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赵刚小说集《活在树上的狗》

　　洪莱 

　　●　申明　

　　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的令人敬爱的苏珊·桑塔格有一篇文章，题为《拒绝阐释》，仅从标题的字面理解，含义也是相当醒目，每一种文学批评都出自一种泛哲学思维，用这种思维对文本的分析容易形成窄项关照，从而遮蔽艺术品质的宽广真实。　

　　如果把以上这番标题理解奉为绝对真理的圭臬，那么全世界的文学批评活动可以就地解散，事实并不如此。　

　　在以上理解中存在一个明显的读者层面的忽略——对于艺术与批评的阅读能力不等强。这意义就是一位读者面对艺术作品产生宽广联想与感受，同一位读者面对批评文章只会如影随形，毫无额外启发。　

　　这样的开篇申明，虽是赘言，还是必要的。　

　　●　印象与观念　

　　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开辟过这番思维——人对世界的一切印象来自感观，进一步的思想活动他定义为观念，观念包括想象，构成想象的基本元素不会逸出感观得来的显性印象与潜留印象。例如马尔克斯笔下的飞毯观念来自晾衣绳上的床单、飞翔、风力、姑娘以及神话文体，几个元素的勾牵搭连。　

　　大卫·休谟的这番思维导致了哲学内部变革，以及哲学以外的许多变动，世俗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哲学内部的分析思维，明显的追溯徘徊于此（以及洛克）。　

　　这番思维的对立面表现于辩证思维，简要地说，大卫·休谟及其传承，不再迷信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一种巧合的可能，并不代表绝对真理，因此他们强调分析与归纳，以此试图接近真实。　

　　几十年前以法国为显耀的文学批评界，热衷于哲学与文学渗透的话题，哲学中的思维方式在文学中寻找泛生活的对应，或者文学中的写作方式在哲学中寻找解析，比如詹姆士兄弟的心理、柏格森的与普鲁斯特的时空观念，笛卡尔的唯心与吴尔夫的意识流、费佳的英雄分析与尼采的超人学说、卡夫卡的双面互感与萨特的存在虚无。自从罗素等人的分析派别在哲学中产生明显地位以来，类似于几十年前的相关文学对应批评在数量上与热情上明显稀薄，不成显声，这与分析哲学对因果关系的拒绝表情相关。但不可否认，当代文学中的分析哲学对应写作方式，大大存在。　

　　大卫·休谟对于的印象与观念的考察与思维，虽然在他以及他的哲学传承的著作中缺少对文学作品的关照热情，但他的思想导致了人类生活方式的许多变化，从而对文学作品有了间接影响。　

　　不再注重因果关系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文学作品的写作思维。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些小说技术的近现代话语——荒诞、无主题、非理性。它们实际上都能追溯到大卫·休谟对于印象与观念的考查过程当中，所隐含（对他来说也可能是意外）的取消因果之后，所有感观元素一律平等，而且拒绝分析归纳。　

　　对于社会、政治等人类秩序的层面来讲，大卫·休谟的思维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之对待，但不可否认，他的思维（对进一步以归纳为理性的他来说肯定是意外）打开了一条宽广的小说艺术之路。　

　　赵刚新近出版的小说集《活在树上的狗》，显示了这种全新的生活层面的个体关心。这本小说集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点，生活中由于因果而生的主次关心错乱了位置，可贵的是，他不仅仅迷恋简单地颠倒位置。　

　　我们的生活，通常是这样，这天醒来，最重要的事情总会在心里有意或者惯性地盘定，并且随着岁月而重复，比如，我们早上醒来，想起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做好某件工作，如果这工作的重要性，在内心里长期盘旋成为生活的单一因果，我们必定忽略生活中的其它方面，从而把生活的乐趣驱于狭窄。一个人早上洗漱和用餐时，也是心不在焉，主要心思用在如何工作、赚钱等事项，那么，洗脸和食品的乐趣也就视而不见。　

　　赵刚的小说表现了对生活中的忽略的重视，在小说里体现在细节描写之中，如果读者发现到自己是一位生活因果关系的受控者，我很建议他阅读这本小说，能起开胃作用，从而更加热爱生活。　

　　●　儿童　

　　赵刚的小说中出现大量儿童意象，这与对生活中的忽略的思考有关，按照大卫。休谟的论述，观念是在印象得来之后的活动，那么它必定不是全面的。无论是归纳还是辩证，我们往往发现，这些思维应用到个体的实际生活中，总会产生思想掩盖乐趣的现象。　

