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青：“硬读”江南

　　　 ——读诸荣会的《风景旧曾谙——江南人文笔记》

　　江南是一块绵软的土地，散文家诸荣会的《风景旧曾谙——江南人文笔记》却是一本“硬读”江南的大书。

　　众所周知，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多元与混杂往往掩盖着文化的道义担当，对经典的质疑与审判常常交响着娱乐的狂欢，知识庸人们乐此不疲于“苦旅与文化”“废墟与文明”“辉煌与湮灭”等语词间自得的铺陈，而正是在这样的铺陈中，文化沦落成符号的篡夺与意象的纷争，历史和哲学的退场遮蔽了文化潜质的真相，集体无意识的漠视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浩劫。《风景旧曾谙》恰是在这样的文化场域下问世，虽然其情势与方向能否泊岸尚须时间的检验，但这本身可见出其作者文化立场之“硬”。

　　人接受文化的影响，最常见的情形有两种：一是是实用主义的，后人咏叹前人所创造的文明，大树底下好乘凉，子孙后辈享用前人的成果，开发前人遗留下的文化遗产，后人免不了带着前人的思维，甚至带着前人对前人的态度，即对文化极度地膜拜顶礼，这样带来的往往是盲目尊崇；其二则是一种盲目虚无，自以为占据着文化影响力的度限，往往用进化论的观点对文化进行阉割与裁剪，甚至移植与消解。但无论是哪一种，其文化批评几乎都是印象批评与观念批评，而不可能做到既尊重历史又深刻理解文化的承载意义。《风景旧曾谙》则不然。其中有不少针对文化概念的论述，比如在《江南的传说与传说的江南》中作者写道：“在世人的印象中，江南的确是一块很柔软的土地，这块土地被太多的杏花春雨浸润，又被太多的烟柳荷风熏染，这块土地上的确走出过太多的才子佳人，演绎过太多风花雪月的故事——这常常使人们因此而产生一种误会，以为这块土地上只生长这些，其实，江南的土地上，除了生长红花绿柳，也生长劲竹剑兰；除了盛产丝竹刺绣，也铸造干将莫邪；江南人既有天眼慧根，更有琴心剑胆，他们从来就不缺乏两胁插刀的侠肝义胆、不怕牺牲的反抗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冒险品质。”作者带着理性的文化审视精神对江南文化进行了梳理与编织，矫正存在人们心中多年的误识与谬解。在《诗余江南》中作者指出：“如果说唐诗属于咸阳古道、灞桥柳色、终南阴岭、大漠边塞……亦即属于北方，那么宋词则属于江南。”围绕着这样一个判断，作者调动了专业词家所具备的学术水准和严谨作风对此作了一一论证，并厘清文化的诸多要素之间的藩篱纠葛，这是一般散文家所不具备的勇气和胆识。在这点上，作者不被江南文化影响力的强势所裹挟，反而对此进行审时度势的思考、宏观比较以及微观体察，最后对江南文化内在质地上的整体分析，是为发现江南文化新见解的首要前提，也是作者“硬读”的一种文化姿态；而正是在这样的“硬读”中，绵软的江南竟也呈现出了另一面“硬性”的特征。

　　《风景旧曾谙》是“中国地域文化散文系列”中之一种，但与其说它是大“文化散文”，还不如说是现代学术散文，是当下散文中的另类，即当下散文普遍缺失的一种类型。大而化之，抽象抒情，牵强搓捏，似乎是当下一些“文化散文”呈现出的特征，即使是某些所谓的散文大家仿佛也难脱其绊，这是因为，说穿了，散文貌似好写，实为精髓既在神又在貌，行神兼备方为散文的上乘。《风景旧成谙》在大文化的气象下重在对江南文化中的细微处植入现代知识的种子，同时以一种现代学术立场对文化进行条分缕折。如此搁置经验的概念性描述，需要读书与行走，更需要知识的积淀和学术的胆略。在《文房四宝》中作家运用想象与实证将“湖笔”“宣纸”“徽墨”“歙砚”放置在经济史和文化史方面进行考证，并在文化与世俗人情之间发现江南文化源远流长的秘密，是一代代人朴素的文化精神滋养着江南文化，这也成了江南文化精神不灭的历史必然。在《乾坤一壶》中关于紫砂和陶器的烧铸的工艺分析和历代人文掌故的叙述，特别是陶器文化对文化的影响，其审察视点可谓独树一帜，一气呵成。如果没有一种学术内核的支撑，徒有抒情的气势恐怕还是不能将江南文化的内在特性说个清楚，或者光有诗性的激情和智性的思考，即使能将江南文化带入历史的时空，纵不能在立体的剖面上进行深度开掘。学术内核的可阐释性和可言说性，可谓是作者将江南“硬读”出的“硬性”文化特征之二。

　　我更愿意将《风景旧成谙》这本散文集整体看成是作者对江南文化的一次新发现。在《姊妹命不同》中，作者将杭州的西湖与南京的玄武湖进行对比，从历史的演进中得出两湖的命运的不同，归根结底还是人文的力量在主宰着历史天空的色彩；《穿越时空的辉煌》中通过列数江南名楼，“江南名楼其实是用文化来封顶的……有时竟就是用文化来建造的。”文化意象的迁移性和隐蔽性，则是作者将江南“硬读”出的“硬性”文化特征之三。

　　总之，江南的这些被人们熟稔于心的多数时候都呈现软文化特征的人物、器物、景物、词、戏曲等，在作者的眼里似乎都潜藏着一种坚挺的“硬性”，这是《风景旧成谙》一书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