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 序《忘忧草》

　　 浩泉是老朋友了，日前要我为他新编的这本集子写上几句话的时候，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流露出来。这在向来文质彬彬的他並不足怪，何况适值我因脚部骨折而“被卧床”。其实，当下欣然应命时反倒心存几分感激，我是想到，历年阅读浩泉，每以为无异接受某种心灵抚慰——如同病苦中一位朋友电传过来几十张世界各地秋色美图，说是供我“镇痛”；这束“忘忧草”，也该不只是一个书名，正可助我排解几许病中的烦忧。

　　或许出于职业习性，私下里对文学作业用过多重“分类法”，分出“高山作业”与“地面作业”就是其中的一种。两者未可泛论优劣，“高山作业”自有寄意高远、心鹜八极的优势；浩泉的文字应该归入后者，属于情思贴近地面低翔的一类。这类作业的一个优越之处是偎贴于“大地”，紧邻于“世俗”。爱读他并以为能得到“心灵抚慰”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浩泉文章的多得地气、地温，让我感受到意趣浓浓而暖意融融；回眸儿时的篇章，渗溢清醇的生活滋味，凭吊往昔的笔墨，饱和亲切的眷顾情怀。《你的一生没有辜负你的名字》、《怀念一位不认识的人》诸篇，记念旧雨新知，固属有热乎乎的感恩之心跃然纸上；《叫花子》、《做青树的》、《桥头大老爹》诸篇，给“三教九流”写真，为世事纷纭传神，或有针砭、调侃，亦不失敦厚的宽和与包容；至于《山歌》、《取暖》等等，就更是作家对于土地精魂的钟情、对于民生、民俗深切体察、对于人际温馨的倾心呼唤了。

　　必须指出，作家并非一味顺应地“认同世俗”，归根结底，他的艺术临照，其实总是抱持跟世界对视的姿态。只是他不在“居高”的位置，不取“拯救”的势派，不摆“愤世嫉俗”、“雅人高致”的架落。作家始终以一颗平常心关怀于尘世，挟带人类的良知关注于生命，坦然接受生活，从容面对世事，显见出澹定的审美旨趣和宁泊的临世态度。也许离“不胜寒”的“高”处甚远，然而，他离“人间”的我们很近。当作家诱导我们一起回味生命、咀嚼岁月、品味世情，我们便能够从苦涩中感受几多甘美，在简朴里领略种种绚丽，于唏嘘中守住一份安详。

　　在文学的诸般效应中，不必过分抬举“抚慰心灵”的意义。只是如果可以说文学是心灵的作业，那么，作家的心灵状态，作家对于心灵的发现和造型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引发读众的内应力，就无疑是我们进入和厘定作品的重要途径。

　　也许鉴于时下多有“看不出”作家心迹的书写，私己还曾用了“心性写作”与“智性写作”来类分作家及其作品。心智一体，原不必分，若然“大智”、“大心”，更无复可分；“分述”，不过是为了方便说事，给说事一个范畴。在这个范畴里，浩泉会被我归入倾向于心性写作的群体。他一般不以构制精巧、妙语连珠、警句迭出取胜；朴实无华、意到笔随间，读者时时可以触摸到的是一颗和暖的心。读那一组关于母亲的篇章，与其寻究作家表现“母爱”这一人类普适情愫和艺术频发话题上有什么别出心裁，不如玩味那些具体而微的独到细部如何形神俱出地传导了作家自己。“通关手”，是母亲动用其“第三教”时的自我标榜，“不是通关手”，则是作家依照乡规为去世母亲剪指甲时的发现：“------我跪下来。那双抚育我们成长的手，那双刻滿岁月沧桑的手，那双即使打我也是温暖的手，已经冰凉。我像触电一样。我含着泪水替母亲剪指甲，发现母亲掌心的那道纹路并不上下贯通，不是通关手”（《通关手》）------晚年的母亲常常在儿子回城时把要交办的事忘了：“比如本想要我做三件事，到时只记得两件，越急越想不出来，还露出一丝歉疚的苦笑，于是我就故意出去走走，十来分钟过后回到家里，母亲会把一时忘却的第三件事想起来了”（《腊八粥》）------这些细微末节，足令思绪翩翩而中心摇摇。文艺学上有“于细微处见精神”一说，强调细微末节，大体还是指向心灵与发现的题义，在一般的意义上，相对于心灵——精神阔大无垠而难以穷尽的空间，“细入”其实是“大含”的唯一通路；相对于包括文字在内的艺术造型，“一斑”乃是“窥豹”的通常途径。

