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难以忘怀

　　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79年的春天，我去靖江出差。住在县政府的招待所里，一日三餐去食堂吃饭，总看到一位大高个中年男子，蹲在厨房背后的烧火房里用餐。手里一碗饭，面前一碟菜，他独个儿吃。我觉得这人有点古怪。 

　　过了两天，晨跑后回到招待所门口，发现有一群人正围着那个中年男子在说话。他们说的是当地方言，而且七嘴八舌，我听了一会理不出个头绪，就回房洗漱了。饭后无事，去传达室闲谈，却有意外的收获。那一堆人来自三个乡四个村，都是来县里上访告状的。而高个儿中年男子就是本县的副县长、政法党组书记汤建洲——一个在当地被称作“汤铁头”的人。传达室的老头儿笑着对我说：“自从老汤住了进来，我这里就成了‘公检法联合信访办公室’，可热闹啦！” 

　　写报告文学的人都知道，寻找题材和完成采访是两件困难的事。此前不久，我曾采访了三位先进人物，或材料不够丰富，或对真实性有疑惑，有的则是不肯配合采访，都未能成文。眼前的汤建洲和他在扬州、泰州、靖江的几段铁头故事，却把我吸引住了。那时，中国的法制还很不完备，只有一部《婚姻法》——那是世界上最没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还有一个《惩治反革命条例》，虽是条例，却法力无边，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不去说它，仅一场“文革”，就判了多少“现行反革命”！中国老百姓在昏天黑地的环境中生活得太久了，即使知识水平较高的人，也不敢奢望能享受广泛的民主和健全的法治。他们最大的企盼是党有个好政策，能多出几个肯为百姓办事的清官和好官。 

　　汤建洲很直率也很健谈，周围的人也能配合，这是我一生中最顺利也是最愉快的一次采访。在采访过程中，腹稿也已形成，回到南京一气呵成，篇名就叫《检察官汤铁头》。 

　　我有个习惯：稿子写完后，先给亲近的朋友看。有位好朋友捧着稿子忧心忡忡地对我说：“老杨呵，这里面涉及那么多干部，恐怕连顾大胆也不敢发呀。”他说的顾大胆就是当时的《雨花》主编顾尔镡，一位思想解放、敢作敢为的老作家。意思很明白，顾尔镡都不敢发，这稿子就很难有出路。 

　　我得承认，朋友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作者写文章，必定会考虑是否有地方发稿。倘若无处发表，就没有经济效益，更谈不上社会效益，写它做甚？《检察官汤铁头》的确触及了不少有权势的人，既然检察官秉公办案还须铁头，可见对立面绝非等闲之辈，发表后可能会惹麻烦，多数报刊不会肯刊登，这一点我心里十分清楚。因此，找一家不怕惹事生非的刊物，是个大问题。　

　　我刚从部队下来，对江苏文学界知之不深。顾尔镡曾在一次发言中提出过“打擦边球”的主张，所谓“擦边球”，我的理解就是要勇于冲破禁区，敢说几句真话。我并不了解顾尔镡“擦边球”的底线，仍然决定把稿子给《雨花》，但心里也作好了另一手准备。1980年，是中国文学界的金色年代。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大潮汹涌澎湃，而文学界是走在前头的。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作者投稿已经有了较大的选择空间。方之的《内奸》曾被一家大型权威刊物退稿，改投《北京文学》，不仅全文发表，而且连发三篇评论，这就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好稿子不愁没人要的局面正在形成。 

　　第二天清早，顾尔镡兴冲冲地找我，说：“杨旭，是篇好稿子，我们用了。”过了半个月，又是清早，在走廊里碰到艾煊，他怀里抱了一包清样，拦住了我，高兴地说“昨夜看了大作，很好呵，堂堂正气。”发稿并没有遇到困难，回想起来，当时的种种担忧，倒真像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了。 

　　身在扬州的忆明珠，对当时气氛的感受最真切。他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检察官汤铁头》在一定范围内引起的风波，是经久不息的。我不能不怀着几分杞忧，等看杨旭会尝到什么样的苦果。” 

　　第一个品尝这苦果的人，竟是汤建洲。他是扬州地区的干部，即将调任扬州专区司法局长，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检察官汤铁头》刊出后，立即将他改任工商管理局长。职务是平调，但这里面的名堂，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汤建洲被逐出政法队伍了。 

　　汤建州可不是软壳蛋，他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从事政法工作三十年，受过专业培训，自问办案中也并未出过大错，这个时候把我调离政法队伍，是什么原因？”没有原因，工作需要。还放出话来了：不服从调动就停发工资。汤建洲淡淡一笑：哪一天停发工资，我就到专署门口摆摊卖红薯，扬州百姓跟我不错，生意会蛮好。不信试试？ 

　　（忆明珠担心我会吃苦头，倒是多虑了。来省委、省文联告状的人一批又一批，通过各种关系（老上级，老部下，老战友）要求省委“严肃查处”的也不少。文联党组书记李进必定是承受了强大持久的压力，在不胜其烦时还曾给省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写了封信，说今后文联的刊物再不登批评稿子了，惹不起呀！我之所以能依然故我，首先要感谢作协领导和《雨花》同仁，他们顶着压力，在《雨花》文学奖的评选中坚持给《检察官汤铁头》评一等奖。我至今仍在怀念省委的几位开明而又智慧的老领导。省委常委、政法党组书记洪沛霖曾对汤建洲事件有过明确表示：汤建洲是政法战线的一个老同志，现在正在加强政法队伍，将他调离是不妥当的；扬州不好安排，可交省厅安排。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汪海粟不仅批准了《雨花》的获奖篇目，还向李进说：“不发表批评性文章，取消批评，还怎么纠正不正之风呀？”显然，是一个强有力的群体为我把压力顶住了。 

　　事后，扬州人有一句话：一篇《检察官汤铁头》，杨旭出了名，汤建洲丢了官。每想及此，我就感到愧对老朋友。）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三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