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第四期

　　赵翼如：有灵的树　

　　那次遇到耶鲁的刘博士，说他的生命更新于“那棵树”：一天，他推着汉姆来到户外，这垂危的老人，见了草木瞬间就活了，如见孩子般和小花亲近低语。归途中，忽踉跄返回：“我还没和那棵树说再见呢！” 

　　那棵树的神性触摸，打开了刘博士的别样人生。“灵魂里不能没有树”。他由此懂得感恩，变得谦卑。（老人是从耶鲁出来的美国富豪榜人物） 

　　王鼎钧先生，是台湾家喻户晓的散文大家。“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他笔下的《那树》，打动过一代人。如今，依然“风中有骨”。 

　　诗人兼学者王家新的《一棵大树》，同样直击人心。这是一种“骨头般的存在”。这大树，能让我们安静下来，默默领取它灵里“贮蓄的芬芳”。 

　　“世态万象”栏目，呈现的是生活之树的灵动细枝。 

　　本期“书房”，有加莱亚诺对世界史的另类解读。那“直播现场”的一个个小故事，是历史大树上的鲜活叶片，“试图让曾经沉默的人开口说话”。 

　　[好书品读] 

　　一棵大树　

　　——纪念诗人牛汉　

　　文/王家新 

　　牛汉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去年九月底在美国伯克利朗诵期间得知的，当时我心里一惊，就好像是一棵大树在我心中咔嚓一声断裂了、倒下了！这是中国诗坛的一棵大树，也是我们这些晚辈诗人所仰仗的一棵大树啊。那天傍晚，我在旧金山海湾久久徘徊，望向太平洋的彼岸，内心涌动，一时难以抑制…… 

　　牛汉先生逝世后，有许多悼念和回忆文章。我想从牛汉先生对我们晚辈诗人的影响和支持这个角度来谈。牛汉先生对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的支持人们都已了解，在这种新的诗歌还承受着很大压力的情况下，他坚定地站出来给予支持，虽然他自己这样做在当时也有压力。我想，这完全是出于他的良知。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对过去的“那一套”深恶痛绝，因此他总是寄期望于青年，正如他期望于中国和中国诗歌的未来。除了在他参与主编的《中国》上发表年轻一代的作品外，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他和蔡其矫先生还一起编选了一本青年诗人诗选《东方金字塔》，选了我们很多作品，这在当时对我们可是个不小的激励！ 

　　而这种对“新诗潮”和年轻一代的支持，在牛汉那里，不是赶时髦，也不是盲目的，这不仅体现了他一贯的担当精神，也体现了他那敏锐的、准确无误的判断力和价值评判尺度。据我了解，他并不是对所有的年轻诗人的创作都欣赏。但是对他所认同的诗人和创作倾向，他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并且往往是在别人都还在犹豫或躲闪的时候站出来给予支持。我本人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准确地讲是在1991年5月，在那样一个荒凉的年头，因为人们对诗歌发展茫然不知所措，谢冕先生在北大主持了一次题为“中国现代诗的命运与前途”的座谈会（仅就题目就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那种忧虑和“悲壮”）。我去晚了，一推开会议室门，正在发言的牛汉先生一下子提高了嗓门：“你们看看，正说他，他来了！”他讲到前不久在西安出差，当地作者带了本新出的《花城》（1991年第2期）给他看，上面刊有我的《帕斯捷尔纳克》等一组诗，他说他读了怎么振奋，怎么“看到了希望”，然后他又谈到西川的近作，最后这样说“我不悲观，诗歌并没有沉默，它正重新获得一种更坚实的也是更成熟的力量。现在恰恰是一个出大作品的年代。现在应是中国诗歌伟大的时刻！”　

　　可以想象会场当时的气氛变化。牛汉先生的发言，不仅对我本人是重要的激励，我想也给与会的很多人带来了勇气和力量。现在看来，那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正是由于像牛汉这样的诗人们“扛着”，中国诗歌没有“趴下”，它又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的确，回想从80年代到今天中国诗歌的历程，我们很难设想离开了牛汉这样的诗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完全可以讲，这是一种“骨头般的存在”。我们都已了解不少他的“故事”或“佳话“，比如在某次颁奖大会上，他在台上拒绝和某位大人物握手；在某次会议上他拍案而起，反驳一些头面人物，等等。这些，既使不在场我也能想象，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他对得起他遭受的苦难，他也不可能背叛自己的良心。这里我想再举一个大家不知道或想不到的例子，在先生逝世几年前出版的多卷本《牛汉诗文集》中，居然保留有一首50年代他所写的歌颂斯大林的诗，据编者刘福春讲这是牛汉本人坚持要收入的。这使我深受震动，甚至比以上事例更使我震动，这不仅和牛汉先生一贯的拒绝遗忘、拒绝粉饰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且我也能体会到其中的用心：他要无情地撕开一切，让人们尤其是让未来的人们看看过去那个可怕、愚昧的年代是如何扭曲、如何摧毁一个诗人的！我们体味一下这里面的勇气，这里面的血与泪！ 

　　我曾多次引用过爱尔兰伟大诗人希尼的这段话：“锻造一首诗是一回事，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如斯蒂芬·狄达勒斯所说，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在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身上。”那么，在我们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下，有谁敢于迎向这种“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有谁敢于抛开一切，去参与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牛汉！牛汉这样的诗人！ 

