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直面心灵的拷问——关于家与《家人们》的思考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家”具有某种奠基性的意义，但其内涵却因时而延异。在当今的时代，家已经开始物化，“我家”往往成了“我家的房子”的代名词，家也开始了异化，家变成了巢，实在的家慢慢地出现了“空巢”。考察家的含义变迁，也许会为家之所以为家，人之所以为人的思考提供一条有趣的途径。黄蓓佳的《家人们》就在这样的思考中进入了我的视野。

　　我一直在想，也许人类有聚便会有家？可山顶洞人有家吗？母系社会的家在何处？奴隶社会的家是怎样的形态？封建社会的大家族，还有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家又是怎样的底色？尽管这样的追问，往往会伴有无奈与苦涩，但“家”这个词却永远给人一种温暖的联想。《家人们》所涉及的家的主题，就这样具有了一种普遍性与挑战性，具备了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和一种潜在的深刻性。

　　黄蓓佳的《家人们》从“家”和“人”两个层面展开叙述，叙述重点是家人，家人永远是复数的概念，无论有“们”还是无“们”。家不可能是在真空中，于是家有了叙述的空间的维度，小说中的家面对的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空间。家于是在变化，在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变化，变异。同一的屋檐下，家人在变，心在变，情也在变。生前，世事更迭，母亲杨云心里挂念着别家的男人，可嘴里还在坚持：“我们是一家人，活也在一块儿，死也在一块儿”（137页）公家人罗家园生无完整、真正的家。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与父亲又分了家。大儿子罗想农，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与“母亲杨云之间始终是一对熟悉的陌生人，肉体咫尺相处，灵魂上却有一道遥远的沟壑。”（165页）。麦子不是罗家的人，杨云却义无反顾地收留了她，不是家人，胜过家人。但麦子知道了收留他的家的主人是出卖了她的家的罪人时，家于她而言便双重地失去了，“没有家”，成了她漂泊异乡的根本原因。“母亲”杨云离世，她被困在了苏黎世机场，命中注定“回不了家”。

　　 也是有爱才会有家？可是小说给我们展示的却是冷酷的反面。母亲杨云对乔六月至死不渝的爱却没有结出家的果子。儿子罗想农对乔麦子在心中埋下的爱的不灭的种子也没有催生家的花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云与罗家园没有爱，可在双重在强迫下成了一家人。罗想农与李娟的结合也不是以爱为基础，这样成立的家自然也就没有爱的位置，罗娟最后郁郁而去，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世界上的爱与被爱，如此的沉重，又如此的山高水长。”（270页）

　　 也许有血脉的延续才会有家？《家人们》再一次让读者陷入了难解的困境。撇开父子不谈，小说中的母子实在值得我们特别的关注。罗家的长子罗想农之于母亲杨云，几乎是一个被强加的存在，罗家血脉有了延续，但母亲心里却有了永远难以消除的疼。小说写了三代人，罗家第三代有四位，分别叫罗江，罗海，罗泊和罗小男。罗江是罗家的长孙，母亲没有因此而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而是弃家跟着日本商人跑了。罗海，是罗卫星的第二任妻子带过来的，她母亲在罗家的日子也不长久，抛下儿子去了美国，用户口本将本来姓钱的罗海绑在了罗家。罗泊的母亲小常宝更是工于心计，儿子与罗家的血脉之系最终成了她索要两百万的根本理由。唯有在小说结尾处几乎呈幻象般出现的罗小园，象征着爱的结晶，但孩子却身在异国，名义上的父亲是个瑞士的哲学家，与生身父亲是否能园“家”梦，成了一个抛给未来，留给读者的问号。

　　 何为家？何为家人？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被一次次置于是与非的两极拷问中。黄蓓佳以其一贯简洁而优雅的语言，用冷静但不乏温情、让人绝望但却充满诗意的笔触，打开了一个个问号：“在中国，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会有多少个家庭在上演着差不多相通的悲剧呢？是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厮杀、什么样的人性错位，才使得这些令人唏嘘的事情一件件发生啊？”（229页）小说中绝望而清醒的一次次发问，指向了人类家园赖以存在的脆弱的神经。是时代的错？还是人性的局限？小说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回答，而是不动声色，以文字自身推进的力量，将读者的眼睛一点点打开，去捕捉小说人物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人物关系中内心细小的变化，把读者的目光从外部引向心灵的隐秘处：“有许多的事情，藏在黑暗之中，在心灵的一个极端隐秘的角落，沉睡和发酵。我们试图从心里拎出它们时，才发现它们已经和血肉粘连在一起，无论如何剥离不开。我们可以咬紧牙关，忍受疼痛，可是无法把手术刀伸进我们的心里割开一个伤口。”（120-121页）

　　小说的作者是清醒的，她无意于追求宏大的叙事，没有把一切责难推给时代，没有把人性的沦落简单化地归于政治，归于环境。小说的作者也是勇敢的，她敢于直面人类麻木的心灵和虚伪的面具，把针尖般的问号戳向心灵隐秘的角落，戳向人性脆弱的基点。也许所有的答案就在每个人的心中，只要人性还没有泯灭。“家”也一样，它就在你我的心中，就在人类向真、向善、向美的永恒追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