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在小说中的马拉松选手

　　晓华 汪政 

　　罗望子是一位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并重的作家，这使他在单边主义盛行的新时期小说思潮中总是常常越出人们的视野而又在蓦然回首时留给人们丰富的阐释空间。 

　　罗望子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从事小说创作的，他以《橄榄镜子》开始了他最早的回忆系列。这些作品有着成长小说的味道，大都是对少年往事的追怀，许多作品充满了诗性的意象。《南方》是罗望子这一风格的代表与总结：“我想我们这一代，生活在幻觉之中或者说依赖于幻觉生活的人，绝对不止我一个，我们一般都以童年为支点，向上追溯……”作为中篇的《南方》，其语义是相当丰富的，有着许多“原型”的叙述基因，如恋母情结，如出走、寻找等母题，但让读者怦然心动的依然是作家从童年视角所忆及的女性/南方情愫，充满水气与烟雾的南方与愈走愈远的发黄而凄迷的女性背影，使《南方》成为一首抒情诗。但要注意的是，《南方》的后半部实际上是对“南方”的消解和背叛，也就是说它同时暗喻了这一模式在罗望子手中的终结。此后，回忆由过去时态变为现在时态，转述也部分地变为呈现，这就是《红色消防车》、《望风》、《握着刀片溜达》、《被俘》、《假定约会》等作品。从外观上讲，它们好像已不能归为回忆，似乎应看作少年小说，因为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少年，它们显然有着作家童年的记忆与经验。因为受到塞林格、贝娄以及“迷惘的一代”等作家的影响，作品的主人公都是一群不安分的学生或待业青年，其实，社会身份与角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少年心理”。与前面的作品突出的区别是，少年心理不再是长大后回首往事的伤感，也不再是虚拟的童年视角，而是正在进行中的少年人生之路。这里面有罗望子对人性的假定与剖析，罗望子一方面看到了少年们那种不安分的青春骚动所凸现出的呈“中性”色彩的行为观念与行为方式，如高明对红色消防车(《红色消防车》)的迷恋，如唐突的“初恋”(《假定约会》)，他们在成人生活背景的衬托下划出的流畅、简单的行为线条是那么的诱人和美丽，让人怀想和感叹不已，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罗望子对少年心理中某种可能性的分析与观望，这种分析与观望显然令罗望子感到恐惧，如《被俘》与《望风》在这方面就较为典型。 　

　　在回忆系列中，与上述“少年行”对等的是罗望子的“好汉庄”，它们已经超出了作家的有限经验，那实际上是对“历史”的书写。罗望子的“好汉庄”系列小说写得非常结实有力，没有半点张扬与飞动，在故事的戏剧性处理上也显得相当成功，其中的代表作首推《识字课本》。这是一篇以人物作为结构分层的作品，从表层看，这是一篇有关抗日的战争小说。苏北的好汉庄迎来一批有志抗日的青年，而作为双方拉锯要冲的好汉庄则充塞着立场各异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再往深里看，这又是一篇对历史必然性予以解构的作品，因为它没有以惯常的抗日战争小说去处理它，这是作者的立场所在，但也不妨是作者技术上的一种狡黠，它极大地挑逗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样，我们就顺利地进入到了作品的最里层，从人物或事件的角度看，用叙事学的概念讲，其“核心功能”，即促使人物行动，促使事件出乎人们乃至人物自己的预料从而也改变了人物性格的因素是人物自身隐然不现而在非常情境之下被“催化”出来的潜在意识。什么是历史之魂？是历史的偶然性。什么又是历史的偶然性？如果联系到好汉庄系列的另一篇《1988》中九弹、蛐蛐与小鹿的遭遇和经历，那就是这些在正常情境中无法解释而在突然之中出现的动因。《识字课本》中刻划最出色的三个人物是铁、阿真与月隐，而故事的最终结局便是月隐对简超常的谋杀，罗望子以高潮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一点在精致的短篇《流放》中也得到了发挥。 

