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同：中华诗国的飞天彩虹 ——试论傅天虹的香港诗创作及其文学活动

　　 在中国新诗的辽阔版图上，香港依然是一颗引人注目的“东方明珠”。尽管她历史不长，同缪斯结缘的时间更有限，大约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白话诗出现，而且迄今为止，香港诗歌的发展也难同其它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散文相比，始终处于边缘与“弱势”状态。然而，随着新的时代因素的加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两岸诗坛的交流与互动、以及整个国际华文诗歌界的同根相求、回归与整合，香港以及香港诗坛的特殊地位和桥梁作用日益彰显，港岛的诗人群、诗创作、诗刊诗报和诗歌活动呈现出日渐兴盛、活跃的景象，成为一座不可忽视的当代新诗重镇、一座跨越华文世界的“诗歌桥梁”。而在这支自七十年代末以来不断壮大的香港诗人队伍中，大陆南迁诗人占有相当比重，他们创作起点高，进取心强，结社办刊出书，贡献殊多，影响亦大，恐怕构成了港岛诗歌史上最为风采、最成气候的一章。本文所要论及的傅天虹，便是这“南迁诗人”中年岁较轻、才情丰茂，在不长的时间内与诗界同人荜路蓝褛、奋力开拓，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上了这颗“诗国明珠”的一位实力派诗人。

　　 慈云山“木屋”里飘出的歌声

　　 傅天虹，原名杨来顺，1947年生于南京，两岁时父母去了台湾，自幼在外公家长大的他，于逆境中饱尝人世艰辛，打工、流浪、歧视、凌辱伴随着他的少年行；而诗歌，亦成为他在失去了母爱和温暖的旅程上唯一的心灵寄托与精神追求。他曾在获首届雨花文学奖的诗作《酸果》中写道：“小草／从石缝中／伸出嫩黄的触角……我向它们学会了／在拼搏中生存／在生存中拼搏”，其实正是他的自况。当然，新时期的东风化雨，也滋润、催发了这株江苏诗坛上的文学新芽，他在《我感激》一诗中说：“我感激翩翩起舞的燕子／庆贺我绿色的崛起／／我甚至感激顽石／是它磨励了我的勇气／／没有春天就没有我／我的生命和春天在一起”。

　　 诗人正是带着这样的人生经验和执着信念，于1983年移居香港的，经过了也许是更为艰辛的努力，工读数载以后，他终于在这个并非是“诗歌沃土”的花花世界里扎下根来。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始，以“傅天虹”这个新名字发表的诗人新作，频频出现于港、台、大陆与海外报刊，受到了两岸三地诗界的关注与好评。特别是在1989年这一年内，诗人抒写香港现实社会、感咏时代人生的诗歌创作，达到了一个明显的高峰期，无论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他此前的作品，它们除散见当时的各地刊物外，还集中在1990年分别由花城和百花两家出版社出版的傅天虹诗集《夜香港》和《香港情诗》里。就笔者接触到的华文诗歌而言，以如此规模和深度地反映香港底层生活形态、剖析金钱社会阴暗丑恶面、刻划民间疾苦与时代蜕变的作品，是十分罕见的，它既是许多大陆诗人“走马观花”式的“香港旅游诗”所无法企及的，也是不少香港本地诗人可能因为主、客观条件不同而难以写出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眼光向下、批判现实的“香港诗”是诗人傅天虹创作中最独特也最可贵的组成部分，是他身居“ 慈云山木屋”时期“沐浴野风”、深入底层的情感体验与诗意结晶，它们所具有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是其他诗人或诗作无法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淘洗，它们所蕴含的思想和艺术光泽，还会越发清晰地显现出来。

