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琐记（二）

　　我写这组应该归入“记人”的短文，大体只是依凭了自己的遭逢，对所记对象其实都称不上有多熟悉，更无论知与识。阎纲亦然。

　　阎纲是评论家、作家、编辑家，“首先是什么呢”？这不太好说的话一定要让我来说，那就宁可说成首先是一位编辑家。这样说是据了他在《文艺报》工作过二十六、七年，有过《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作家报》以及《中国文化报》的履历；当然，强调其编辑的身份，更主要的是从我为之动情、为之铭心的个人体验出发。

　　虽然，他的名字最初还是以评论家的角色为我所知。彼时，我正在一所高中孜孜矻矻地读书，他则在刊物上洋洋洒洒地发表国内长篇年评。一年一度地读下来，印象就日见其深。他的年复一年的通览和概述，应该是我后来所归纳过的一种“工作性阅读”、“工作性评说”，不能像“专论”那样，从研讨的深度感、学理性上代表其水准。只是作为一个有志于“知识天地”却还茫然于“天高地厚”的“文学少年”，对那些服膺于框框套套的当代批评已多生疲倦而少有兴致，读阎纲的文字却有些例外。回想起来，跟他的思路运行、语言表述上多有不落框套之处有关，更能令人信服的是：他点评到我所读过的一些长篇时，每有些“立论”的缜密并“中的”的精准让我为之击节。前些年他接受采访，论及到其故土成就卓著的作家们的得失，说出“憨厚而不洒脱，忧愤但欠深广”这样的话，我立马就想到读他早年那些文字的感受，以为他能说准、说精、说到底的能耐，实在就是年深日久的阅读研思中磨砺出的功力。

　　没有想到至于70年代后期，阎纲会成为我一篇文章的编者。其时我在小城教书，如同一切爱做文学梦的青年那样，业余写点东西不算还不管好歹地向报刊投寄，就有一篇到了正任《人民文学》编辑的阎纲那里，准确地说，是他从成捆的来稿堆里选取了这篇文稿。虽说跟写稿的人素不相识，这作者是在偏僻小城的一所中等学校教书，却在提供联系信息中标明无误。他把这篇“自由来稿”发到他主持的叫做“学点文学”的专栏里，就不免“破格”———那栏目原是一律约请名家撰稿的。多少年后，我读到阎纲回忆《文艺报》一位同事的文字，称道这位前辈处理稿件的“不讲情面，不顾出身”，当下还不无慨叹：面对正直编辑们代代承传的那一点精诚，如今的编辑们不能不有些愧疚了。

　　接下来仍然是没有想到，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在小城接到去京的邀请涵，参加了《文艺报》举办的长达一个多月的“长篇读书班”，就是后来被文艺界“追认”的“黄埔一期”了。在报到处，我第一次见到被称为文艺报“四条汉子”中的阎纲和刘锡诚，稍后又见到另两条“汉子”唐达成和谢永旺。冯牧与罗荪先生，丹晨、泰昌、艺兵、兴万、雷达、洪波、炳银诸公等文艺报的全班人马，也先后多次一起聚会并交谈。来自北京、河北、江苏、浙江、陕西、山东、部队的六七个人，住在装甲兵司令部招待所，除了读新出版的包括刚出了大样的长篇，就是去参加编辑部、各出版社、创作与批评界的各种大小座谈会。没有当下时兴的“高层”、“高端”的标榜，与会者却多为“声名满世”的文坛宿将；没有那“报告”、“讲座”的系统与规模，即席漫议中却多有开启思路的见解和开扩视界的信息。我至今对读书班的那些日子深深眷恋，那是一段未经再历的简朴、和煦、紧凑、属于文学而受益良多的日子。

