用知识和推理,针对来访者状态,一语中的。比如,教父说:“我教不了你什么,我只是看了新约,再看旧约。”求赠言者震撼,觉得得到了最好的教诲。

 整理成文字,读者不是当事者,没有设身处地的震撼,但读来回味无穷,误读了也有益,所以言行录能广为流传。

 武人授徒言辞也如此,心领神会才是传艺,并在武技之外,还有生活理念、生命感悟的余音。老辈人说话,是将什么都说到了一起。李仲轩年轻时拒绝做高官保镖,而退出武行,隔绝五十年,不知当世文法,只会讲个人亲历。

 人的特立独行,往往是他只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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