　　 就从这首《木屋》谈起：“不是菌类／不是蘑菇／山坡上繁殖蔓延的／是木屋／／几片木板和铁皮的拼凑／香港的建筑出现‘返祖’／腾起的旋律是蚊／跳动的音符是鼠”，在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的摩天楼林之外，香港竟也有如菌类迅速繁衍、人受蚊鼠困扰的满山“木屋”群，“返祖”二字强烈地讥剌了为表面繁荣所掩盖不了的贫困和倒退；紧接着，“一堵墙／隔开了两个世界／富人上山是看海景／穷人上山是愁归宿”诗人以冷峻而犀利的笔锋，挑开了维多利亚港湾绮丽璀灿的温情面纱，露出它后山坡上“穷”与“富”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诗人是栖身于这个连“壁虎”也“霸道”、“春寒无粮／竟窃诗充饥”（引自《血痕》）的穷人世界里的，因此他同情那“九龙邮政局的空阶上／吃力地伸出一只手”只讨来“一些雨痕”的《老乞妇》、怜悯那“有过风景有过水色”如今却“干枯”得无处“埋瘦骨”的卖笑妇《西洋菜女》，更为“三个大厦看更／倒有二位／是／来自大陆的大学生”而慨叹“来港三十年／最美的还是梦”（《看更阿伯的话》）……

　　 诗人观察、思索的笔触，还探入到每个毛孔都浸淫着贪婪、不义和纸醉金迷的种种社会怪现象中去：《天火》写一家暴发户为了巨额保险而自己烧自己，“一座豪苑全裸／黑心暴露无遗”；《香港青竹蛇》通过对青竹蛇潜伏于竹丛“以剧毒的液为后盾／昂头吐舌／似乎它们的权威／不容置疑”的描写，引起人们对恶势力的提防与警惕；在《夜香港》这幅写“光的神秘／溢出指缝／流动的是各种肤色／入夜／香港的美／全浮在海上”的声色享乐图中，诗的感官如此敏锐，不仅发现“夜总会是最亮的一把星星／正用全裸的耳朵／在潜猎／鲸的声音”，更从“人欲横流／物欲横流／香发流成瀑布／渴望／膨胀／沿曲线上升”中，瞥见——

　　 夜香港

　　 珠光宝气

　　 连天上钭挂的月

　　 也闪烁

　　 一枚银币的

　　 眼神

　　生活在东方不夜城的诗人，没有被自由港的五光十色和世界经济奇迹眩晕了诗思，他清醒地意识到浮华尘嚣下追鲨猎鲸的争斗、利欲熏心的涨落；他诗中的现实因子和批判锋芒，既得益于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也来自生活本身的启迪。在表现形式上，他广泛吸收各种艺术的有益营养，正如诗评家阿红指出的那样：“写实而不泥实，超实而不离实，象征而不艰涩，暗示而不神秘，异变而不悖情，通感而不逆理，抒情而不滥情，知性而不滥理”，达到了较高的境界，具有真正的现代风和雅俗共赏的审美品格。正因为如此，他的“香港现实诗”，才犹如社会风俗画般的鲜明、有力，像“民间道情”一样生动感人，他的积极意义是无须赘言的。

　　 傅天虹的香港诗在题材上也十分广泛，除了上述内容外，还涉及到爱情、亲情、祖国情和诗人生活与创作的诸多方面，留下了《高大的红山茶》、《九龙蝴蝶谷》、《南丫岛的古遗址》、《船》、《沉默》、《走进山中》等一系列佳作；在香港九七回归前形形色色的社会心态上，他也有独到的刻划与吟咏，如《香港病》、《观浪》、《紫荆叶》、《预言》等，为这个特定时空留下了难得的近距离的诗的“录音”与“剪影”。

　　 开辟“香港文学的一片绿洲”

　　 如果把诗人傅天虹立足香港现实、直面社会人生的诗歌创作，比喻成昨天的“小草”写出了来自底层、来自民间的“草根族”诗篇的话，诗人在同样艰难的环境中放眼四海、心系当代、为推动华文诗歌建设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努力，简直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是奇迹般升起在南中国海边的一道雨后彩虹了——它凝聚着这位喝过扬子江水、沐浴过锺山风雨的青年诗人，在“南迁”以后，不负故土养育，无愧新的时代，甘当“诗国忠臣”、架设两岸诗桥的凌云壮志和实干精神；同时，也体现了港岛诗歌群体在当代华文世界的特殊地位，诗人们的敬业、团结、进取与爱心。正是在多方的呵护、支持和帮助下，工读、就业都十分不易的傅天虹，才有可能解决生计，取得学位和创作丰收，而且事业有成，创办起一份已经在太平山下站稳脚跟，并在华文诗歌界产生了影响、赢得了声誉的诗歌刊物《当代诗坛》。