　　对于心灵的发现及其造型的能力，大概是对于作家能耐起码的也是终极的检验，这本书的高光部位也正落定于此。《音乐之声》，塑造小城自娱自乐的“音乐人”群像，发现他们热衷“在一个个心醉神迷的瞬间让自己飞起来”，而“他们一点也不仰慕天堂，只是想‘飞’而已”；《清明，清明》在墓地的寻寻觅觅中冥思遐想，发现那墓园的碑林，仿佛“我们每年浏览一次，抚摸一次”的一部“无法打开”的“天书的封面”，“是从另一个世界伸过来的‘天线’”；《秋园》为他憧憬不已的自然万类写真，发现那些水面小鱼让鸟类的袭击一次次扑空的“帅极了”的动作，那些水下大鱼吐出的泡泡，“宛如笑靥荡漾”，那些向水面飘落的树叶“像高台跳水，没有一片相同，全是‘自选动作’”，那些“叶子从枝头脱落之前会颤抖一下，停了半拍，然后旋转身子，悠悠地飘”，“像精灵似的钻进我们院子的角里角落”。这些，是入微的观测、入化的喻像，更是作家灵智与襟怀独辟蹊径而惟妙惟肖的传输。

　　如果在接受美学的题义下，可以把读者动容的状态区分为“震动”、“触动”与“怦然心动”的话，那么，读浩泉的效应显然属于后一种情形。他的落笔，无意“题材重大”，无涉“石破天惊”，非关“大善巨恶”而远离“热门话题”。这在构成其“局限”时，也成就其从惯常发见非常、以平淡造设奇崛、由具细接应大象的特质。一如一位背井离乡的菲佣（《晨曲》）、一群流离失所的鸽子（《关于鸽子的惆怅》）、一声走街串巷的叫卖（《乡音》），小小的场景，淡淡的凄美，能够那么动人肺腑扣人心弦，只缘拌和了“家园”情思、“乡关”愁绪------的大音、接通了漂泊人生、酸涩生命、苍凉世事------的大象而到达并打动我们的心灵。“怦然心动”源自的艺术力量，不妨说是一种“牵引”的力量，它使思绪由具细延展向“事外远致”；也不妨说是一种“唤醒”的力量，它唤起我们被时间尘封、为空间阻绝的记忆，唤醒我们被习见所麻木为庸常所催眠的良知。这种力量是“缓释”的，慢慢也久久，轻轻也深深。

　　依照传统的体式区分，《忘忧草》收入的既有散文、随笔，也有小说。编辑家不能不面对体式的界域，而在我的阅读期待中，这种界定实在无关紧要，读浩泉，尤其如此。如同其散文乃至不少随笔不妨作为小说来读，他的小说是很可以作为散文来读的。不是指其小说跟传统“笔记”、“话本”的某种亲缘，不是指其散文、随笔通常热衷呈示“故事”、“性格”，我是想说他不同体式的文本中，调动读者兴致的往往在那些难以名状的、需读者共创、为艺术共通的部位。

　　《母难之日》既为散文所尚的“情境叙事”，也是小说所奉的“世相演绎”；《二舅舅》以命运多舛、人生尴尬突现了两个乡村畸零儿的形象，那抒情色彩和主体情怀在字里行间的寄寓、流淌，又实在並不让优秀的散文；更有发表时被编辑家归进“中篇”的《古镇》，我並不把作家关于“采访笔记”的标称、关于所记人物“原来都是我或远或近的亲戚”的“说明”，纯然看成“障眼法”，这部作品的据实品格和“纪实”因素是不必置疑的。自然，作家是作为小说处置的，只是不循小说“起承转合”的旧辙，读完以后会给人各个章节分则为散文（小小说？）合则为小说（大散文？）的感觉。

　　不是想做文体辨析，更无消解散文跟小说界域的用心，我想说的仍然是，我们很可以从浩泉的小说跟散文的某种“难解难分”，进入对其人其文的体认：真实、真知、真切、真挚，是他不离不弃的基点；“叙事”与“抒情”的互为表里、“心象”与“物象”的相济共生，是他不失不忘的追求。唯其如此，他才似乎总能在“确定性”跟“无限性”之间铺设一条通路，在文学现实性、世俗性及其精神性、终极性的一体化表现上提供了一种可能品格和可然气象。即如面对《母难之日》、《二舅舅》、《古镇》，我们不至于仅仅做出“世象展览”、“爱情悲剧”、“小镇变迁”的表象解读，作家借助那种“一体化”的“铺设”，有效地将我们推向辽远，放大且提升了我们的艺术认知，在那里，绵延不已的是难以条分的社会性相，是无法缕析的人生百味，我们面对人性的诸般杂沓、人心的诸般委曲，不难品尝到随处可遇的隔膜与依恋、无处不在的自得与尴尬；进而聆听到关涉时代荒怪、命运狡狤，关涉枯荣沉浮、沧桑炎凉、恩怨情仇以及星移斗转、世事代谢等等普适而恒常的人间情韵和繁富而明晰历史足音。应该说，这里提示了“充分写实”通达“高度抽象”的艺术之道，也提示了“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心灵法则——“宁静”、“淡泊”跟“致远”、“明志”的辩证不在别处，其生成机制乃导源于某种“大境界”的抵达，某种“大悲悯”的了悟。

　　 2009-11-20于金陵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