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蓓佳的《中国童话》

　　从阅读史来讲，儿童对本土文化的接受一般说来是不会成为问题的，这在前现代社会尤其如此。那时文化的传播比较缓慢而朴素，再加上印刷等技术性因素，少年儿童大都在乡土传统、经典的民间故事及本民族的童话中开始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口耳相传及有限的典籍确保了这种接受的保真程度。这样的情形我们在鲁迅兄弟的童年回忆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儿童对本土文化的疏离越来越厉害，表现在阅读上，就是对西方儿童读物的推崇和对本土经典儿童作品的有意识的压抑。情况发展到今天，除了在学校早期教育中间或听到几则传说与童话外，中国的儿童基本被国外形形色色的读物所控制，再加上游戏、动漫的加入，长期以往，未来的孩子们真的恐怕对牛郎织女也会感到陌生了。 

　　就像成人作品有自己的民族经典一样，中国的儿童文学也拥有自己的民族经典，比如《牛郎织女》、《猎人海力布》、《神笔马良》等等。这些久远的童话是集体创作、历代加工的产物，它们熔铸了一个民族的理想、想像以及有关儿童教育朴素而基本的理念，它是一个民族记忆中重要的元素。它们也许与今天的社会面貌和儿童经验有很大出入，也许经不起今天科普的轻轻一击，但它们却是不可重复，不可再造的，而且在其内在精神上闪烁着永恒而美丽的光芒。儿童们阅读本民族的儿童经典，显然有助于他们建立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审美方式。在当今西方强势文化如水银泻地的时代，这一点尤其重要。 

　　正是从这些复杂的因素出发，黄蓓佳创作了《中国童话》，她坦言这一创作是受到了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影响与启发，后者卷帙浩繁的《意大利童话》让她怦然心动，卡尔维诺对本国童话的热爱以及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热诚推荐也让黄蓓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黄蓓佳的《中国童话》虽然只有10篇，但这种对本土儿童文学经典的重新发现与重新书写，其意义要远远大于这10篇童话。 

　　这确实是一次重新书写，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讲，任何一则传统的童话都没有定本，它们始终处在流传、增删和语体的不断变化之中。因此，对这些经典作品来说，实际上只存在“故事”、“主题”，而并不存在“文本”，这就为后来的再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当一则集体性的故事没有文人的定本时，任何一次个人的书写都将面临大众记忆的检验。黄蓓佳在搜集整理、参考众多记录本的基础上开始了她的创作，故事被展开了，情节被丰富了，人物被细节刻划得栩栩如生，作品的型制也更符合现代大众的文体阅读习惯。特别是语言，她在口头传说的基础上倾心锻造，在保留口头传统特点的基础上将它们加工成了典型的书面作品，使这些作品真正完成从传说到文字的过渡，也使它们的接受从聆听变成了同时歆享华丽浓重的汉字之美的阅读。传统的集体记忆的作品就此成为具有当代个人风格的自觉性书写，从形式上完成了它的现代转型。从这一点来说，黄蓓佳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说实话，其复杂与艰苦并不亚于她的任何一次原创性的虚构性写作。 

　　这是一次艰苦的创作，又是一次有限度的创作。因为作者不能率性而为。读者可以看出，黄蓓佳的个人印记都是始终是以尊重传统为前提的。在决定写作《中国童话》之后，黄蓓佳首先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两者关系的问题，“我本来的打算是要解构这些传统童话，用现代思想的观念将它们重新打造”，但最终她“决定原汁原味地写”。这在一个解构、改写、戏说经典成风的时代，黄蓓佳的这种态度确实冷静得可以，也是值得称赏的。首先，这是对孩子们负责任的态度，既然是中国童话，当然要给孩子真正的中国传统，任何轻率与妄为都会贻害孩子；其次，与成人作品不同，也与文本性经典不同，对传说性质的作品的文字性创作必须尊重原作的内容，否则，不但难以取得文化上的认同，而且可能会造成文字对口头传说的肢解与虐杀，甚至造成后者的失传，这样的教训在文学史上实在是屡见不鲜。 

　　《中国童话》确实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愿黄蓓佳的努力能唤起人们对儿童阅读现状的关注和对本土儿童文学资源的重视，以扎扎实实的工作重新启动孩子们的“中国阅读”。 

　　来源:文学报　 编辑：许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