　　 《当代诗坛》创办于1987年9月15日，迄今已经十个年头。这是一本每期厚达两百页的大型诗杂志，印刷精美，内容丰富，作者面广，名副其实地实践着她的刊名与宗旨：以“当代”为已任，交流诗艺，促进中国诗的现代化。目前已出二十一期，据不完全统计，《当代诗坛》所联系的大陆、港澳台及海外各地的华文诗人、诗评家，当在五百人以上；发表的诗创作及评论，亦以千计，其中尤以“小诗大观”、“同人诗展”和各项专题策划栏目最有特色。从最近这期“十周年纪念专号”的众多名家贺词上，也能够对它十年来所坚持的方向和作出的贡献窥斑观豹，这里试举几例：

　　 当代诗坛惨淡经营  十年大庆卓尔不群  （吴奔星）

　　 迎面抖来／一条／一万里长的／脐带　  （非马）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丁国成）

　　 当代诗坛，汇聚百川，融合中西，振兴文化。（陈辽）

　　 香港文学的一片绿洲　　　　　　　　  （王宗法）

　　 十岁的新月／以无邪的姿势／托起东方诗魂  （王尔碑）

　　 《当代诗坛》是香港开埠以来唯一坚持了十年的诗刊，面对这

　　 栖满荜路蓝褛先锋者的精神场所，我们不能不肃然起敬。（杨克）

　　 正如广东青年诗人杨克的这段文字所表述的，单凭她是“香港开埠以来唯一坚持了十年的诗刊”这一条，也足以说明《当代诗坛》在香港诗歌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了。诗人洛夫在她创刊四周年时曾写道：“在这物欲横流，精神生活枯竭，庸俗的次文化取代了精致文化的世代，诗人创办一份诗刊不仅需要虽千万人而吾往矣的勇气，更需要虽九死而不悔的傻劲，傅天虹就凭着这股精神力量，在四年前结合香港的诗友创立了《当代诗坛》。”应该说这是一句准确而公允的评价。诗评家吴开晋，则从刊物质量上充分肯定了《当代诗坛》，说其“脉管里有屈原、李白、杜甫的血，因而，她尊重古老民族诗歌传统；《当代诗坛》的心胸是开阔的，她注意吸取西方世界在诗艺诗美的创造上取得的宝贵经验；《当代诗坛》的作品是严肃的，她又关注着当代人生的忧患与历史的责任；《当代诗坛》也是美的追求者，她又鼓励人们去攀登诗美所居住的殿堂。”我相信大凡接触过该刊的读者，都会同意吴教授的判断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新诗史上，带有同人性质的诗歌刊物，能够“坚持十年”几乎寥若晨星；在当代华文诗坛，刊龄在十岁以上者也不是很多，由张默、洛夫和痖弦创办于1954年的台湾现代诗杂志《创世纪》坚持至今，已出刊二百余期，历久而不衰，被誉为“华文诗歌的长命猫”和“创了世界纪录”。平心而论，对于诗人来说，突发奇想式的“开创”某项事业，实属轻而易举，难就难在十年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上。因此，洛夫评价傅天虹同香港诗友们办《当代诗坛》的话，实在是深知个中甘苦的夫子自道，是诗人兼实干家、缪斯真信徒加诗国长征者的经验之谈。如此“勇气”、“傻劲”的“精神力量”，只能从我们绵延了数千载的诗歌文明和经得起磨难、曲折和锤炼的民族性格中找到解释。这批中华赤子在人类日渐“沙化”的精神领域内奋力开垦“绿洲”、辛勤播撒春光，不仅为所居地的文化事业和文学新人造福，更促进了华文诗歌和华文世界的沟通、了解与交流，构成了世纪之交华文文学风景线上最为多姿多彩的一脉，他们的呕心沥血和胼手胝足，足以告慰先人，启迪来者。

　　 从“绿色的小星”到雨过的彩虹

　　 从杨来顺到傅天虹，诗人走过了一条漫长而坎坷的路。他曾在《萌》这首小诗中抒怀：“终于，春雨流进我的生命／我破土而出／成了一颗绿色的小星／我颤开两瓣嫩掌／托出一片珍藏的爱情／／母亲，请相信／我会成荫／青枝竞发的大地上／会投下我的倩影”。如今这“竞发”的“青枝”不仅在香港诗坛上衍生出一片迷人的绿洲，更在世界华文诗歌的无垠天空上发扬光大，折射出一道引人注目的雨后彩虹……

