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昕晨：我凝望过，我祝福过——序宗崇茂散文集《我曾高高地爱过你》

　　  那是2004年7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坐火车由西宁往格尔木。

　　在所有的交通工具中，我是喜欢火车的。旅途的平稳和行速的均衡，会给我大地上行走一样的踏实，而它的窗口对于我的视觉，则是一次流动的盛宴。

　　此刻正是夏日，家乡的油菜籽早已归仓，而青海的油菜花则刚刚迎来她的盛期。

　　辽阔得有些寂寞的西部，被千畦万垄的油菜花点缀着，大西北的春神在经历了比江南长达几个月的搏斗之后，终于迎来了季节的明媚。土地起伏的胸膛上，碧绿拥抱着嫩黄，高原的风在光影间摇曳。只是群山褶皱中不时出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粘土房，一次次在提醒我，这片土地依然苦寒。

　　西去的列车把我的沉默带进了暮晚，也带进了无边的荒凉。向西，向西。土地稍稍平阔，但人烟渐渐稀少。戈壁滩，芨芨草、骆驼刺，一两株红柳的暗影，大地惟有茫茫。及至夜深，我仍在守望夜幕下土地、山峦变幻的轮廓，追寻天边偶尔出现的一星灯火。

　　那是谁呢？是谁在这暗夜里点一盏灯火？

　　那个燃灯者永远不会知道，有一个夜行旅人的心此刻正被他照耀。就像这个世界不知道，在这西行的路上，我正牵记着一个人——我的文学兄弟，崇茂。

　　从江苏到青海，崇茂追随一个远亲承包零散的建筑工程，他领着几十个民工兄弟，转战于戈壁滩上。此刻，他就在青海更深处的江仓草原。

　　守着西去列车的窗口，我不知道江仓的精确位置，但我知道还要向西、向西，因为崇茂告诉我，到了格尔木，才是一个转折点，大西北的天辽地阔，从这里开始才是大手笔；大西北的苦，也从这里开始任你品尝。格尔木一出去，“上帝之手正渐渐松开，我们被推向世界之外。”（《柴达木三日》）

　　听崇茂说，江仓这个地名，在藏语中就是“狼窝”的意思。茫茫戈壁上的那个“狼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青海长云？大漠孤烟？“风急雪片阔，石冻马蹄脱”？

　　我想像着江仓，想像着崇茂赖以谋生的那片土地，居然想到了那首韵味绵长却没有流行的歌曲：

　　草原上没有孤单的白杨，

　　孤单的白杨迟早要在风沙中枯黄。

　　……

　　草原上没有孤单的牛羊，

　　孤单的牛羊迟早要在黑夜里喂狼。

　　……

　　草原上没有孤单的毡房，

　　孤单的毡房迟早要在风雪中埋葬。

　　……

　　江仓啊，请原谅，我不是归人，连过客也不是，我只是个与你擦肩而过的旅人。我随着我们的“队伍”由格尔木去可可西里，然后折返，穿过柴达木盆地，由察尔汗盐湖、小柴旦、大柴旦、鱼卡，经当金山口而敦煌、阳关、玉门关。

　　这一路，我和江仓的位置时近时远。在柴达木卷起的滚滚尘烟里，我也在眺望：我知道，遥远的年代，这里或许就是一条唐诗之路——驼铃、丝绸、商旅，而现在，它或许就是我走向崇茂的一条最近的道路……

　　一年，又是一年。我苟活于城市的一角，从崇茂陆续寄来的信件中更多了解了江仓，知道了崇茂和工友们在江仓的日子，那些我们用想像总是难以抵达的日子。

　　“日子”——我是多么敬畏这个与民间有亲有缘的词。因为崇茂，因为社会底层人的命运和挣扎，我明白这两个汉字的分量。

　　在古老传统的话语里，“过日子”、“度日”，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如今，社会进步了几寸，但广大的中国，我目光之所及，很多时候也还是“叹息肠内热”。底层百姓的日子，可不是打着饱嗝撕日历，也不是打着哈欠一按遥控器就可以“明儿见”，平头小民的日子常常是不容易翻过去的白天与黑夜。

　　江仓，中国西部偏僻的一隅，那些有风有雪有疼痛号叫有酸楚眼泪的日日夜夜，像民生之艰的一本证词，被崇茂的笔凝固，它变成了小人物咳嗽史的某个章节，变成了底层命运的黑匣子，变成了蜡烛——晃动我们身影，也像火炬——传递着草根们情感的信息。作为崇茂的朋友，我有幸分享了其中的部分。这些发生在边疆苍穹下的人间故事，本来可能会被一阵风刮走，或者被时间的尘土悄悄掩埋，由于崇茂的记录和一份真情活水的养育，现在变成了一株株有生命的植物，它站到了我的对面，它注视着疲惫的我，也在滋养着我，给唯“物”主义屋檐下活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虚伪的我，以生命之水、生存之钙。

