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快报人文副刊
编者按：从本周一开始，江苏作家网与《现代快报》联动，链接快报的人文副刊——《行者》，《行者》由江苏知名作家赵翼如女士主持，欢迎省内外作家投稿并“回声”，投稿信箱wxysw@163.com。
赵翼如：做点“无用”功
现代快报的副刊——《行者》今天与读者见面了 。
这是快报的减速带：每周一，都将有共4个版的“好书品读”“美文观赏”。诚邀各方人士，拐到这里喝杯下午茶。
莫言说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的“没有用处”。
面对太过实用的世界，有时需要做点“无用”功。
我一向对“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心怀敬意。这“无用”中有确信的力量，有天空的指向。
这是一次谋划已久的撤退——退守生命源头，树的根部，探寻深处有光的路。
《行者》——精神空间的恣意漫游，是对“有用”的适度逃离。
《行者》——以文学为底色的文化版块，有其多维的广阔与纵深。谈天说地的“视点”， 念人忆事的“人间”，走南闯北的“乐游”；品读有“书房”，纪实有“脚印”，虚拟有“梦痕”，与读者互动有“回声”……
相较于新闻的快速，《行者》定位于“慢摇”。
愿有个人趣味的安静文字，化为细雨飘落。
那水声，那树影，那凝结在叶片的沉思，将成为生命中必要的停顿。
请分享“无用”的乐趣。请感受逃离的回归。
[好书品读]
杨苡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杨苡原名杨静如，1919年9月生于天津。著名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译作《呼啸山庄》至今已再版数十次，其精装本被英国勃朗特纪念馆收藏；曾获首届紫金山文学翻译奖。
十七岁的静如（杨苡）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世纪友谊”…… 你要想知道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从《青青者忆》开始吧。《青青者忆》告诉了我们两件事，一，平凡是如何抵达伟大的，二，伟大怎样才能抵达平凡。说白了，巴金和杨苡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
杨苡和她的《青青者忆》
文/毕飞宇
在南京，有一堆关系松散的朋友，这些朋友见面之后都要这样问一句：“最近去看杨苡了吧？”对外，我们都说“杨苡先生”，但是对内，我们都直呼“杨苡”，这是我们的一点小虚荣，都直呼其名了，足以证明“杨苡先生”是“自己的人”。
先生生于1919年，她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是1935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刚好一岁，而我的母亲还没有出生。在我的心里，先生自然是泰斗一般的人物。可这个泰斗一般的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亲和力，二十年前吧，对，是二十年前了，我刚满三十岁，而杨先生也还“小”，才七十多，我和先生在一个会场里相识了。先生很安静，端坐在遥远的角落里，通身洋溢着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高贵与优雅。一位长者把我拉到先生的面前，把我介绍给了先生。杨苡先生望着我，说：“你教我写小说吧。”我说：“好的。”回头一问，原来是杨苡，翻译《呼啸山庄》的那个杨苡。我臊得不行，轻狂啊，轻狂，可再怎么轻狂也知道羞愧，好长时间我都不愿意再见到先生。真的到了再见面的时候，先生一点责怪的意思也没有。嗨，也是的，先生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她哪里能介意一个毛头小子的冒失。
