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眼里,鲁敏是一位获得了特殊的“取景器”的书写者,称她为“持取景器者”大约是不错的――她使生活中细微不可察的人事成为了可书写的与可思索的,使其成为书写“风景”。读她的小说,你会感受到一种没来由的兴致,她的驳杂的对人事的热情会感召你――鲁敏有特别的调动能力。这可能因为她对自己的人物有情感,而大多数时候她又是善意的和理解的――她不象六十年代小说家那样对世界抱有明显的敌意与对抗――她与世界的关系是和解的,协商的,那么,即使不满意,她也是温婉表达,绝不口出妄言。这是本能上没有冒犯欲望的小说家――她愿意和你一起观看,尽最大可能使你懂得并理解世界上另一群人的生活和世界。
在阅读过程中,你会发现鲁敏有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她靠不间断地书写和练习最终使自己的创作上了台阶,成就了作品的进步与完善。创作上的不停歇使她的小说充盈了某种宝贵的热情与韧性――那是写下去的热情,是活下去的热情,是写得快乐和活得坚韧的热情,是无论面对如何枯燥的世界都要兴致勃勃地存在的人生观。
不想特别强调鲁敏作为书写者的性别身份,但她的小说依然具有女性书写的特点。她的写作不是那种女性书写:自恋与呓语,自怜与自叹,以贫穷与弱者的姿式向无耻地向世界变相“索取”与“横夺”,那种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扮“弱女子”“小女人”范儿的文字表演方式令人憎恶。这种“卖女字”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女性写作,优秀的女性有担承,她们有力量,强大,有尊严,韧劲十足,生命力盎然――所有这些词语本身并没有性别含义,这是每个人、每个高贵的男人与女人身上都应该具有的特质。我们的前辈,比如萧红,比如桑塔格,比如吴尔夫,比如阿伦特,因为“勇气悍然”,她们值得怀念。
鲁敏小说就是别的女性书写――她开阔,她试图给你以宽度,给你以温暖和热望。她远离蕾丝边、弃妇腔和怨妇腔,她保有一位书写者应该有的尊严,不以自我为中心,有体恤心和包容心,懂得热爱是奉献而不是索取,爱他们就象爱自己――所以,她的小说便具有了悠长的韧劲十足的女性写作潜质,其绵延不绵的创作生命力使她有成为另一种女性写作范本的可能。
《取景器》是鲁敏今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其中的诸多作品显示着这位年轻作家不可忽略的某种气象与光泽。如果将它们集中阅读,你会发现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关注是鲁敏小说的隐性特质。
其中的短篇《致邮差的情书》有令读者想象不到的路径。一个坐在房间里的小资女人M,突然想给那位给她送信的邮差罗林写封情书,她觉得自己爱上他了。而这个一切平庸的男人生活中遇到的是金钱的困扰,妻子渴望逃离家庭哪怕只有一秒,儿子渴望获得和其它同学一样的生活条件……罗林缺少金钱,在生活的困顿中,他除了努力工作没有别的爱好。他当然收到了一封信,是情书,但并没有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的判断是有人寄错了――那信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什么,甚至连心情也没有多少地改变。是的,那个信,连个浪花都没有掀起来――小资女人M感到了不理解,这个视爱情或情感为生命的女人实在不理解。这是有趣的人际关系互动,它具有抽象性――一个小资产阶级与一个刻板的邮差之间,不再只是人与人之间,还是注重实际的男人与多愁善感的女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是两个阶级之间从根本上的不可沟通。它让我想到“香汗”与“臭汗”的名言――如果你想到当下有那么多的人涌入题材争相讴歌底层人民的伟大时,你会马上微笑的,这是多么有意思的反讽。张清华说鲁敏的小说有“温柔的反讽”,甚合我意。鲁敏不是那种咄咄逼人要冒犯他人的作者,也不是尖锐地让你头痛难奈坐卧不安的小说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穿透力――《致邮差的情书》显示了鲁敏作为一位小说家对于人际关系的好奇,她寻到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角度,并以此为切口,让我们感受到了隐密的疼痛以及在另一个层面上人与人之间表达与沟通上的不可能。
同名小说《取景器》,它非常有气象――一个中年男有了外遇,女人是摄影师。她热衷于为他拍摄许多的照片,他从她的镜头里看到了不同的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分手了,后来她给过他电话,甚至偷偷拍摄他的家庭,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一切都开始微妙地发展着,男人看到的家人和摄影师镜头里的完全不同,当家人热衷于谈论那些景像时,男人感觉到了错位和对一种古怪的人际关系的陌生。
“取景器”当然是比喻。拥有了它,普通人将获得不同的理解世界的角度,而对小说家则意味着一种内在视角的获得。当鲁敏使用这个标题时,她应该是有某种自觉的――我以为她渴望借助于此,获得她之于男女关系/人际的某种思考――他们如何因“镜头”而热烈相爱,又因“镜头”而分手,他们如何因“镜头”而获得不同的对世界的认识,又如何因“镜头”而受到深深的伤害。对了,还有那双取景器后面的摄影师眼睛,当她选取哪个场景时,是否具有了某种侵略性,她是否通过这种侵略性获得某种隐密的快感和征服欲?而且,千万不要忘记的是,那个叫鲁敏的人还是小说中女摄影师背后的另一位持取景器者啊。
李敬泽在向德国同行推荐当代具有实力的年轻作家时,提到了徐则臣和鲁敏。如果说徐则臣以其忠直无欺的方式完成了对一个都市群体生活状态的“发现”,那么鲁敏的宝贵在于她的鲁氏“取景器”的获得。自《取景器》开始,鲁敏完成了她的一次起跳,她不再满足于追求宽阔,而开始向精微与复杂处去书写――你可以从《墙上的父亲》,《致邮差的情书》,以及《取景器》中感受到她的努力――鲁敏开始热爱尽其所能地对其书写对象――对人与人之间莫测而纠结的关系进行深度挖掘,这样的书写方向,你不由得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