　　阅读崇茂的这些文字，我常常想到俄罗斯文学中的苦难意识，想到曾经给我的写作以足够营养的一本书——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著作《金蔷薇》。俄罗斯广袤的原野和严寒，造就了俄罗斯作家的凛然、磅礴和精神的乡愁，也见证了那些高贵的沉默与呼喊，那些放逐与牺牲，那些“在弥撒曲中相逢的灵魂”。在崇茂生存最困难的那些年月里，我不止一次和他交谈，或者在通信里说起俄罗斯文学，谈到俄罗斯“悒郁的农舍、哀歌以及灰烬和莠草的气息”，谈到十二月党人和他们的妻子，谈到从圣彼得堡到西伯利亚——风雪中俄罗斯的眼睛……作为兄长，我试图引领他以某种带有宗教气质的阅读，在先哲的怀抱里取暖，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化解生活一次次困厄于他，并郁积在他心头的块垒。甚至，在与他的通信中，我几近偏执地对写作这门手艺作出这样的描述：“所谓写作，就是和少数人交换内心的黑暗。”

　　跋涉青海的那些日子里，崇茂的确从生活的艰辛与自我拯救式的写作中，体味到了活下去的深意——必须承受，必须放逐，必须在被命运一次次抛弃的路上，重新发现苦难生活中的金子，寻找自己灵魂的边疆。

　　一草一世界，小民大不易。这些年，崇茂在向远方“讨生活”的路上，既深情眺望，也低头寻觅。在那些迷茫卑微的生活里，在那一阵扬起的尘沙里，崇茂用他的眼睛，为我们收集这个世界“珍贵的尘土”，他用来自生活低处的金粉，锻造着献给命运、献给沉重生活的“金蔷薇”。

　　那些人值得我们记忆——被生活挤压、榨取得越来越像个榆木疙瘩的“大老王”；外冷内热性情如铁，嗓子粗砺得像砂纸，却保留一缕诗意的“曹铁矿”；一个在蛮荒中相识，又在文明中“走散”的藏人马学文……

　　那些事可以让我们回味——为了一个小兄弟的生命，一群男人星夜上路与死亡掰手腕，那些让人脊背发凉的细节，都是因为《我从草原来》；《带着钥匙去流浪》的人，怀有别一种酸楚，他“戴着水浪的帽子”、“戴着漂泊的屋顶”，却无法确定命运的风向；那个男人在号哭，《一个女子的死》有了长长的注脚，荒原上的爱总是传奇；草原之夜，中秋之月，千里之外，一群想家的民工和崇茂一起《攀着月光的藤蔓》……

　　我相信生活给予崇茂的启示，也相信崇茂为生活所做的收藏。凡所历之事，他会珍惜；凡所经之路，他已刻痕；凡磨砺之处，他必明亮。他写下的这些质地坚韧、光洁锃亮的文字，已经成为岁月的手印和时间的收据。他感伤、沉郁、缠绵、哀怜，但保持着人性温度的篇章里，包含着劳动的美学、精神的纯净、人性的光辉。

　　行走在崇茂文字的小径上，那些无奈中的机智，或者抵达时的顿悟，似在低语，又似一份关于现代人的劝谕：如果困顿、如果挣扎，谁将和你一起相依取暖、抵肩守候？

　　同是天涯谋生之人，在那陵格勒，崇茂曾经和一家矿业公司的工程师赵勇军，在工地帐篷里有过一番长谈。那一刻，他们是《在黑暗中喝酒的两个男人》，各自说的话就是下酒的菜。在这篇序言里，我愿意为即将阅读这本书的朋友们节录一段小小的文字，大家一起围炉，分享其中的甘醇与浓烈。

　　“作为同龄人，我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很多相同的感受，就像两只不同的杯子，盛放着同样的酒。此时，两个想家的男人，只能通过酒和言语来相互取暖。”

　　“发电机的声音突然小了下去。矿上规定的熄灯时候到了。没有蜡烛，他摸出了值班用的手电筒，拧亮后平放在桌上。因为酒还未喝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呢。他好像也打算把积存了多少个白天与黑夜的话，要在今晚全部对我说完。除了电筒旁边的酒瓶与酒杯，酒杯旁边的手，尚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近在咫尺的我们无法看到彼此的脸。埋在黑暗中的两个男人，热烈而略带伤感地喝着，说着，沉默着……

