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刚：体大思精 根深叶茂——解读《中国散文批评史》

　　集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和苏州市作协主席于一身的范培松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勤勉敬业，笔耕不辍，已有《散文天地》、《散文写作教程》、《中国现代散文史》、《中国散文通典》等深具影响的专著问世；近期新作《中国散文批评史》（江苏教育社）的闪亮登场，更其引人注目。　

　　全书分上中下3卷，凡7编21章，以洋洋50万言篇幅，将100年来有关散文的理论批评史料作了系统整理。作者把早期梁启超、胡适的评论称为尚不成熟的“边缘型散文批评”，而视日本作家厨川白村为“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启蒙者”，其后则出现“三足鼎立”的散文批评流派——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学批评、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言志说批评、以朱自清为代表的文本说批评。纵观20世纪散文批评走向，此书理出了一条由“三足鼎立”向“政治同化”再向“多元蜕变”的发展轨迹，别开生面，发他人所未敢发，但又中规中矩，切中肯綮，对于文学本体有其贴近把握。 

　　边缘型散文批评被视为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萌芽。作者指出，19世纪末20世初，清朝王纲解纽，文学的经世致用受到关注，遂导致文学批评和政治的联手，许多较有见地的散文批评皆和政治、哲学等混合交杂，呈粘着状，形成一种似政治似哲学似文学的边缘型散文批评模式，梁启超的“文界革命”和胡适的“散文界革命”正是典型代表。其特征是一种灵感爆发式的感悟和一些结论性的断语，其影响在于为现代散文批评空间的创建作了理论准备和实践准备，促进了现代白话散文的诞生。而日本批评家厨川白村的文学理论推动促进了中国散文批评的发展，使得散文批评真正开始重视作者的主体意识。 

　　对于各种散文批评流派，本书一一作了考察探究，既有社会学的，也有文学、美学、发生学的，论述严谨细腻，富于诗性，勾勒出鲜活亮丽的批评框架。书中认为，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为领衔人，其特征为突出个人经验对于散文批评的意义，以自我为中心，倡导散文风格的絮语化、闲适化。作为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创始者，周作人坚持以作家个人为本位，坚持文本观念、文体观念和散文批评的美文化，建构起特有的批评话语；林语堂则经历了一个倡导“幽默”、力主“性灵”、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口号的三部曲，形成一整套散文批评体系；郁达夫的散文批评注重心灵感应和作家精神个性的探秘。社会学散文批评以鲁迅、钱杏邨为领衔人，其特征为以社会为中心，重在考察散文对于社会的依从，把散文的社会效应和功能放在批评首位。该流派注重了解作家的家庭背景、社会地位、政治倾向，求崇高，远浪漫，弃幻想，和政治革命具有共振效应，具有纯净的硬度，在没有和权力结合之前，也是一种民众批评。以朱自清、李素伯为领衔人的文本说散文批评，恪守文本第一，重视客体及形式内部规律的探索，排除倾向色彩，提倡文本的纯粹意义，讲究技术性、操作性和实践性。书中还指出，在三足鼎立之外的散文批评，尚有以沈从文、何其芳、朱光潜等为代表的京派散文批评和以张爱玲、苏青、叶灵风等为代表的海派散文批评。京派散文批评与言志说的以自我为中心重合，是言志派散文批评异化的结果；海派散文批评则是社会学散文批评异化的产物，注重散文的商品价值，洋溢着特有的情趣。 

　　范培松先生对政治化散文批评的阐释可谓发人深省。在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史上，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散文批评沿着政治化的轨道艰难前行，产生了特有的政治化散文批评，它往往屈从于权力意志，成为推行某种政治路线的工具。中国现代散文批评的政治化是以歌颂鲁迅的喜剧形式开始其历程的。从40年代延安对王实味杂文的批判，到50年代对“胡风集团”书信的批评、对“右派”杂文的批判，以及“文革”中对“三家村”杂文的批判，打破了散文批评三足鼎立的格局，使得散文批评真正走向政治化。政治化散文批评在思维方式上信仰斗争逻辑，拒绝情感逻辑，在批评方法上寻章摘句，借题发挥，对于中国文坛造成了莫大危害。 

　　作者以个案分析的方式，从容不迫的论述，对历史资料予以爬梳整理，单刀直入，见性见情。当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散文理论开始逐步摆脱政治化散文批评的束缚，走上多元蜕变的道路。经过70年代末“召回自我”的散文启蒙、80年代散文界奇怪的平静，终于迎来了90年代散文热的火爆，散文及散文批评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序和放浪，口号林立，众声喧哗。柯灵、林非、范伯群、曾华鹏、舒芜、钱理群、范培松等学者纷纷致力于现代散文批评、现代散文史及散文作家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或重审美，或重文本，或重体验，或重效应，破除了政治化散文批评的程式。当代散文经历了缓慢的觉醒和艰难的历程，终于迸发出灿烂火花。作者站在现代视点上解剖了杨朔“人间海市”式的极乐散文、刘白羽“日出”式的壮美散文、秦牧的保险的“知识乐园”式散文，认为这三大名家的文本，均依附于当时虚假成风的大环境，体现出自我的变形和泯灭、情绪的甜化和腻化、抒情的模式化和雷同化，充分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流弊；读来酣畅淋漓，意味深长。 

　　全书史中有识，论中有诗，以史、识、诗的三相统一，感性与知性的共济，构筑起多元化的批评手法。作者下笔为文，往往清新可嘉。如在论及郁达夫时说：“正由于郁达夫重‘心’与‘心’的感应，所以他的批评话语和周作人、林语堂等完全不同，既没有到古纸堆中捡字拾句，也没有用西化的牛油来搽抹，显得非常鲜活动人。”堪谓绝妙好辞。在论及沈从文时说：“英国著名思想家伊赛尔?伯林对古希腊残诗‘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进行发挥，把知识分子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不谈价值、回避立场的学术型的狐狸，一种是倾心主义价值的思想型的刺猬。借用这个比喻，沈从文的散文批评显示了他是一只精明的以狐狸方式行事的刺猬。”极富灵气和思辩。作者文思飞扬，时有惊人之见：“在商品和金钱的软硬折磨下，文学批评在软化、甜化和表演化，批评者和被批评者的关系在甜蜜中扭曲。京城召开名目繁多的研讨会，皆把批评对象视作追悼会上的死者，一律且颂且捧，把作品小优说成大优，大优夸为特优，再加上众多的批评者本身没有成功的或失败的创作实践的体验在支撑，只能以盲目颂扬成为终身职业。多元的蜕变在甜蜜的包裹中又有被扼杀的危险。”于戟刺现实老辣淋漓中，体现出明朗向上之力。 

　　作为一名具有独创意识的学者，范培松先生敢于涉足冷门禁区，刨榛辟莽，劈荆斩棘，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大胆在白地上搭起戏台，咿咿哑哑锣鼓齐鸣，演绎出一番红火景观。《中国散文批评史》重在揭示各类散文批评模式的漫长衍变和发展历程，既有大框架大事件的重点阐发，也旁及小品文论争、“鲁迅风”论争等文坛轶事，显示出丰富的史料占有。作者把“忠诚于自己”作为最高学术理想，以情缀文，以小见大，为学术插上了灵性的翅膀，使文本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化、心灵化特色。全书既实事求是，严谨细致，又童言无忌，我手写我口，遂树起了散文研究的里程碑。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49.60元） 

　　来源：《太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