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编余琐忆

2013年05月27日 08时14分 

  作为一名与新时期文学同生共长二三十年的文学编辑,我愈来愈清晰地领悟到,在作家与编辑相互依存、双赢互利的关系中共建新时期文学时,能够为之搭建平台,或者真正成为把作者与编者联络在一起的纽带与桥梁的,往往便是文学期刊。期刊的便捷与效率,实在是出版社出版图书所难以企及的。 

  而创办于新时期的文学期刊,自打它创办之初便享受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具有更为广阔的视界,打破了二十多年前办刊的限制与旧有习惯:即使是省级地方刊物,也可以在全国期刊之林的群雄逐鹿中争创品牌,办成全国一流期刊。 

  创办于1979年的《钟山》杂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起步并逐步成长的。创办之初,它的办刊宗旨与定位,便使它的组稿对象突破省界范围,而将目光投向全国的作家群体,投向更有新鲜活力的文学潮流。放眼80年代的全国文学界,最为活跃开放的文学潮流,更为整齐的作家阵容,大约除了京沪和陕西、湖南及本省之外,天津作家群也是吸引全国众多文学期刊和文学编辑目光的地区之一。 

  《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我与天津作家的联系,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我看来,在期刊与作家的双向选择中,最终起关键作用的,除了该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之外,还与期刊的办刊宗旨及编辑的文学观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关系,大约正是沿着这一轨迹延续发展的。在新时期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中,在眼花缭乱的作家群体中,如果一家期刊、一个编辑,没有自己的期刊定位,没有自己的文学主张,那注定是目迷五色,无从选择的。 

  应当说,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优势与特色,也是对期刊与编辑的素质与能力的考验。面对天津作家群体,《钟山》与它的编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你都得接受这种无声无形的考核。 

  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原先我所知道的天津前辈作家大致有:孙犁及其荷花淀派、方纪与他的《挥手之间》、路翎与他的《洼地上的战役》,还有梁斌的《红旗谱》。而新时期初期蜚声文坛、影响最大的则是蒋子龙、冯骥才和航鹰,时称天津的“三驾马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山》刚刚创办,我亦刚参加期刊编辑工作不久,为着实现争办一流期刊的宏伟目标而奔波忙碌地四处拜访作家、组编作品。当时,主要的组稿对象,除了本省、首都之外,我便把组稿目标瞄准天津的蒋、冯两位作家。那会儿,蒋子龙已经以《乔厂长上任记》、《拜年》爆响文坛。而冯骥才也以《雕花烟斗》和《高女人与矮丈夫》蜚声文学界,自然就成了我组稿的首选目标。 

  曾记得,80年代初,我与作家们家里都无电话,更无电传电脑,联系方法除了写信便是家庭拜访。为了表示编辑部组稿心切与心诚,我曾专程去天津拜访过蒋、冯两位,他们的旧家、新址,我都去过。模糊的记忆里,常在子龙家里见到其他报刊的约稿编辑。而大冯家里的摆设则充满画家和艺术家的气氛。如今,我手头还积有蒋子龙两封谈论稿件的信札,大冯则常常以明信片方式复信,还寄赠过他署名题字的小书。最终,大冯很快即为《钟山》写了短篇《两医生》,另外还与北京、上海一些作家共同题签了优先为刊物供稿的协议。直至90年代末,他还在给我的信中,答允将有关敦煌的专题文辞供《钟山》发表。 

  而蒋子龙为《钟山》写稿一事则一直很不顺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他委实是个大忙人,成为全国诸多文学报刊追逐组稿的对象,还要为撰写长篇小说积聚精力。虽然他多次来信声明“欠兄的文债久矣,拖欠的愈久,越不好还。”但我一直不好意思催得过激,逼人太甚。延至96年底,他才寄来一篇有关黎子流的“新闻体小说”,最终因作品所写系一有争议的市级领导干部,而不易通过审查只好作罢。我终于又一次错过了成为蒋子龙作品责编的机会。《钟山》从此也因此失去了与子龙结缘的机会。2004年我从编辑岗位上正式退休之后,每每一看到子龙的信,我不免要后悔感叹一番。我知道,这怪不得子龙,也怪不得刊物。这大约就像是谈对象结婚成家一样,实在是缘分不够。 

