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海笑其名其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读中学那阵，对当地报纸的副刊很感兴趣，特别爱读时评、随笔一类精短文字。海啸为这个栏目写得很多，记住了这个名字，知道该是个人物，却不了解也没打探海啸系何许人。多少年后，海笑的长篇《春潮》、《红红的雨花石》等陆续问世，是广有影响的著名作家了，才知道这“海笑”便是那“海啸”。当时没去思量两个名字之间会有什么讲究，记得还胡乱臆测过：以为两个谐音的字，那意思也不无相通之处吧，不是有种“脑筋急转弯”式的提问吗：为什么在海边不能说笑话？ ——你在哪里说笑话，惹得那海大笑起来，不就会发生海啸了？　

　　后来，听到海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时的一则佳话，才知道他的更名并非随意。彼时坐中那位岛国作家对其名字善意而好奇的发问，他即席作出的坦直而得体的应答，已然为众所周知，毋须在此赘述。我只是由此想过：在这里，固属表明了外交场合上的一种慧敏，表述了海笑于中日建交后“相逢一笑”地交好的心愿，只是如同“国度”意义上的交恶跟“民众”之间的友善不可混为一谈，“相逢一笑”跟“前事不忘”也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少小便于抗战烽火中“冲冠怒发”地从戎的海笑，无法淡漠那些刻骨铭心的灾难记忆，他后来对于参拜“神社”、对于狡赖大屠杀行径的极度愤慨，对于在我们这个蒙难的城市定点立碑、定时鸣笛的极力倡导，差不多又让人领略到一个昔日的海啸。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啸跟海笑倒真是一回事——恰恰从无可通融地善其所善、恶其所恶的临世态度上，体现出了这位作家人格的两个侧面。这样说不是就事论事于一时一事，它更是再后来我成为他的部下、在作家协会的多年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相当真切的感受。 

　　我所熟识的老一辈作家中，要数会“发脾气”的，当推海笑。有机会跟他一起与会者，不至于没有领略过他在讲话中，及于民生，及于吏治，及于时弊陋规，说着说着就会有些痛心疾首起来，有些“雷霆之怒”呼啸起来。于此，人们或许会感到“突如其来”而“无补于事”，却不会不有所理解：他是十五、六岁便执意加入抗日队伍的海啸呀，他是满腔悲愤写下过《燃烧的石头城》、别具衷肠写下过《青山恋情》、怀抱忧思写下过《白色的诱惑》的作家呀，一个亲历过鲜血染红的岁月，参与过生死度外地抗争的人，无法面对那些不该淡忘的淡忘，无法释怀那些不应抛弃的抛弃，无法容忍那些不该孳生的孳生，大概也就是一种“余非好怒”、“余不得已也”了。那次听他发言，忽然联想到一句不知所自而颇为流行的话，叫做“屁股决定嘴巴”，意思也就是在什么座次上决定怎么说话了。这一想便想远了，想到少小便有过“情报员”后来又有过“译报员”履历的海笑，该最能懂得“管住嘴巴”的重要，想到除了文革一度被“当农民”，他在许多行业一直都是“屁股”坐落在领导位置上，不会意识不到用“原则”管住“嘴巴”的意义。私下便以为，对于他知人论世间的某种动情纵意，某种无所讳饰地实话实说、真话真说，大体正就是体现责任和担当的“位置意识”、体现道义和良知的做人准则。为官也好，为民也罢，这原是起码的，而在时下，这起码的确实已经成为可贵的，已经成为须得极力倡导、须得努力抵达的境界了。 