有一件事情我是自豪的。是2007年还是2008年？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来南京大学的中美中心讲学，我去看望他们。闲聊的时候我们怎么就聊起杨苡了，资先生愣了一会儿，突然说：“我们大约有好几十年没见面了。”这句话有点吓人了，很辽阔，从这头都望不到那头。我冷不丁地冒了一句，说：“前几天我还去看望过她呢。”陈乐民先生似乎不相信，就好像我说我们家有故宫的藏品似的。陈乐民先生说：“我们去看看她，——方便吗？”我的胳膊一抬，说方便哪，下了楼几分钟就到。是的，无论是资先生还是陈先生，他们再也想不到“下了楼几分钟”就可以见到杨苡。——历史就是这么个东西，它有多复杂就有多简单，十几分钟之后，资中筠先生和陈乐民先生真的坐在了杨苡先生的客厅了。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就在“好几十年前”，就在天津那时的英租界昭明里，少女杨苡和少女资中筠曾经是邻居。那以后，十七岁的静如（杨苡）和伟大的巴金开始了他们的“世纪友谊”。
陈乐民先生仙逝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里记录了这次见面。我附带记录了两位世纪女性的美。是的，我很负责任地说，是美。时光是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绵软、缓慢，却坚决，它能把遗传、教养、学识、修为、智慧与心性耐心地组合起来了，变成待人与接物、言谈与举止，一颦与一笑，一句话，变成一种特别的风度，和光同尘，月明风清。我要承认，这样的风度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那是“讲究的岁月”在她们的身上留下的非物质留存。
有一件事情杨苡先生也许不知道，在她和资中筠、陈乐民先生见面的时候，我是幸福的。这是一次普通的见面，没有任何“远大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仅仅是一次礼节性的见面而已。我什么都没有见证，但是，我见证了。从头到尾，我几乎没有说话。我只是幸运，幸运的人是不该说话的。往事历历在目，可陈乐民先生已经永远地缺席了，再听他们三个人说话，不能够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说，想象比记忆重要；作为一个人，我想强调的是，记忆比任何想象都要珍贵。
我和杨苡先生的交往并不多，可是，因为年纪的差距，我和杨苡先生的每一次交往都特别地快乐。为什么呢？在先生面前，我可以“童言无忌”。我是一个吐噜嘴，偶尔会“吐噜”出不太得体的话，杨先生不介意。其实杨先生自己也是一个吐噜嘴，用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我都这个年纪了，我还在乎什么？”面对不喜欢的事、面对不喜欢的人，杨先生的风格是快刀斩乱麻，一两句话就“吐噜”了，那可是稳、准、狠的。别以为杨先生足不出户，她什么都知道，因为她每天都在阅读。她的视力和记忆力是我这个“小帅哥”没法比的，嗨，“小帅哥”也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视力和记忆力都远不及先生。
马年的春节前，赵翼如女士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杨苡批评你了，说“飞飞”好久都没来了。我一想，也是的，好久都没去看望杨苡了。说去就去。我给先生带去了一本《苏北少年唐吉诃德》，这是我的新作，先生回送了一本她的新书，《青青者忆》。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是《巴金研究丛书》中的一本。我在当天的夜里就把这本书读完了。和陈思和、李辉、周立民的专著比较起来，这本书真是太独特了。在未来的巴金研究中，我敢说，这本书不可或缺，它的立足点不是学术，是人生。你要想知道巴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么，从《青青者忆》开始吧。《青青者忆》告诉了我们两件事，一，平凡是如何抵达伟大的，二，伟大怎样才能抵达平凡。
