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评中解读——2005年长篇小说阅读札记

杨经建

　　2005年度的长篇小说在创作“繁荣”的同时已显露出“泡沫”现象和日见衰变的趋势,本文并不准备对这种趋势和状况作出概述和判断,仅就几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解读以探询时下长篇小说创作衰变的可能。 

　　关于《兄弟》 

　　《兄弟》(上部)是一个有关“文革”的叙事范本。余华特别强调自己在小说中采取了“正面强攻”和“强度叙述”的创作方式(《余华——对历史现实发起强攻》,《南方都市报》2005年7月25日)。所谓“正面强攻”据小说《后记》说是对“文革”那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的“不退缩、不绕开”的书写。“强度叙述”即“当叙述的每个细部都写得很充分的时候,肯定也会带来更加强烈的阅读感受”;(杜文:《〈兄弟〉:享用余华的分层“蛋糕”》,《新京报》2005年8月22日)另一方面则体现为余华对陀思妥耶夫式叙事个性的追求。 
　　《兄弟》(上部)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余华小说的血腥、暴力、罪恶,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攻讦的主题诉求。余华说他一生最难以企及的是把“强度叙述”推向了顶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确,在对苦难、罪恶和暴力的书写上,余华与陀氏有极端相似之处。陀氏曾被称为“残酷的天才”,而余华也被人描述为连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冰渣子。问题的实质在于,余华迷恋暴力和残酷的“嗜好”在《兄弟》(上部)的叙事中再次得到体现,以至于有些失控地对血腥、暴力、罪恶进行繁复、琐细、甚至拖沓的讲述,并一再地呈现和放大现实中的苦难、罪恶与暴力,并蜕变成一种犯罪现象学式的在场展示,从而丧失了对生命底蕴和世界真相的洞悉,丧失了对存在的追问。陀氏却把目光投诸于人本困境,因为生存并不同于一般的“活着”,而是依据某种价值信念支撑的生活。所以鲁迅在《穷人·小引》中称陀氏为“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所处理的乃是人的全灵魂”,这就使文学具有了从事实空间飞跃到灵魂或神性空间的可能,也使受难有了终极的意义。于是受难不仅仅是经历一些生存遭遇,它转变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精神勘探和终极关怀,同时成为检验作家创作的心灵质量和艺术阐释的重要标尺。仅仅拘泥于现象学方式的展示而失去价值想象的作家,其创作境界无法飞升,对于苦难的认识也不会有助于超越苦难。 
　　《兄弟》(上部)传达的另一种意义倾向是将苦难和罪恶归咎于“人”之外的体制性存在。在堪称描述“文革”罪状经典性情节——宋凡平之死中,那些“野兽似的”“红袖章”们不啻于表述“文革”罪恶本质的体制性工具和表意符号。而同样是“正面强攻”的帕斯捷尔纳克在其《日瓦戈医生》中却敏锐地意识到：在复杂多变的人性面前,社会制度的变迁可能改变人们的生活?却未卣娴卮ゼ叭说牧榛辍Ｅ潦细刈⒌氖侨说男牧樵诟锩械牟鹾痛瓷?小说要追问的是:在人生的重重苦难面前,人怎样才能拯救自己?其实,举凡关注人生苦难和罪孽的作家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其作品都贯注着人类灵魂在黑暗中的探索和悸动,搏动着充满道德激情的伟大的悲悯情怀。当他们以批判的笔触描绘美丑杂陈的历史生活时,一方面总是将自己作为反思对象而融入被描述和表现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将批判理性包蕴在对人类的悲悯和博爱之中,在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的冲突悲剧中透露出对人的价值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余华们理应从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关于《我本英雄》 

　　《我本英雄》沿承周氏的创作思维惯性,作者出于政治激情和社会道义,从关涉政治、经济改革的重大敏感的事件入手,小说通过对汉江省改革开放的“现实”进行现实主义叙述与理想主义抒写,描述、诊断了改革开放前行中的痼疾,最终以想象性的方式调整、恢复了正常的现实秩序。 
　　客观地说,该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以“题材”显优长,以“问题”的再现和叙写取胜,即发现“问题”、揭示“问题”是其创作立足点和叙事动机。必须看到,在当代中国的生存境况中,不完善的政治文化所导致的种种“异化”现象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大师生活的19世纪有着众多可以延续的话题:个性和自由的压抑,权力与金钱的疯狂欲望。文学创作遭逢“问题”正视“问题”并探触“问题”本属必然。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为“问题”而创作,依凭“问题”来突出“题材”的价值而致胜,文学作品对“问题”处于一种被动的呼应状态,作家以寻找和发现“问题”为创作出发点和艺术表述的归宿,并靠“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来体现创作“实绩”;还是为艺术而创作,为精神追询来发掘“问题”,从而使文学创作不再匍匐于“问题”的地表机械、呆滞地反映“问题”,并以“问题”为触发点经由艺术点化而超越“问题”本身,从而提供多维度、多向性的精神意蕴和价值容量——类似于黑格尔所说的“普遍性意蕴”,这种“普遍性意蕴”要求摒弃任何“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或历史的速朽性现象,临照更为博大更为广阔的时空,这样即使“问题”的表层意义过时了而与“问题”相关的深层价值意义不会消失,文学作品也因此具备了持久的艺术生命力。无疑,《我本英雄》属于前者。 
　　的确,在《我本英雄》及周氏以往的作品中,作者在“现世”生活中获取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素材并引发创作冲动,很快就凭借对“问题”的艺术阐发直接生发出一些思想意义,不能说这些思想意义的生发存在着什么明显的缺失,但却难以激发艺术创造的内在生命活力,因为它只是按照既定的通用的社会历史观念和思想见识对“问题”进行形象的注释,为现实的改革开放进程寻求合法性论证。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只是以“问题”本身的重要性和身处“事件”中心的人物角色地位的重要性来获取对社会历史“宏大叙事”的权威性解释,并将“问题”转换为创作“内容”,同时为其寻找一种艺术转载形式。小说正是由于失掉了现实主义创作独立的批判理性(精神)和独特、富有魅力的艺术创造,其结果必然是依附某种权力话语的价值立场,以其理性认知和价值预设的无可置疑的逻辑合理性作为文学创作乃至作者艺术思维的合法性前提。尤其是,当创作一意追踪社会转型期不断出现的现实“问题”,如果所写“问题”又具有新闻式的“焦点”、“热点”效应,加之商业炒作就成为“畅销书”。这恐怕就是“周梅森现象”所提供的“现代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