　　我所注意到的许多关于海笑的访谈、记事中，比较充分地凸现了的，是其实与此互为表里的另一个侧面，是与之接触过的人普遍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平易可亲”。 包括他那常驻的笑容，包括其跟来访者交谈的倾心，包括对初学写作者交流的恳挚。他在职和离休期间，多有机会与其同行，一起参加文学活动、一起在国内外旅游，有一些细节让我为之感动而被我归结为“平民意识”，我指的是：无论是入住旅店还是在路边小憩，他跟服务人员、跟途中邂逅者，都会生发交谈的兴趣，且往往热情和真诚溢于言表。尤其是对于孩子，至今记得，在瑞士一家旅馆的厅堂里，我们忙着拍照留念的时候，他跟几个外籍孩子一起嬉戏、一起学习用汉语问候的那份烂漫纯真，记得在卢森堡大峡谷边，他跟几个放学路过的孩子热情招呼，并用画图跟那个在他身边依依不舍的学生交谈的情景。省里有关教育部门去市县学校调研考察，常有要他同行的邀请，不只是因为他是《红红的雨花石》、《那年我十六岁》等作品的作者，还因为他是为孩子们熟知、为孩子们心仪的海爷爷。我知道，他欣然应邀时几度拉上我同行，是因为我有过二十多年在学校当教师的生涯，希望着能给孩子们说点贴实而有所助益的什么。我想过，在海笑的创作上，少年题材占有的比率不算很大，可无疑是其很为倾心、很为着力的部位，这在创造旨意上显然包涵了一种苦心：一种善良者通常会有的对于孩子的亲和与关爱，一种前辈人向后代、向未来传递一点、留下一点什么的希冀与热切。 

　　作为海笑的一种品格，称之为平民意识不只是指别的，它应该跟“人的意识”同义，应该是一个作家须得秉持的对于普世的关怀和对于生命的爱恋。这种品格反映到创作中来，就是总不能不注重“世界”与“人”的双向照察和相关思考。记得早年读过他的《职女和书记》，为《文艺报》写的一篇评介文字中，说过一些感受，指出作家真挚讴歌为之敬重的五十年代纺织工人劳动热诚这一作品主调的同时，着重说到这部长篇让自己体验出一个解放了的社会的勃发生机跟一种收紧着的社会链条的掣肘构成的失调，体验到人的主体价值跟社会客观要求之间发生的时代错位。跟许多老一辈作家一样，他诚然不是一个能够在技法上出新的好手，不是一个可以离开“社会”去穷究“人性”的作家，可他的歌颂和批判，总是能够从不同方位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作家对于社会与人的由衷呼唤。事实上，这种呼唤作为一个时代的题义，大体可以看成海笑作品潜在的一个母题。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加之对于艺术的忠诚性，他的作品常常能够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时代与人的底里，即是像《部长们》这样的批判性作品，官场也只是作家借助的一个“形象世界”，而在作品展现的包括情感倾向和语言情绪在内的“艺术世界”里，分明可以触摸到的是那些关涉时代的纠结，是那些更及于普泛的人的处境、人的扭曲、人的失落和追究。 

　　我所尊敬的江苏老一辈作家中，海笑是我接触得较多的一位。每逢春节，除了自己有意早早地“抢先”，都是他打来贺岁的电话；每每得到他题款馈赠过来的书画作品，却并非都须我登门讨要，那年鉴于物性高扬、精神流离蔚成世风，他便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墨宝寄来，大概是包含了老书记一点叮咛与互勉的用心。多年来，应邀在他家中喝过美酒，几度去他那里赏过奇石，几番跟他一起去外地访友；我那早经去到国外的孙儿，至今记得海爷爷，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次路遇，海爷爷抚爱间将自己随手把玩的爱物送给他的情形。 

　　由于自以为探望病人跟打搅病人庶几相近，偶逢师友卧病只是从旁询问而不作探视。几年前听到海笑住院手术，一来知道那病有些险恶，二来为“艾江南”一事得赶紧了却为自己的差错而向他致歉的心愿，我带上花篮去到病床之前。他谈吐一如既往地和煦，只是不能不听出手术后的虚弱了。所幸天公有眼，他奇迹般地渐次恢复如初。如今，把85岁的老人家跟当年15岁的小战士联系起来，自然不免生发历史沧桑之感。然而，彼心依旧，依然有不能释怀的社会关注，依然有无法漠然地发发“脾气”的心志，依然写字画画做文章，依然以明朗的笑容和健朗的谈吐，接待着造访的旧雨新知。他无意“寄情山水”，却多有对于大自然的恋情，离退休的同仁们还期待着他的相约，期待今年跟他一起去云南作一次山川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