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人生的追究和生命的感悟——储福金小说的一种解读

　 由于地缘和职事的关系，我对储福金和他的小说称得上熟识。早年生活的磨难，中外典籍的熏染，成就了他沉郁的生命意识、达观的人生态度和厚重的人文情怀。三十多年以来的创作表明，物化社会的喧嚣，文坛迁变的诡谲，无改其行而始终抱持一种自我的定力，我行我素地奉行那一份精神的坚守。私下戏称过：他差不多堪称“最后一个文人”了。

　　福金说过，写作与着棋是自己的两大乐趣。其实，如此“明志”的时候，至少有意无意地忽略去他的第三大趣味：对于佛、道经典的广为披览诵读，对于阴阳五行乃至易卜卦象一类的玩味辨识，很可以说表现为他的一种别样趣味。

　　他未见得于禅、道有过服膺的自觉、下过修炼的功夫；提到这一点只是想说，如同棋艺之于写作，这别样的趣味跟其小说风貌也有些内在的关涉。比如，就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层面而言，一如禅、道跟尘世万类的对视和理喻，“参”与“悟”，差不多成为福金以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艺术表现的途径通常是，借助那些人生过程超然而冷峻的展示，“布道”似地对读者做出不落言筌、不立文字的诉告。

　　“每临创作有静气”，是阅读福金时的一个相当突出的感受。当他以细腻的笔致、淡淡的白描展开小说的叙事，我们感受到一种舒缓的平静，当他以超然豁达的态度去应接纷纭万状的世事，我们体味到

　　一种不动声色的镇静，当情志有别、命运各异的主人公们一步步走出我们的视界，当故事上演的帷幕嘎然抑或徐徐降落，我们一次次面对了的常常是牵动神思的寂静、撩人寻摸的虚静。相对于“写实”，他更倾向于“写意”；相对于“激情”的方式，他更接近于“心境”的方式，很可以说，温文尔雅、宽厚随和的福金，其实是一个坚执于自我感受方式的、往往自觉充当其作品“真正主人公”的作家。他在静观默察中对形形色色的人生之“参”，总是伴同了无常无定、如寄若梦的诸多情韵，总是于表面的叙事态度后面，隐存了文学叙述的深层动机，于随机的直觉中寄寓某些浑然的感悟和潜在的劝喻——他以此勘测心灵的梦幻，以此醒觉作为“过客”的世人。

　　参悟的方式及其目标指向，贯穿于福金多数和主要的作品。早年在可以《花野》、《绿井》等篇为代表的“原野”、“紫楼”系列中，在可以竹子、叶三娘等人物为代表的女性形象中，我们比较容易由其和煦的生命眷顾体感出“怜香惜玉”的情怀，体感出作家对女性的趋近是跟对美的追寻相一致的，体感出他对于村野、萍聚的流连；却比较容易忽略：对女性亦即对于美的感应，总是投注了习与成性的生命参悟，拌和了几多人生苦短的哀婉，几许感时伤世的惆怅。“花儿几时开，花儿开几时”的歌吟，不妨看做是《花野》文本的题记，也分明是在这类系列中绵延不已的旋律。到了以《彩》、《苔》、《怆》诸篇为代表的系列，落点于婚姻、事业这人生的两大关目，主人公们“成家立业”了，“成名成家”了，所谓“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原该是志得意满、气定神闲了，作家笔下却一律有悖常态：贵仙（《彩》）因

　　了丈夫横死而再嫁，秋葵（《怆》）两次离婚后又面临第三次崩溃，迟小其出书成名，心灵却无以皈依而竟日唉声太息，分别于官场、文场立住脚跟的陈志义和周方益，更在内心纠结了难以排遣的凄苦（《人之度》）------“人生在世不称意”的意绪在其作品中的泛化，体现的当然不只是作家对于“男性世界的失望”，它从普世层面上质疑了生存的现实，究诘了生命的欲望，启示了人对自身位置的清醒。至于《黑白》以及写于这部长篇前后的“棋语”系列，艺术命意自然各领其旨，而归属终究令人唏嘘，不说“棋语”系列中主人公们的多舛、多乖，连赫赫其名的一代棋圣陶羊子（《黑白》），到头来也悟彻人生而归于水边林下的隐遁。在这里，让读者面对人生而怦然心动的，还就是那等无边的人生漂泊，无限的世事沧桑，无据的生死苦乐，无谓的荣辱浮沉------是那样一类难以落定而莫可奈何的生存困惑和人生性相。

　　面对福金的文本因而须得“双重进入”：一是进入其“形象世界”，一是进入其“艺术世界”。在具象层面，他常常借助细节而不倚重情节，借助精神提挈而不倚重经历演绎，推出一些有情有志、有作有为、有起落有得失、有期待有努力而负载特定艺术使命的鲜活形象；另一方面，于形象的心理和动作的展开过程中，着意布控包括情感张力、语言情绪在内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具象接通大象，形象联袂意象，从早年作品中主人公的多有乡野之恋、返乡情结，到晚近作品中的回归自然之思，彰显了作家“随俗”与“抗世”的精神辩证和憧憬淳朴的心灵向往。明乎此，就不难从他往往挟带几许苍凉几分愁楚艺术世界，触摸到一种明灭不已的艺术旨向：于“浮生若梦”中

　　启悟“万缘放下”，于“尘劳烦恼”中否决“妄想执着”，提醒一种人生永恒的法则，暗示齐生死、等贵贱、一荣辱的“守拙无争”、“明心见性”，呼唤“无心而有心”、“无为而无不为”的、以自然自由为实质的“真心实相”。这貌似玄奥的种种，其实都是临近哲理、涵茹禅道、关涉传统文化的人生了悟，也分明跟现实尤其跟时下的世道人心存有深刻的对应。这大体也就从一个方面解说了，何以我们读福金会生发些许读《红楼梦》、读川端康成、读黑塞时的感受。

　　当然，虽说哲学与宗教不啻文学的左邻右舍，可哲学与宗教之外文学仍坚实着存在的理由，是因了其要求精神性、终极性的同时，还要求世俗性、现实性，两者的协同和调适是一个作家无以规避必得面对的课题。在这里，作家通常不能不遭遇终极性跟现实性、意义空间跟审美空间、形象经营跟意象经营之间的悖论。福金在应对这类悖论上可称经营有方驾轻就熟，总体上示人以情致的高远、形象的自足以及艺术的圆融。 只是在个别篇章上，也许由于过度张扬了“参悟”的兴致和“理性”的思辨，不可避免地在艺术建构的有机性上造成偏颇和疏失。我愿以《心之门》为例，特别是《心之门之范曾高》等章，文本的亦神亦魔、亦释亦道、亦医亦巫、亦真亦幻、亦此亦彼、亦是亦非的诸多密集而蜂拥的、杂沓而无序的理念，导致了对于小说文本和艺术形象的挤兑、窒息和强暴。他在这里失落了固有的淡定从容，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读者不暇应接的眼花缭乱和碍难逾越的阅读屏障。正反两方面的例证应该足以表明：作家须得向“彼岸”悟过，更忽领略不得须要让笔下的人物在“此岸”好生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