　　那么，我们的生活相比于儿童，必定丢失了什么，这是赵刚在小说中的寻找。　

　　●　想象力　

　　我赞同大卫。休谟对想象活动的判断，尽管这种说法会令以想象力为本的写作者感到灰色甚至拒绝，但这里存在明显的区分——想象活动与想象能力是两件事。　

　　卡夫卡将甲虫与人两种没有超出共同经验的基本元素进行了勾连，这种勾连的能力，同时也与生活的感受能力同步，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通常体现在他的观察能力上，这里我不说幻想能力或者想象能力，而是要根据大卫。休谟的逻辑寻找根源，比如，一个人的生活状态成为只知道人不知道甲虫的状态，那么他绝对不会进行人与甲虫的勾连想象，这里再度出现一个人是否对生活可能给予的印象进行过忽略的问题。忽略感受，进而缺乏相应的看到，从而缺少想象，这是一条线上的。　

　　赵刚和他的小说，表现出宽广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象力也显示出有效的节制，并没有全面追求“非理性”，那么，这里一定存在对于辩证思维的包容。正如上面所说的，有错乱，没有颠倒。　

　　●　诗人　个体　集体　

　　我对诗歌是门外汉，只限于欣赏。下面对于诗歌的谈论也只限于门外汉的感受。　

　　赵刚在写小说之前，是一位诗人。从他的小说的阅读感受来讲，我感觉他以前可能是位在气质上偏于抒情的诗人，这在小说的叙述中遗留许多痕迹。　

　　如果仔细考察纯粹的抒情活动，它首先是以个体出发，然后得到外部的同情感受。在这里面，从个体出发是绝对的，得到共鸣是相对的，而且是可以不计的。如果以得到共鸣为出发目的，那么必然导致技术性面貌。　

　　罗素在批评柏格森的一篇文章里，提到柏格森的一个数学错误，后者把数与数的集合搞混了，这个简单错误，导致柏格森的时空感受面目全非。我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错误，“这只苹果”与“一只苹果”是不同的事实，柏格森只说苹果，结果混淆了单独这一只苹果与所有的一只苹果。　

　　这种数学逻辑可以应用到文学中的读写方式上来。我感觉，小说在气质上是不同于抒情诗歌的一种载体，我们表达单独的个体，还是表达更多数的个体，这是小说中的“自我”与“自我”的不同概念。赵刚在小说中的诗人痕迹，影响了后一种自我表达的更丰富程度与同情程度。　

　　从另一个角度考察这种影响，又能发现，赵刚是有意在以单独的个体经验唤醒对公共经验的拒绝，同时也拒绝媚众，拒绝概念上归类的因果关系化。　

　　这种双向疑问，提出来，而不做判断，我想也是必要的。　

　　●　小说与声色　

　　尽管我在这篇文章里借用了一些哲学方法，同时我对哲学也毫无敌意，但是我一直讨厌将小说形容为“有哲理性”。我觉得这是对哲学的无知所造成的恐惧，也无形中降低了小说的文化位置。真正的小说应该是从泛哲学（宗教神学、思维方法、科学哲学等等）由于本身的限制而无法越界的界限开始的，正如我们都知道生活不仅仅是哲学，小说又不仅仅是生活。　

　　赵刚对于忽略的重视，自然会在小说中产生一种繁华景象，我们在习惯性的生活景象中视而不见的声色，在他的文本中大量出现。赵刚的写作方式与罗博。葛里叶相反，罗博。葛里叶的有些作品实际上是在一种理念的操作下进行写作，他不相信阳光显示给人眼的真实，因而拒绝颜色，他在这种哲学内部思维的操纵下，迷恋长度或者动作的描写，他的作品就此出现一种奇怪的简单化。然而，拒绝颜色的他，作品的整体却呈现出强烈的灰色调。正如他拒绝在叙述中使用隐喻，然而作品的整体却显现出一个大隐喻，想甩都甩不掉。罗博。葛里叶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出现很多绘画艺术的借鉴，他与颜色的紧张，启发他拒绝颜色，同时也启发他拒绝主人公的出现，拒绝人，等等。罗博。葛里叶的艺术，在读者角度，是对生活的迫害，在写作者角度，是宝贵的技术参考书，但是如过追随他的理念进行广泛写作……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活动。　

　　赵刚小说的元素繁华，同时也影响到形式与结构的繁复多变，这里就不一一评述了，我想，阅读的最大乐趣还在于读者自己去读，自己的感受最宝贵。赵刚的写作能带给人联想的增添，而不是联想的抹却，这是艺术的真实特征。　

　　来源：网易（ https://culture.163.com ） 编辑：许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