　　后来，手电筒的光亮颤抖似的忽地减弱下去。电池快没电了。我们只好一口干了剩下的酒。我起身告辞。他坚持要送我回到几米之外的帐篷。外面漆黑一片，两个近视的男人相互搀扶着。他低着头，把手中那个发着微弱光亮的手电筒一直对着我的脚前……

　　我突然觉得，这几米的距离竟是如此迢遥，这互相的搀扶仿佛已经很久。两个漂泊天边的男人，多像两节没有充足电力的电池啊，在黑暗里放射出微弱却又相惜的光亮……”

　　如果你拥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如果你愿意读上几页这些可以在冬夜里焐手的文字，你会相信《金蔷薇》中那一段送给作家的箴言，“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想法，人的心脏的每一次觉察不到的搏动，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

　　曾经有人问我：对于崇茂，你是否有些偏爱？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也曾用这样的问题提问自己。也许，“我这样热爱着的并不是你……我是在你身上爱着我往昔的痛苦……”但是，我毕竟告别了感性的青春，拥有着相对恒定的文学尺度，我的理智给予我的是这样一个答案——“是的，我盖了房子，栽了树木，生了儿女。但如同所有的有创造力的人一样，内心是孤独的。”从俄罗斯那片土地上，我意外找到了莱蒙托夫和普加乔娃的诗句，回答这样一个介于文学与友谊之间的追问，并以此表明我对文本的评论，并未因友情而遮蔽了什么。

　　完成西部系列散文之后的崇茂，已经离开那里回到家乡的城市。像一条鱼，他重新回游到茫茫人海里。他写作的主题也渐渐扩展为乡土记忆、人间万象、俗世温情。虽然这些文字也能够感动我，但“暖”的殷厚温绵，在我的阅读尺度上还是赶不上“冷”的清寒爽洁，他对现实的触碰，似乎少了那种粗砺和穿透的力量。不过，我深以为信的是，无论言说什么，崇茂的声音都会偏于沉郁，并略带风沙过往的痕迹。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崇茂正在把写作的体裁扩展到评论、诗歌等领域。《语言向诗歌致敬》（与布罗茨基有关）、《刀尖上的舞者》（关于茨维塔耶娃）、《<见证>之见证》(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妈妈，您不要等我》（关于汶川地震中的孩子），这些饱满结实的篇什，是崇茂拓展自己的一次次尝试，它所涉及的人与事，也又一次证明，生活于高寒地带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始终是崇茂内在精神的镜像。

　　我和崇茂相识、相知的二十多年里，曾经无数次听到他半是道别半是叹息地对我说，“又要出发了”，先是1980年代末作为商务代表驻扎大连，后来是被生活驱赶着去更遥远的青海。我不知道崇茂是否喜欢出发，反正命运一次次催他上路。幸好，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生活比过去安定了许多，几近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春风一路了，不过我想，他的内心此刻真的靠岸了吗？

　　崇茂一直想找机会重返青海，去戈壁滩上看看他的那些兄弟们。他的心一直被西部拽着，那些苦日子、穷兄弟是此生最值得收藏的。“回忆、记录那样的日子，为的是把我的心安顿好。”崇茂喜欢这样说。

　　2008年7月，我去了西藏，返程时我特地选择走青藏线。这一回，我是向东，一路向东。

　　我遇到了戈壁滩上难得的一场雨。荒原上乌云翻卷的雨幕，让我想起西部诗歌中经常出现一个意象——“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也让我的思绪伴着火车移动的节奏一路翻飞。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留下的建筑迟早会坍塌、废弃，成为荒凉的部分，惟有记录情感和历史的文字不会失去一个音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像崇茂这样触摸民间血脉，通过写作默默劳动的人是有所慰藉的。

　　从可可西里往格尔木，正是黄昏至午夜，我听点音乐，一直守着火车的窗口。

　　这一段几小时的路程，崇茂和我保持着短信联系。

　　夜是那么黑，大地是那么空旷。每当我在漫长的等待之后看见远方的一盏灯火，我的心就不会平静。我知道，那里有人的行迹。我和崇茂打趣：会有一盏灯火是你们那些兄弟的吗？他回复：也许会有吧，你就在默默中为他们祝福吧。

　　格尔木以西，那暗夜里的一盏灯火，因为崇茂，因为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民工兄弟，我凝望过，我祝福过。

　　 2009年1月18日－21日夜，无锡京杭运河之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