　　读书班也是写作班，虽然不作硬性规定，几个人却都把写出并修改好一篇文稿当做须得认真完成的“作业”。大概因为选题过大而驾驭乏力，我写得很不顺手，勉强成篇后自知不能及格，可来不及另砌炉灶了。未料回来不久，那篇文稿被寄了过来———主动把稿子要过去审阅的阎纲，还是执意由他动手修改这篇作者自己否定了的稿子，而且差不多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添加了许多文字。感动之下，一改“废稿”一律毁弃的习性，特心特意地把它保藏进那个小皮箱，它跟前面提到的那封“李进的信”的一起丢失，一样让我至今惋惜。前些天读到阎纲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当年侯金镜先生“为了修改我的一篇文章，他熬得两眼红肿”，自然又联想到了这件往事。我不知道阎纲那回是不是也为我熬红了眼，却清楚地记得：把那改得一片红的稿纸一页一页翻过去的那一刻，我怦然心动地体味到了一位编辑的心血。

　　人们不会缺少这样的感受：无论是前辈、同辈还是晚辈，都会有些从各自的意义上应当恭恭敬敬地称其为老师的；对于我来说，阎纲是很为贴实、很为突出的一位。

　　走近庞瑞垠

　　庞瑞垠如今七十岁了，年轻一点的朋友称呼他“庞老师”、“庞老”是很自然的事。可我们认识之初，亦即其主持《雨花》工作那阵，编辑部的同仁都是称其为“小庞”的。这也很自然，编辑部的属下多长于他，且当年作协这样的单位，彼此之间不喊“老某”就喊“小某”，不像政界、军界、商界那样通常须得带上头衔。我不习惯也从未这样称呼他，除了彼此同龄而又陌生，还该有一个小县城人“仰视”于一位“少年得志”者这层因由。

　　“少年得志”的庞瑞垠不会缺少年轻人的脾气和文学人的个性，包括能够被理解的和並不被理解的，包括可以归结为缺撼和不必归结为缺撼的。然而据我的感受，不无少年意气、不避显露锋芒的他，其实也不失老成宽和、不失通常体现于老编辑那里的一种唯文是举的平等态度和求真务实的顶真精神。那年我投寄的一篇文稿，大样排出来两页挂零，编辑按常例把那挂零的两、三行处理成“下转某某页”。他看清样时，觉得就那几句话下转到另页，版面上难看也不便于阅读，让编辑删去几行。这在道理之中，未料就出现下列对话：编，“试过了，不好删呢”；庞，“什么经典，几句也删不了”；编，“不信你再试试”。当下，庞瑞垠接过来连看两遍，边笑边唸叨“还真是……”，就不再坚持。几年以后听说了这件小事，当然有些意料不到，却並无什么“自得”的意思，也没有去多想：一个无名的业余作者的一篇普通文字居然“删不了”几句话，是否真有点活见鬼了。当下的第一反应，便是对两位油然而生几许敬重；特别是庞公，在那情势下该是“赌”了点“气”的呀，怎么说也不至于真就删不了几行字吧。“还真是”云者，不过是出于文理上的过细审慎，出于对作者及其文字的充分尊重、高度负责罢了。我历来不介意编辑改稿，从未有过“请勿改动”一类声明，以为人家除了“改进”也还有“需要”；只是有几次文稿被报人弄出前言不搭后语的情形，便想到这件旧事，想到那种时下已並不多见的务实与顶真。

　　在我“从文”的路上，有些“第一次”跟庞公主持的《雨花》有关，比如文章第一次在刊物上刊出，第一次发表可以充做“评论”的文字，第一次接受编辑部的约稿，第一次应邀参加座谈会。谁都知道这不过是很平常的事，不一定谁都知道的则是它对于一个寻摸于文学之门者的意义，特别是对于身处文学偏土瘠壤而又操持“文学批评”者。多年以来，很为赞赏什么名家显贵的稿件都叼得到手的那些编辑人，可更为尊敬的是那些在来稿堆里苦苦扒梳的寻觅者，他们未见得是名编大编，可他们造就的“第一次”，分明成就着文学的姻缘、文学的发见和增添。记得第一次去六合参加“座谈”，跟庞公初次相识，连几度选编了我文稿的静生兄也还是第一次见面，那与会的七、八人，也差不多都来自基层而名不见经传，足以由此见出编辑部有意为之的良苦用心。来的人中间我该是文界最为陌生的一个，不免有些缘于自卑的腼腆，加之大大咧咧的庞公一经而过，没有个别交谈也没留下印象，乃至以为我之来大概就只是理论组不经意的“圈定”。后来跟静生闲聊中才约略有知，出席名单也是经过“过堂”的，“过”到我时庞公就说：省内搞评论的不多，尤其苏北基层，正该提供培养的机会……我知道这确实是一次机会，心理上也便对他有了一次亲近。