　　因此，只要一说起牛汉，我们唯有敬重！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诗人，中国诗歌又重获得了它的品格和尊严。这几十年来，我相信很多年轻诗人都从牛汉老师那里获得过教益和精神力量。对我来说，不让这样的前辈诗人的期望落空，甚至成了我创作的动力之一。1997年冬，我在德国一个古堡写出长诗《回答》后，就很希望牛汉先生读到，并希望能听到他的意见，因为这是我真正深入到我自己的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后写出来的一部作品。回国后我去了牛汉先生在北京东边的家去看望他，他说他已读了这首长诗，“读得很感叹”，说他甚至读了不止一遍，“这样的诗需要读三遍，家新，这样的诗，一个人一生只能有一首！”然后他又数次重复“只能有一首”“只能有一首……” 

　　而我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并这样重复，因为写这样的诗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甚至是一生的代价，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为诗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诗人！ 

　　现在想来，那是我单独与他并且是在他家中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的见面则是在一些会上和诗歌活动上）。就他和我，在他家那处于楼房最底层，堆满了书刊、光线不足的幽暗书房里。我们谈诗，谈这些年的经历，因为《回答》这首长诗，他还谈到他自己的长诗《梦游》，说他还想修改。说着说着，他还不时激动地站起来——幽暗的房间里，他那高大的、已有些佝偻的身躯！他眼瞳里闪现的那种不灭的光亮！ 

　　现在，我们敬爱的先生到另一个世界“梦游”去了，也许在那里，他还会遇到他的一些老朋友，如曾卓、蔡其矫、邹狄帆，等等（我即是通过曾老认识牛汉先生的，那还是80年代中期，只要曾老一来北京，他们这些老朋友就要聚一聚，并叫上我）。也许在那里，这位以诗为全部生命的灵魂还要修改他的《梦游》——以重新游回到这个他所热爱的世界…… 

　　死亡来得太突然。2007年元月初，蔡其矫先生突然病逝后，我在震惊之余，于大清早匆匆赶到协和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而这次，牛汉老师这一走，我不仅只能在美国遥寄哀思，我也不仅是感到悲哀，在那一刻我骤然感到：我们的身边也更空荡了——又一棵大树倒下，它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家家的门窗和屋瓦 

　　每棵树，每根草 

　　每一朵野花 

　　树上的鸟，花上的蜂 

　　湖边停泊的小船 

　　都颤颤地哆嗦起来…… 

　　……清香 

　　落在人的心灵上 

　　比秋雨还要阴冷 

　　想不到 

　　一棵枫树 

　　表皮灰暗而粗犷 

　　发着苦涩气息 

　　但它的生命内部 

　　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　

　　芬芳 

　　使人悲伤…… 

　　这些诗句都出自先生早年在下放的农场写下的《悼念一棵枫树》，现在，它成了对诗人自己的悼词。让我们悼念这棵大树！也让我们更坚定地走下去，以不辜负前辈对我们的期望！ 

　　[回声] 

　　现代快报有“报屁股”了 

　　多年前现代快报报庆活动公开征集办报“金点子”，我投一稿：《现代快报要办好“报屁股”》，荣获一等奖。我蛮欣喜的，饱有兴味。何谓“报屁股”？旧称报纸的文艺副刊。因为称新闻是报纸的主体、脸面，文艺副刊即被称“报屁股”。我建言献策：报纸没有“报屁股”不稳；报纸没有“报屁股”不丰富多彩。然而，我高兴只能算是白高兴，白拿了那份奖品，快报从创刊到今年3月初《行者》出现之前，从来没有“报屁股”。我宽慰自己：快报是新华社旗下的报纸，在新闻立报、以快和实为命的构架下，忘掉“屁股”也属份内之理；况且，快报仍是南京办得最出色的报纸，我常给它写新闻评论稿。 

　　没有想到，一声春雷！2014年3月3日纯文学周刊《行者》——名副其实的报纸文艺副刊创刊！现代快报有“报屁股”了。 

　　我读完了《行者》创刊号的每一篇，见到多位熟面孔、老面孔，亲切、兴奋、感激。见到赵翼如的近照和签名，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上世纪八十年代她还是副刊编辑时就刊用过我的诗作。 

　　《初一》及其作者车前子先生，也是熟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南京青年文学杂志《青春》和市文联合办活动，我以《青春》作者和电视台记者双重身份参加；中午在后宰门一个机关大食堂吃便餐，文人聚一起就兴，车前子大口大口灌啤酒，还大声喊将起来：“李白斗酒诗百篇！”吸引了众多目光，透出青年的一种朝气和诗人的豪爽。 

　　对杨苡先生，忒熟。我进电视台不久，奉市外宣紧急任务拍摄电视风光片《南京揽胜》，有一版是英文解说词，我急求当过大学外语老师的杨苡先生。她爽口答应，亲自出门帮我请出邻居——一位南大外语青年男教师。配得声情并茂，上峰满意。我开一点稿费给她，她退回来，声称“不收这种‘介绍费’。”折射出她的“师道尊严”。 

　　——南京 邵学文 

　　行者·美文观赏 

　　行者·世态万象 

　　行者·好书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