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刚：灵魂的拷问——董健《跬步斋读思录》解读

　　 董健先生既是严谨的文学史家和戏剧专家，也是嫉恶如仇的文化斗士。他新近面世的随笔集《跬步斋读思录》，读来如聆暮鼓晨钟，有直逼灵魂之力。

　　董健先生早过花甲之年，按传统的说法属“老人”之列，而仍锐气勃勃，不让青年，笔端鼓荡着澎湃的热血。尼采说：“一切文学，余尤爱以血书者”，心血写就的文字的确与众不同。在书中，董先生仿佛打鬼的钟馗，摇旗呐喊，化笔为剑，戟刺一切的邪恶与无耻，倾力抨击文人之无行、无道与无德，彰显对人格的不懈捍卫，对尊严的永恒守护。在一个文化与学术都害着“浮肿病”、人文精神被放逐到荒芜边疆的喧嚣时代，董先生的书不啻是夏日炎凉，冬日炉火，予人别样的亲切。

　　《跬步斋读思录》分“读书杂感”、“教书余兴”、“品书说戏”三部分，收录了读书随笔、学术杂感、文艺评论、序跋类文字，以短平快为主，亦不废长文，体裁多元，涉猎广博，简洁复厚重，体现出心灵的丰富。作者在《自序》中声称这些文章只是业余生产的杂七杂八的副产品，但平心而论，这些“副产品”的含金量，似也远远高出时下某类学人的“主产品”。不少文章析理透彻，思路开阔，论点鲜明，论证充沛，完全可视作浓缩的论文。作者热情倡导学术文章的“随笔化”，讲究学术性与随笔味的相融，开辟一条与大众对话的渠道，可谓明哲之思。遥想当年，梁启超、鲁迅、胡适、周作人等学术大师莫不如此，像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即是由浅入深的文章楷模。《跬步斋读思录》难能可贵地实现了雅俗的贯通。

　　书中篇什，长也罢短也罢，大也好小也好，皆投放着真实的性灵与体悟，难见浮泛之文应景之作；这些文字与大块头的学术文章相异，而又一脉相承，体现出内在精神的延续性。作者下笔或阳刚沉雄，或苍凉低郁，或娓娓而谈，或嬉笑怒骂，颇不乏深刻的反思与严厉的鞭挞。书中有对文艺界良好格局的展望，对学术的探讨，对戏剧的研究，对晚辈的提携奖掖，更多对学人品格与学界腐败不遗余力的抨击；可贵的是这种抨击并非出于一己的私怨私利，而是出乎公理、正义与良知。从其行文，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一种人格力量的穿透。作者像鲁迅那样，欲时时榨出皮袍下面的“小”来，挖掘他人及自身奴性的根源与人性恶的渊薮，呼唤文人一族精神的雄起，呼吁民族魂的重铸。生活中的董健先生德高望重，正直坦荡，映现于文本，便是落笔的简洁利落，实事求是，既不涂脂抹粉，亦不恶语伤人。“老夫聊发少年狂”，面对种种的不肖与不良，董先生不惮于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只为讨取一个公道，对真理的追求可谓执着矣。全书随笔不“随”，闲笔不闲，有时小中见大，寸铁杀人，有时大中见奇，思想高邈，遂与那些“平和”“冲淡”之作分出了界阈。一卷在手，看董先生椽笔挥舞，批逆麟、揪龙尾，不畏上、不欺下，一显斗士雄风，壮怀激烈，怎不连呼过瘾！读其书，想其人，如董先生这般人文合一的知识者而今能有几何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人格文格的交相辉映，才使其文本生发出朴实峻茂的力量。

　　开篇《“读图时代”要读书》，深刻反思了文化传播中的图像化现象。作者指出，现代媒体信息大，传播快，效用直接，同时也对人类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构成不良影响，直接导致大众读书时间的减少，文化生活方式的畸变，尤其是读写能力的衰退，人文精神的式微，思考力与联想力的萎缩。“现在口头上与笔头上的错别字之多可以说是空前的，字写得拙劣透顶难以入目者之多，也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与‘图像霸权’不无关系。”确是一锤定音之论。要之，看电视不能取代读书，对媒体应保持必要的警惕和距离，道出了一个富于远见的知识者的心声。

　　《我的读书心态》探讨了读书中的寻异求和与趋同排异心态；《慎读炒红的“畅销书”》提醒读者防范某些“畅销书”背后的猫腻；《拒绝无根之书》指出在重名轻实的信息轰炸时代，新媒体正以其巨大威力把文化创造变成文化操作，把精神性的高级劳动变成物质性的平庸劳动；面对媒体霸权下“书籍崇拜”的解体，知识分子尤应沉下心来固守书城，保持人文精神对社会俗谛的距离和对现存文化秩序的超越性与批判性。《从古之伪书说到今之劣书》强调了在文化市场打假清污、维护读书界纯洁及学术尊严的必要性；《读书的两种境界》探讨了读书的功利性这一敏感问题；《“创作”与“操作”》谈及做学问的两种方式。而在《学会思考不易》里，作者自称是建国后畸形的大学教育的大锅里煮出的一碗“夹生饭”，受天才、知识、体验、方法、外力诸因素所限，终未成为真正的通人鸿儒。文中指出的当今怪现象种种，尤其是在高校，像博士成了“窄士”、教授成了“剽客”等，确也怵目惊心，发人深省。

　　《在发昏发狂的日子里》痛切反思了作者青年时代经历过的那段荒诞岁月：1958年“大跃进”中，南京大学包括作者在内的一批中文系学生，短短时间内便弄出了大部头油印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向学术权威挑战；但随即沦为废纸卖给了垃圾站。这一历史事实，与当下学界快速制造文化垃圾之风何其相似。《“人文”不可无“文”》谈及当今人文学科精神萎缩的不良风气，斥责了哲学、历史学、语言学、文艺学领域的造假现象，深切缅怀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等前辈学人风范。《现代文学史应该是“现代”的》力倡文学的现代化，反对“变器不变道”的革命化、政治化、民族化、大众化，显示出独特胆识。

　　《21世纪的“读书人”》从丁帆教授随笔集《江南悲歌》切入，呼吁读书人摆脱“工具的工具”的命运，努力建构自身的人文主体性，言近旨远，意味深长。作者本人曾担任大学副校长，有过当“官”的体会，故能令人信服地触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政治情结和高度政治化现象。有鉴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悲剧角色，作者期待21世纪的知识分子实现社会定位、社会功能、治学心态的根本转变，拒绝奴化，消解权力与真理的不平衡现象，坚守求诸“内”、求诸“己”的“主体”之学、“为己”之学，远离政治实用主义、经济实用主义和文化市侩主义，从而达到鲁迅所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或如萨义德所言“（知识分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敢于向权威说真话的人，执著、善辩，具有非凡的勇气和反抗精神的人，对他来说，即使再强大再有威权的权力都可以被他斥责。”困惑于近年学界孳生的虚假浮躁之学、哗众取宠之论、欺世盗名之书、抄袭剽窃之风，作者沉痛感叹：“在一个社会中，当知识分子都忙着骗饭吃而不再去思考整个社会文化的命运，没有人对既定的‘文化秩序’进行超越性的批判，这个社会就成了一个没有脑袋的巨人。”怎不令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