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章老

　　我到江苏作协时，年岁已然不轻，也便无所顾忌地依循机关里彼此称谓的习惯，同事之间无论老少与职务，不喊“老某”，便喊“小某”。唯独于章品镇先生，当面背后必称章老。按说他当时在职，年齿不数最大，职级不算很高，声望和位置以及过往相交上並无什么突出和特别的地方，何以于他习惯似地一定要把“老章”两个字颠倒过来，应该有些跟世俗相关的心理因素使然，却也不能条分缕析地尽然说得明白。　

　　无论是从“追随革命”还是从“追求学问”来说，章老都可谓资深者。如早年在敌占区参与对敌策反，在政治交通工作中负责一方诸多交通站的建立。如早年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专修俄语，对十九世纪俄罗斯文艺发生很大兴趣；在无锡国专以一篇《论桐城派阳湖派的异同》的命题作文大得师生激赏而小有名气，文字间的褒扬阳湖而贬抑桐城，其中虽不免书生意气，也分明透露了一个青年人对于“自立”、“世用”的崇尚。一如在其读书生涯中，从极为感动于《黑头魂》（《汤姆叔叔的小屋》），到深有领悟于《资本论》，注定了他对人性和人生的关注，也注定了他不能自安于书斋而隔膜于世事的具体和社会的变革。 

　　堪称知识分子者，这种双重的追求原本是必然的品格，只是维艰的世事使其跟大多数人一样，每受掣肘而多所失落。加之章老是一位透明而心直口快的人，有时见解稳定得不无“偏执”，处事顶真到难于“通融”，好恶褒贬间无所“遮拦”，形格势禁下不惮“受命”，难免多所担当也多生无奈，过于要好而每不“讨好”，倾心求全而终难遂愿。前些年，曾几度与之长谈竟日，最为深切的感受便是：这位博学广闻、饱经世事的老人，结识的政要、文豪都在不同程度上“功成名就”，他自己的精力和生命更多地投入于、耗损于那些正常与非正常的文学和非文学的工作了。 

　　我想说的是，章老作为一位资深作家，原本可以留下更多的作品。他自幼博览广思，且十三岁那年便开始有作品公开发表。到了抗战期间，更成为一家报纸的副刊《诗歌线》的主要作者之一。这个副刊实际上差不多成为地下党一个文艺阵地。章老当年用了不少笔名发表的批量诗作，很为“现代”，读起来不太容易一目了然，除了个人风格与审美取向使然，也许还有“地下”这层因由。前几年热心人把当年那副刊的作品集印出版，有机会细细品味过，以为章老以及彼时常常同期发表的卞之琳、沙白、耿林莽等先生之作，很能体现出艺术的前卫性、思想的前锋性，非时下某些徒以形式标榜的“现代”可比。只是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章老后来搁笔多年，解放后则在出版社、杂志社长期主持笔政，又到作协党组任职，主管机关期刊，穷年忙于工作，调解矛盾，所写不多也一直无意出书。淡于名利的章老谈起来无怨无悔，不在乎“为人作嫁”者並没有几件自己的“嫁衣”。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起，早经离休了，用他的话来说，“工作不那么具体了”，“纷如雨点的声音敲打着我的记忆”，当记忆中“有人竟呼号着要破我心防奔腾而出了”，才终于有了一些“伴随着悲伤与怅惘”的记录，积累到90年代初，有了本记人的《花木丛中人常在》问世，为十五位去世的文坛精英留下不为人知的记载和不刊之论的评介。人事代谢中的感旧之哀，或凝为一泓情爱，或拓出时空沧桑，字挟风霜的记叙屡屡令我怦然心动而中心摇摇，再三再四地掩卷深味。我在《文艺报》发表一篇书后那阵，鉴于其腹笥之深、文字之美，鉴于其功底和识见，特别是有鉴于一些未必会进入史册的文事、文士的追忆，无异于历史的“打捞”与“拾遗”。议论之余，禁不住越出事权，以续谱新篇、形成书系奉劝于他並有所期待。等到新世纪过去数年，终于等到赠来一本薄薄的《自己的嫁衣》，耐读耐品却也不足以反映其积累与才情于万一。 

　　近十年来，章老腿脚已大为不便，平日多数时间卧床，住病房的日子愈见频仍。只是思路却一直清敏，写作的愿望屡有萌动，那年住院期间还托人带来病床上写就的一篇卞之琳的诗歌论，要我提提修改意见。那大几千的文稿多有令我击节处，那分明可以见出书写不甚便捷的文字，更让我内心感动莫名。 

　　在江苏文艺界，若有称得“活字典”的二、三子，该首推章老。每次探望，听他如数家珍地谈论掌故、梳理文坛沿革，无所讳忌地臧否人物、评说过往事件，都不失启智开塞的受益。我曾在人前慨叹过“章老如矿，一肚子的人和事”，文界诸公皆深表认同。其实，就世界态度而言，还不妨借用朝云对东坡先生的理喻，章老也可谓“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呢。也许跟生性坦直而历经过多的委曲有关，章老对共过事的同辈既不失宽和更不无苛严。私下毎以其知人论世间未免求之过高、态度过激，同时也深有感触，若要了解“真相”和“实情”，与他倾谈，大体能得贴近本真的领悟。 

　　在我的印象中，章老于人、于文眼界颇高，而对于后辈新进，却满腔热忱而不辞辛劳地多所关顾扶掖。早年主持《雨花》期间，他就为改变刊物作者多“老人”、“老面孔”的局面，在刊物上特设《雨催花发》的固定栏目，专事发表新人新作特别是处女作，发现、培养了一批批新人，开了《雨花》“重新人”这一传统的先河。新时期前后，为年轻时即罹难的作者“复出”，他更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为其作品得以发表谋划奔走。 

　　有件事关涉自己而至今难忘。彼时，我刚从小城调到省作协。那时离退休年限不严格，章老是早已“超龄”的党组成员。我生性慵懒，且“不愿接近”或者说“不愿打扰”领导，跟章老同样接触极少。不料忽一日章老找我说，某人（一位资深、早年顶撞过其任职地苏联驻军司令而有名的领导人）关心到你，有见面聊聊的意思，我带你去拜望一下吧。原来这位领导离休后关心“理论”，在《人民日报》看到我两篇其实很为稚气的文章，跟章老说到该培养一类的话。至今不知章老何以就当回事，並认真约定了那个礼拜日的某府之行，可以估摸到的无非是他自己对“培养”人的看重了。领导的住宅格局以及闲聊了什么已然淡忘，记得很清的是那天章老早早地在一个公共汽车站等候、和我一起登上公共汽车前往、后来又一起登上公共汽车回来的如在目前的情景。这件小事与我的人生道路略无关涉，然而，至今每登上公共汽车，冷不丁便会想起当年年事已高的章老，不辞辛劳与我在车上一路站立的情景，並由此“抽象”出“人在旅途”的生命题义，江湖的一度遇逢，常常十分偶然並无干“机遇”，不过你如果曾感受过几分热忱、几分关爱，也就会在心中留下久久难忘的一份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