  如果说,蒋子龙、冯骥才、航鹰三位是新时期挟着改革开放的旋风和新作,正在文坛走红的作家,那么,还有两位创作年龄较为复杂、生活经历较为坎坷的中老年作家,即柳溪和鲍昌。柳溪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作家,鲍昌则是五七年遭受劫难的“右派”作家。我是编辑部刚过不惑之年的编辑,对柳、鲍两位是只知其名却无缘相识依稀记得。他(她)在钟山发表的作品大约是大我十岁左右的刘坪或蒋寿山组发的。如今,作者与编者大约都巳作古,想起那段编辑往事,不由不让人唏嘘感叹一番。是的,文学刊物需要更新才能发展,要想生长为一棵文学大树,它总需接纳新的作家成员。 

  80年代初期,随着期刊连续举办一系列文学活动,并在《钟山》连续发表了一批“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代表作之后,其中还有些作品获得全国性优秀作品奖,有些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和声誉之时,《钟山》随后又适应、追踪文学潮流的发展趋向,率先集束刊发了一批年青的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并率先倡导“新写实文学”等主张,《钟山》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市场效应,也吸引了天津另一些青年作家的注意力,记得那段时日里,《钟山》不止一次地在南京接待过天津的文学“多面手”赵玫,发表过她的小说与散文,其后我又在一次在全国作代会上拜访河北何申、关仁山等作家时,面见了肖克凡并约请他为刊物撰稿。2000年之后,《钟山》还发表另一天津作家王松的作品。 

  在谈论《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时,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与胡风案中小说代表作家路翎的失之交臂,实在令人遗憾不已。那是大约80年代末期时,一次检读来稿时,我竟发现一篇署名路翎的中篇来稿。我是一名60年代中期读过中文系的中年编辑,早在57年读高中时,就知道胡风、路翎其人,大学期间又读过路翎那篇受批判的著名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而且还知道,他与南京有着特别的缘分,接稿后自然特别留意。但不知是因路翎当时已身患重病不便写字,还是其他原因,他的来稿字迹实在过于凌乱潦草,无法卒读,我遂慎重地复信于他,让他请人誊清后再行寄来。可惜,之后再也未等到他的来信来稿,再后,每每回忆此事,我都不免感到十分遗憾和后悔。 

  最近我有暇翻阅旧日《钟山》部分目录,竟忽而发现,其实在《钟山》发表作品最多,我手头积有来信最多的,竟不是我最早去天津拜访的蒋子龙和大冯(骥才),而是我素未谋面的“胡风分子”、“右派”作家林希。从上世纪中期到新世纪初期,他先后给过我四五封信札,发表过中短篇小说4篇、散文随笔2篇。虽然,直到现在我也从未拜访过、面见过这位如今年已75岁,从年轻时即屡遭劫难的作家。《钟山》与我,似乎跟他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不知不觉地,他已成了为《钟山》写稿、供稿最多的作家。林希与我似乎合作得特别友好、默契。 

  虽然,迄今为止,我与林希仍未有见面的机遇,且都已是过了古稀的老人。但我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都有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愿意为文学事业而竭尽全力。有了这点共同爱好,作者与编者见面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我愿在此,遥祝林希老兄身体康健,并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再写点什么。写多少与好坏,都无所谓,只要能自娱自乐就好。 

  天津曾经是北方的文学重镇之一,也曾经是《钟山》十分倚重的作家作品诞生地。如果今后这块文学宝地能涌现更为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如果《钟山》杂志能够保持与天津新一代作家的友好合作,创办为真正的全国性品牌刊物,那便是我这个文学老编辑的最大愿望。

文章来源: 责任编辑:陈进 【打印文章】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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