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芒：作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家人们》及其叙事突破

　  与较多的论者从情感小说、成长小说、家族小说等角度解读《家人们》不同，笔者倾向于从一种知识分子写作的视角切入小说的叙事肌理，这不仅因为小说着力塑造的主人公是大学教授、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身份，同时也因为叙事者思考历史与人生的方式表现出浓重的带有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反思与探索欲望。从这一角度入手，笔者认为无论是从黄蓓佳小说创作史来说，还是将其置于当下文坛的背景下，《家人们》都实现了两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写作视角即整体性的文化视角的突破，二是知识分子叙事伦理的突破。

　　作家把小说取名“家人们”应该是有其特殊用意和深刻用心的，比如如果将小说名字改为“家族”，那么就会失去许多意味，甚至偏离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因为小说写作的文化视角是家与人这两种视角的融合。共和国以来，家族伦理、家庭人伦等被普通地政治化，亲情、爱情、手足之情等等被无孔不入的政治伦理分解的支离破碎，然而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家人们，常常要无可奈何维持着关系婚姻关系、家庭关系、血缘关系，这一切都不会因政治化的蛮横介入而断绝。这样，传统意义上自足的家族和家庭伦理不复存在，而作为个体的人在追求社会化和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又不可能真正跳出家庭关系的纠缠。于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便处在了爱与恨、善与恶、忠贞与背叛、诚实与欺骗交织的复杂纠结与境地之下。一个是家，是当代意义上的那种被政治化了的家，一个是人，尤其是作为个体的人，是这两种视角的动态关系与张力空间推动着小说叙事的进展。

　　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逻辑与人心逻辑的叙事探索，是一次小说叙事上的成功突围，尤其对于塑造与共和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叙事上的有意识的挖掘非常有力和到位。在这富有张力的叙事空间中，小说写出了三代人的感情纠葛及各自的精神面貌与心理个性，但我们能深深地感受到，作家对于中间一代人即以罗想农为代表的50年代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偏爱，作家主体情感的投射甚至使得小说在整体性的悲剧氛围之下，却例外地为沉重压抑的罗想农设计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

　　罗想农这一形象是小说塑造的最为成功也最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形象，在他身上容纳了最深厚的生活容量、思想内涵和审美意蕴。作为小说获得成功的重要标志，罗想农是人们常说的那种能够人让记得住同时也值得记得住的人物形象。概括地说，罗想农是一个与共和国同时或稍后出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他成长于60年代前后，成熟于转型时期，生长于乡土，然后来到城市，成为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在这一过程中，他既负载了父母一辈人的恩怨纠葛，也承载了历史与社会的政治化原罪，可以说他的成长是残缺的，他的生活也是残缺的。然而，成熟后的罗想农从残缺中超拔出来，具备了一种博大坚忍的品性，他的善良和不无崇高的道德感，他的敏锐和勇于担当的责任感，他的深沉善思、坚韧不拔、细心周到，乃至他的反思意识、牺牲精神和孤独沉郁，这一切都使得他与上一辈人及下一代人区别开来，甚至也与相似环境下长大的罗卫星等同代人区别开来。

　　或许是巧合，也或许是有意识的设计，被称为“水中的熊猫”的白鳍豚恰恰构成了罗想农与乔麦子这一批从艰难中长大的知识分子的象征意象。这种濒临绝种的高级珍稀动物，既是这一对深深想爱的人的事业上的命根子，又是他们的感情和理想的寄托，甚至也是他们传递那无法传递的爱情的惟一媒介。罗想农的思想情感和超越性的气质，也正像水中熊猫那样越来越成为濒临灭绝的一个典型或者一种类型。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不被上一代人理解，下一代人更不可能理解。正如罗想农给乔麦子的信中所说，“我们的伤心无人能懂”。这种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使黄蓓佳的小说叙述沾染上焦虑和痛楚的色彩。

　　罗想农也是小说中塑造得最为感人和引人深思的形象。小说写到了文革时期的错乱颠倒，写到了90年代以来潮涨潮落、分崩离析的社会思潮，也写到了人们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身以适应社会的姿态，写到了这种改变随之带来的人性的改变乃至下滑的趋向。然而与此同时，小说更多地探索的则是罗想农精神和情感领域中不变的价值和信念，他忠于爱、忠于理想和坚守道德信念的抉择构成了他从成长到成熟的主要轨迹。这可以说既展示了人性自身的复杂性，同时更以坚实的人性本色证明了人性自身的力量。

　　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塑造出如此感人和引人深思的形象，是与作家在知识分子叙事伦理上的突破性探索分不开的。这种叙事伦理上的特色和贡献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我想称之为“内敛式的写作”。与大多知识分子写作那种扩张式的写作不同，《家人们》不追求知识分子向外扩张、改变环境和启蒙大众的叙事姿态，而更多地贴近现实，展现其于环境的逼仄之下如何接受那些困惑、郁闷，接受那所有的令人苦恼的日子，并在这接受中思想和选择。但这又不是没有原则的逆来顺受，不是随波逐流，更不是逃避或者相反方向的耽于幻想。其二，可称为“回溯式的写作”。小说描写罗想农这一代人采取的不是那种展望式的塑造方式，而侧重于对其性格和精神现状的来源加以追根究底，挖掘其现实根源、政治根源和家庭根源。这样，从小说所展现的一个新世纪的大学教授的精神谱系和性格特质中，我们同时看到了它的历史根据和心理学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