说白了，巴金和杨苡的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文学，嗨，一个多么无聊的东西，在今天，你怎么轻贱它都无所谓了。但是，不要着急，在我们的上一辈、上上一辈那里，文学，它是多么地贵重。在“写”的那一头，文学是贵重的，在“读”的这一头，文学依然是贵重的。这样的贵重其实和文学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了，它关乎生活，它关乎生命。这里头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也可以说天大的常识，——当你还在意生活的意义、还在意生命品质的时候，文学它势必贵重；相反，如果你视生活为草芥、视生命为蚁蝼，文学它只能降格为“鱼鳖”。
杨苡先生自己就是一位作家，一位翻译家。她的作品《自己的事自己做》、译作《呼啸山庄》已然成为我们文学记忆中的瑰宝。但是，那一代人毕竟是那一代的人，他们见证过大的时代，面对过大的灵魂，他们始终怀揣着一颗谦卑的心，无论杨苡先生有过怎样的成就，先生始终把自己定义为一个“读者”，一个巴金的“读者”，一个文学的“读者”，一个生活的“读者”，一个生命的“读者”，一个灵魂的“读者”，一个自由的“读者”，——如斯，人生之中一种最美妙的关系浮现出来了，那就是创作与阅读的互文，文学和生命就是这样相得益彰的。
[美文观赏]
老母为我“扎红”
文/冯骥才
今年是马年，我的本命年，又该扎红腰带了。
在古老的传统中，本命年又称“槛儿年”，本命年扎红腰带——俗称扎红，就是顺顺当当“过槛儿”，寄寓着避邪趋吉的心愿。故而每到本命年，母亲都要亲手为我“扎红”。记得十二年前我甲子岁，母亲已八十六岁，却早早为我准备好了红腰带，除夕那天，亲手为我扎在腰上。那一刻，母亲笑着、我笑着、屋内其他人也笑着，我心里深深地感动。所有孩子自出生一刻，母亲最大的心愿莫过于孩子的健康与平安，这心愿一直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而执着不灭；而我竟有如此洪福，六十岁还能感受到母亲这种天性和深挚的爱。一时心涌激情，对母亲说，待十二年后，还要她再为我扎红，母亲当然知道我这话里边的含意，笑嘻嘻连连说：好好好。
十二年过去，我的第六个本命年来到，如今七十二岁了。
母亲呢？真棒！她信守诺言，九十八岁寿星般的高龄，依然健康，面无深皱，皮肤和雪白的发丝泛着光亮；最叫我高兴的是她头脑仍旧明晰和富于觉察力，情感也一直那样丰富又敏感，从来没有衰退过。而且，今年一入腊月就告诉我，已经预备了红腰带，要在除夕那天亲手给我扎在腰上，还说这次腰带上的花儿由她自己来绣。她为什么刻意自己来绣？她眼睛的玻璃体有点小问题，还能绣吗？她执意要把深心的一种祝愿，一针针地绣入这传说能够保佑平安的腰带中吗？
于是在除夕这天，我要来体验七十人生少有的一种幸福——由老母来给扎红了。
母亲郑重地从柜里拿出一条摺得分外齐整的鲜红的布腰带，打开给我看；一端——终于揭晓了——是母亲亲手用黄线绣成的四个字“马年大吉”。竖排的四个字，笔画规整，横平竖直，每个针脚都很清晰。这是母亲绣的吗？母亲抬头看着我说：“你看绣得行吗，我写好了字，开始总绣不好，太久不绣了，眼看不准手也不准，拆了三次绣了三次，马字下边四个点儿间距总摆不匀，现在这样还可以吧。”我感觉此刻任何语言都无力于心情的表达。妹妹告诉我，她还换了一次线呢，开头用的是粉红色的线，觉得不显眼，便换成了黄线。妹妹笑着对母亲说，你要是再拆再绣，布就扎破了。什么力量使她克制着眼睛里发浑的玻璃体，顽强地使每一针都依从心意、不含糊地绣下去？
母亲为我扎红时十分认真。她两手执带绕过我的腰时，只说一句：“你的腰好粗呵。”随后调整带面，正面朝外，再把带子两端汇集到腰前正中，拉紧拉直；结扣时更是着意要像蝴蝶结那样好看，并把带端的字露在表面。她做得一丝不苟，庄重不阿，有一种仪式感，叫我感受到这一古老风俗里有一种对生命的敬畏，还有世世代代对传衍的郑重。
我比母亲高出一头还多，低头正好看着她的头顶，她稀疏的白发中间，露出光亮的头皮，就像我们从干涸的秋水看到了洁净的河床。母亲真的老了，尽管我坚信自己有很强的能力，却无力使母亲重返往昔的生活——母亲年轻时种种明亮光鲜的形象就像看过的美丽的电影片段那样仍在我的记忆里。
然而此刻，我并没有陷入伤感。因为，活生生的生活证明着，我现在仍然拥有着人间最珍贵的母爱。我鬓角花白却依然是一个孩子，还在被母亲呵护着。而此刻，这种天性的母爱的执着、纯粹、深切、祝愿，全被一针针绣在红带上，温暖而有力地扎在我的腰间。