　　 作为诗人家乡的一位文学工作者，我同这位年轻诗友有过不少交往，深知他“爱诗如命”的痴情、与命运搏斗的坚韧和“石头城”式的个性，对他在诗国跋涉途中所遇到的艰难险阻和关心支持，也有所知晓。天虹向来将江苏作协、南京文联视为自己的老家，对故土金陵、母校南师大充满了感情：是《雨花》杂志将新时期以来最初两届文学奖的诗桂冠，授予了他一人；向公众介绍他的第一篇报告文学《无名小草》出于名记者、江苏作协前任主席艾煊先生的夫人古平女士的手笔。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因此天虹将他在港创办的出版公司命名为“金陵书社”，在许多诗文中深情倾注他的秦淮之恋和雪松之思，他心中的梅花情结是永恒的，滚滚东流的长江水赋予他的人生和诗歌以无尽的情思和丰沛的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还有傅天虹“南迁”以后所受到的诗界关助，这里仅就笔者所知评述一二。首先是在港岛他所结识的诗歌和文化界人士，如犁青、张诗剑、傅小华、蓝海文等等，都曾在不同时期里给予他的诗歌事业以不可缺少的支持与合作。正是依靠了广大诗友们的解囊相助和同舟共济，《当代诗坛》才有可能生存下来并赢得社会和官方的承认，解决了资金问题，这来之不易的成功，也可能得益于香港后过渡期的特殊形势，这真是令四海诗友好生羡慕又百年难求的事。

　　 早在1987年年底，《创世纪》诗社和《蓝星》诗社三位主将洛夫、向明、张默在台北联席座谈傅天虹作品，集中代表了台湾诗歌界对这位彼岸诗人创作的反响。刊登于次年《创世纪》诗刊的这个《傅天虹作品座谈小叙实录》（后收入傅天虹诗集《香港情诗》），相当详尽地报道了三位诗坛大家的对话，他们高度评价傅天虹作品中“对生命信念的执着，对诗信念的执着，有着同样的强度和韧度”，称赞他诗中情和志所包涵的“普遍性”、对“民族”和“土地”的“深深的眷念”，尤其欣赏他下笔“准而狠”的“小诗”；对诗人语言“由辞藻的修饰提升到意象呈现之境界”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像这样言之有物、针对性强的诗艺探讨，实在是非常有益的，出现在两岸之间，落点在“诗桥”之上，实在是天虹之幸，他没有辜负诗国前辈的美意。

　　 大陆诗坛、文坛和学术研究界也关注着傅天虹的诗歌，从《诗刊》、《当代诗歌》、《文艺报》等刊物，到花城、百花等出版机构，诗人的新作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传播，在大陆出版的涉及当代的第一部《香港文学史》（王剑丛著）上，傅天虹的名字被列为“新一代南迁作家”中诗人之首位，作者认为他“香港时期的诗作的确是多元化的，而且手法多变，技巧时时更新”；并强调这位文学界的“传奇人物”以他“不同于一般的人生体验，在不很长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享誉海内外，在香港诗坛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史家之言，不是没有根据的。

　　 还是在1989年傅天虹香港诗创作的那个高峰期中，他写过一首《并非含羞的草》，其中有句：“一棵掩面的小草／因为清醒／痛苦也就多了十倍”。 红尘中的小草如此，清醒、敏感、使命在肩的诗人何尝不如此。纵使今天的诗人已经离开他居住过的“慈云山木屋”，他那关注现实、情系未来的歌唱决不会停歇，他那致力于《当代诗坛》的巨大努力和彩虹般的事业仍在继续。因为自《诗经》以来，自《草叶集》以来，同“小草”为伍、以生命之绿装点大地的中外诗人们，早已认定了自己的选择：“小草”是痛苦的，也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终究是春天的使者，“没有春天就没有我／我的生命和春天在一起”。在百年梦园，“明珠”还椟的今天，我们更有理由期待这位已届知天命之龄的春之歌者，在人生和艺术的成熟期里，为香港更美好的明天，为当代华文诗歌、华文诗学走向新的里程、新的辉煌，留下更鲜明、更坚实的探求者的印记。

　　 （ 1997年5月10至11日，写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