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似乎是在做一次旧曲翻新的努力

　 “一切都与我父亲有关”，一个逃离了土地在河流中自我放逐的父亲，《河岸》的开篇让人想起巴西作家罗萨的短篇小说《河的第三条岸》。同样是以儿子的视角来观察终年不肯上岸的父亲，但是和罗萨笔下父亲的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的大失落和大孤独不同的是，《河岸》中父亲库文轩对河流的选择则深嵌于中国七十年代“文革”后期的历史境遇之中。他屁股后的鱼形胎记，是和扑朔迷离的烈士邓少香的故事隐秘相关的血统光荣，而他被割了半截的鸡巴，则是无法逃避的风流耻辱的罪证。他自始至终都被证明光荣和洗清耻辱的愿望撕扯着，并因为光荣的被消解和耻辱的难消除而最终离开岸上的生活。

　　放在苏童的作品谱系里来看，《河岸》似乎是在做一次旧曲翻新的努力。小说中，既能看到枫杨树乡的历史演义与香椿树街的少年成长的交汇，也能窥见先锋的撕裂与新历史主义的解构的融合。苏童小说中常见的南与北、城与乡的对照在这里变成了河与岸的并陈，无论是像愚人船一样暗含着罪与罚的隐喻的向阳船队，还是辗转于河与岸之间的对母亲\归属和历史\身份的寻找，都可见作者在虚构故事之上对更大的象征载体的建构意愿。这建构和苏童寄托在《河岸》之中的写作野心是分不开的——“在长篇小说中，清晰、明确地对一个时代作出我自己个人化的描述”(《苏童：<河岸>距离我最远》，《文学报》2009年4月30日)。

　　那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他所描述的时代：革命情势下的家庭哗变，人人道路以目的政治暴力，深具象征意味的审父与驯子，荒诞的屁股奇观，惨烈的自我阉割……这是一次让人因为过于熟悉而深感遗憾的聚焦。一贯的少年视角，似曾相识的意象符号，庸常的情节设置，苏童力图对文革后期时代做出的“清晰、明确”的“个人化的描述”，丝毫未更新我们先前的阅读经验，也没能扭转我们对这一题材的审美疲劳。他的描述像是在被一种程式化的书写裹挟而下，无论是在意象的设置还是情节的架构上，都经营得平淡寻常，“个人化的描述”再次沦陷于“个人们的描述”，这也许不是独独苏童才有的写作困境。在这个意义上，元素齐备、中规中矩的《河岸》，其意义似乎更多的是总结而不是超越，它意象上的丰富掩饰不住骨子里的虚弱。

　　正是因为耽于时代这个大人物的书写，《河岸》前面大部分的篇章进行得缓慢而疲沓。就连分量颇重的慧仙的故事也尴尬如鸡肋，这个本身出彩得可以独立成章的人物形象，也许比库氏父子的命运更能体现“荒诞年代中人生的沉重”(苏童语)，然而一旦被服务于库东亮的青春成长史的书写，就可惜地落入了俗套。

　　直至《一天》这一章，小说的叙述才急促饱满起来，《一天》之后的数章，也是小说最为出彩的部分。尤其是空屁漫长一天的奔跑，从慧仙的理发店一次次地逃出又折回，从岸上被地痞们追回船上，从船上父亲的暴怒中又再次逃回岸上；跑回故居，年少时住过的院子已换了主人；逃到棋亭，庄严的烈士纪念地已被拆得七零八落；在即将坐上去“幸福”之地的油罐车时，又因为父亲喝农药自杀而拼命奔向医院。这本是我们所熟悉的泼洒少年血的香椿树街少年，而今却在河与岸之间亡命之徒一样的奔跑，四面皆敌，无处立脚。伴随着咒骂、争斗和痛哭的奔跑，最后结束于父与子面面相向的呕吐。小说花大篇幅来写的库东亮的青春成长史，其实就如同这整整一天的奔跑一样，挥霍在了本能的压抑、疲顿的寻找、无名的恐惧以及不可摹状却无时不在的父辈历史的沉重压塌之中。

　　经历了一天的奔跑，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终于盼来了苏童“离地三尺的飞翔”，那是他特有的蓬勃而出的虚构能量。空屁和傻子在黑夜里展开了一场对纪念碑的血腥争夺。倘若说每一种对女烈士邓少香的解释，都同时是对库少轩所坚守的光荣身份的消解，也是对纪念碑所代表的坚固历史的敲打的话，那么，除了傻子，没有人再和库文轩父子一样执着于这份备受质疑的历史的证明物了。因而这场对纪念碑的争夺，实质上是一场弱者和弱者之间惨烈却无用的战争，唯其如此才更显悲怆。从岸上拖回船上的纪念碑，是父子二人相互原谅相互拯救的开始，也是对屡遭篡改的家族历史的最终了断，就在空屁撑着船东摇西晃地躲避岸上人的追讨时，父亲艰难缓慢地爬行着，驮碑投河了。

　　这是苏童式的了结。在冗长而陈旧的书写之后，苏童难能可贵地重拾了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狂欢化的戏谑，也不是深沉的反思，而是凌空蹈虚，靠想象的急转身甩开了历史的胶滞，正如20万字的小说最终却举重若轻地以空屁和傻子的再次对抗作结一样，《河岸》满足于自己作为一个已然发生并将继续发生的故事，不做任何注解也不赘多余的情感。父亲究竟是女烈士背篓里的婴孩，还是托着背篓的那尾鱼，已经不重要了。生和死亦是不重要，死去的烈士邓少香和活着的“李铁梅”慧仙，难道不是在经历一样的起落沉浮吗？可惜这离身而去的飞翔来得太迟，我们跟着苏童在书写历史、青春、性和暴力的熟识的岸边，兜兜转转地太久了，才刚刚撑杆离岸，他就宣布，旅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