感谢母亲长寿，叫我们兄弟姐妹们一直有一个仍由母亲当家的家；在远方工作的手足每逢过年时依然能够其乐融融地回家过年，享受那种来自童年的深远而常在的情味，也享受着自己一种美好的人生情感的表达——孝顺。
孝，是中国作为人的准则的一个字。是一种缀满果实的树对根的敬意，是万物对大地的感恩，也是人性的回报和回报的人性。我相信，人生的幸福最终还来自自己的心灵。
此刻，心中更有一个祈望，让母亲再给我扎一次红腰带。
这想法有点神奇吗？不，人活着，什么美好的事都有可能。
初一
车前子（诗人 艺术家 自由撰稿人）
文/车前子
不是初中一年级，是大年初一。
我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不知道北京人怎么过大年初一。因为我总是回苏州过年的。尽管我回苏州的第一件事就是感冒。现在年纪大了，没人给我压岁钱，感冒也就不忘送见面礼。每年如此。过年就是怀旧，就是一句皱巴巴的缩脚语——把伸出故乡的脚收缩回来。这样说好似心一直在故乡似的，想想，也不是。
苏州的大年初一也在变化。去年我一醒来就喝“元宝茶”，今年就没喝到。父母是在一年之中衰老，因为儿女是在一夜之间懂事。老了的父母怕出门，也就没去买青橄榄。
“元宝茶”就是在新沏的茶水里放进一两枚青橄榄。橄榄的形状两头尖，与元宝是怎么也扯不到一起的，就像西班牙斗牛和法国蜗牛，但苏州人就是能把橄榄与元宝扯到一起。看来苏州人不是想象丰富就是发财心切。其实中国人的心理都有点发财心切，穷怕了。心态的浮躁属于经济现象，常常是社会贫困的反映。
大年初一，要说吉利话，那么“发财”“发财”“恭喜发财”。
我还在做梦，被电话吵醒。一大早的，就有人给我父母拜年。想来都是他们的老朋友。年纪老了，反而更无忌讳，我抱紧被窝细细地听我母亲与人快乐地交流着高血压和药。
我们倒有很多忌讳，昨晚吃年夜饭，大妹妹就不让蒸鱼翻身，我则说吃鱼要留一点，这叫“年年有余”。有忌讳，说明有期待或者还有的期待。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这样说好似父母没期待似的，当然不是。母亲看我起床，就去厨房下汤圆、煎年糕——这是日常生活里的隐喻：汤圆是“团团圆圆”，年糕是“高高兴兴”。也有“圆满”和“高升”的意思。
平日里在北京，汤圆是能吃到的，年糕绝吃不到。其实在苏州，年糕也只在过年时才吃。我对饮食中的节令性质神往迷恋。这是仪式，有仪式就有诗意。八月半吃月饼，差不多是首格律诗，如果每个月的月半都吃月饼，那就是顺口溜了。纸袋“习俗”作响（我把“习俗”当拟声词用。说实话没有什么纸袋，只是一只塑料袋，但我讨厌塑料袋，写散文的时候凡是遇到塑料袋我一概转换成纸袋。风雅吧，风雅是不真实的，但自己喜欢），母亲从纸袋里拿出早已切好的年糕，一片一片，说实话是一块一块的，很厚。母亲说切不动。我想也可能年糕硬的缘故。前几年有对小夫妻不懂事，大年初一吵架，妻子顺手拿年糕一砸，丈夫就被砸晕了过去。也可能年糕并不硬，的确是母亲切不动了。因为有人说那妻子并没把年糕砸在丈夫头上，只砸在镜子上——那丈夫正对镜梳头，猛看到破碎的镜子带着他的脸缤纷坠落，以为脸没了。他是吓晕的。
年糕是绿色的。我问：“薄荷的吧？”
是薄荷的。
“我以前怎么没吃过？”
父亲在一边喝茶，说：
“不会。年糕一直是这两个品种，一种薄荷的，一种玫瑰的。”
看来我只记住玫瑰的了。那是稳稳的玫瑰红。
薄荷年糕的绿是沉沉的。这是沉沉的薄荷绿。
薄荷年糕也罢玫瑰年糕也罢，它们只有一个名字——写出来很煞风景，叫“猪油年糕”。除此之外，苏州的年糕还有就是“糖年糕”。“糖年糕”这名字好，大有田园风味。尽管糖摆满了烟纸店的瓶瓶罐罐，猪在田园里倒常常见到。
这猪油年糕是从“黄天源”买来的。“黄天源”是家糕团店，创建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能做近四百个种类的糕团。它的“玫瑰大方糕”留香在我少年的生活中。看来我能记住的还是玫瑰。
薄荷年糕裹了层薄薄的鸡蛋，在油锅里煎炸，它们竟能像春天的树叶一样舒放，真是个奇迹。
“猪油年糕”和“糖年糕”的上面都会撒些桂花。薄荷年糕上的桂花是暗色的，仿佛不一会儿傍晚就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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