　　不知离开编辑岗位是否系他所愿，因此成全了他的创作却没有疑问。仅以近年来出版的八卷本的文集而言，就並非一个要尽心尽力于编辑者能够在业余完成得了。我的进一步“走近庞瑞垠”，固属跟来宁后几度一同开会、一起出行有关，更主要的还是靠了读他的作品。

　　在熟识的不少作家里，有的“为人”跟“为文”很难对得上号，庞瑞垠则属于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人”的一类；在堪称优秀的作家里，或可从一种角度以“智性”与“心性”加以区分，在这个区分上庞瑞垠该属后一类；在以“史”与“诗”为作业区的作家里，有一类是把“史”作为“诗”的一种触发或者一点因由，庞瑞垠则属于奉行“史”与“诗”结伴而行的一类。这样参照“左邻右舍”而不惮片面地“区分”，在这里自然还不只是为了给庞瑞垠作品印象的表述提供一定的范畴与便捷，主要仍然是服膺于概略其人的需要。

　　在盛行“巧智”抑或“反智”、崇尚“唯美”抑或“审丑”的文学生态里，一个强劲着“身心相许”的投入意识、追求着“大含细入”的史诗情韵的作家，需要一点坚执的艺术良知并“守旧”的艺术勇气。说进一步“走近庞瑞垠”是靠了读他的作品，不是指读他那些广有影响甚至引发过“文学事件”的佳作，主要是指断断续续地读了他关涉秦淮、故都的一系列长卷、特别是被人们誉为文学“清明上河图”的《秦淮世家》三部曲之后———我从这里读出了作者自己。

　　论者不会不注意到家族、命运、成败兴废、悲欢离合、生死荣辱这些演化于中外长篇的传统关目，不会不注意到文本对一个城市历史人文与地理人文相得益彰的传导和入骨浸肌的描摹，不会不注意到作家于时代、社会、人生、人性一体化的经营中表现出的融通性和包举力；从而由此充分体认一种传统艺术的修炼和“现实主义”的功力；却比较容易忽略，他在大制作中恢弘开的大气势，在历史与生命的哀婉中流淌着的国族关爱，在社会与时代进程中表现出的人文憧憬并文化批判，连同其艺术追求上的“我行我素”，大体都注疏了一个“心性”作家自己的精神家园。尤其容易忽略的是：在庞瑞垠创作历程的纵向疏理上，分明可见的一种创造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我说的是这里发生了艺术运思和艺术把握上的某些演化，由“时事”而进入“世事”，由“事件”而进入“事情”，由“情感”而进入“情绪”，由“意思”而进入“意味”，其表现机制及效应生成的可能，包括那种浓浓酽酽地流布全篇的沧桑情怀和生命意绪，恰恰只是以作家的刷新历史观与强化主体性、亦即以实践“现代”与“自由”的双重进入为必要前提和可然途径。我始终以为，“现代”云者，並不是“手段”和“技法”的命题，艺术的“手法”乃至“主义”永远可以出新也永远只是选择的题义，以现代的精诚和自由的心灵去感悟故往今来，才是一个作家抵达艺术真谛和生活底蕴的无可规避的要点和法则。无须就庞瑞垠几十年的创作做远程比较，仅就“故都”系列跟“秦淮”系列的题材取向到文本建构做一番衡度，这点意思当不难理喻。

　　如今，生活中七十初度的庞瑞垠也许多了些宁静和淡泊，然而，彼心依旧跟体格一样强健着。他依旧跟他的同仁一起，浇灌“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的一方园地，依旧在一些场合慷慨激扬。这很可佩也很为平常：生命的法则会提醒人们的自身调适，精神的法则却提醒人们拒绝止息地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