　　罗望子后来喜欢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列入“词语梳理”的名下，这是一种令人饶有兴趣的做法，这种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的第一个长篇《在腼腆的桥上求爱》。他在构思这部长篇的时候，试图靠近他的人物，靠近人物生活态度的根本，最后罗望子抓住了一个词――腼腆，这个词是一个核心，它是人物“存在编码”（昆德拉语）的关键词，人物的行动往往受这个核心的牵制。主人公就是直接命名为腼腆的人，他是一个教员。妻子因为他的平庸几乎不拿正眼瞧他，以至于最终离婚，儿子也对他有着极大的不信任，他还是周围同事背后取笑的对象，而他自己每做一件事哪怕是极小的事情也要常常考虑再三，犹犹豫豫，欲行又止，只有一个叫阎小红的女人把他作为陌生的精神恋人，但当她真正走进了他的时候，却感到了厌烦，只剩下悲悯。随着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境况的变化，小说中“腼腆”的深意不断地被揭示出来，罗望子想告诉读者的是，腼腆也许并不一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带有某种共性的东西，不只是腼腆的人，在他的周围的那些男人们，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身份、地位，无论是怎样的性格，有着怎样不同的经历，他们的内心深处都会有柔软的、腼腆的、惧怕的一面。罗望子对男性内心的剖析往往又来自于对女性内心的刻划，女性作为社会生活的另一面，作为男性的一面镜子，在折射出他们的同时，也展示着自己。作品中阎小红和杜婵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两个女性，一个是风韵犹存的少妇，一个是充满活力的新新人类，她们的美丽是不同质的，她们的生活观念和对世界的认识也截然不同。如果说古典、幽闭、渴望精神世界的富有的阎小红时时流露出害羞与腼腆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新潮、时尚、充满激情的杜婵的腼腆则似乎让人不可思议。作为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杜婵对爱的理解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传统的伦理道德对她来说也许就是一张废纸，她不在乎朝三暮四、水性杨花，她的大胆、直接、主动进攻，让男人们无不俯首称臣，但当她遇到阎小红的男人的时候，情况突然有了改变，“杜婵天生不会腼腆……可事实是，面对这个成熟的男人，她越来越腼腆，腼腆得有些过分”。罗望子也许正是想通过这个极端的例子来揭示他对人的本质的一种理解，他这样解释：“‘腼腆’不仅仅源于自我保护，更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女性的一面。”“腼腆”是小说的支撑点，作者意欲表达的是，一些东西是人类所共有的，无论是显现的，还是隐密的，它都与生俱来无法回避。从语文学的角度讲，词语的梳理当属辞典学与训诂学的范畴，人们企图拨开经验的重重遮盖找到语言的最初源头，而用叙述去梳理词语将会使词语继续衍生和增殖，究竟哪一种方式更接近语言呢？如果这样去思考，那么接近的并不是语词，而是作家不愿被有限的语词拦截与限制的经验与人性之河。 

　　1990年代以后，罗望子走上了更加接近现实的尝试之路。他在这时期的一些小说中，对人物潜在意识的挖掘和对人在特定情境中的反应成为主体，从而在人类精神生活的意义上进入了真正的“现代性”写作。《黑色甜蜜》自然是与这类作品一脉相承的，而事实上，在此之前，《婚姻生活的侧面》、《游走城市的人》、《裸女物语》、《另一时间》以及后来的三篇同题小说《老相好》，都可以看作是对现代人精神层面的探寻。现代人相互接纳而又相互推拒，互为依存又互为排斥，人们在城市中游走，不断地走出自己的家庭，不断地进入别人的家庭，同时又不断地被他人所入侵。推拒与诱惑同在，真实与虚假变幻，罗望子对现代人的角色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老相好》三篇是在这种观念下的颇具游戏性的尝试，罗望子在与张钧的访谈中谈到：“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我对于生活的一种比较准确的表达，它们是一种虚拟的真实的生活。至于你说我是危险的叙述，还不如说是一种冒险式的叙述。当时我确实是想产生一种互文性的效果，一方面是从语言感觉上的互文性，每一篇换一种语感，但又互相渗透；再一方面就是故事的互文性，三篇小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相好》借助的是旧得不能再旧的“三角关系”，但表达的却是罗望子对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新的看法。那种人对世界的担心，对来自身边的威胁的恐惧，以及纠缠于其中的空虚与荒谬构成了罗望子现代写作的核心语义，同时，我们透过小说也可以体会到作者的善良和希望，体会到他对“小人物”同情与悲悯的叙述立场。这种“弱恐惧” 构成了罗望子现代写作的核心话义。罗望子在小说中理埋藏了许多的善良，许多的努力与希望，包括在前期少年小说中，即使他们的人性真有了令人惊讶的先天性的扭曲，即使他们游荡在社会学与刑法学意义上“犯罪”的边缘，但依然给予种救赎的努力，显现出一种与扭曲同在的同样令人惊讶的“道义”。所以，重要的是叙述人的立场，一种同情与悲悯。当罗望子发现了这一点时，他就必然地重新发现并认同了契诃夫，罗望子写道，“这几天，我在重读契诃夫的小说，不断地表现出一种非常幼稚的惊讶，因为这种惊讶不应该发生在我这样一个写作者身上的，我为此而羞愧。我对契诃夫这样的作家，了解得太少了，但我也终于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追随他的原因。大家，一百年后还是个大家。同时，我也得承认，正因为我还有惊讶和发现，我才能确信自己还有继续写作的激情。”有此种人文情杯的作家是应当庆幸的。 

　　由于有了《旋转木马》、《漫步月球的马拉松选手》，罗望子很容易被人看作是一个寓言作家。其实，早在罗望子的回忆小说阶段，他就已流露出一定的寓言主义倾向，如对历史的重写与虚构，在那些作品中，历史只不过是一个载体，所寓之义却完全是作家对世界对生活的感悟。《老相好》系列属不属寓言小说呢？我们觉得也有这种味道。正如前文所言，三角关系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旧的叙事模式了，但罗望子通过对这个叙事模式的戏仿，表达了他对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如果仔细搜寻，标题与细节的象征在罗望子的小说中是普遍存在时，比如《小雷鸟》中的小雷鸟，实际上是一个诗意的过去的精灵，它的真实与虚幻的飘忽不定的影子实际上标明了过往岁月的碎片般的隐现，因此，它与主人公构成的关系其寓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在一篇有关罗望子的评论里，曾经就《旋转木马》概略地说过：“寓言化的方式是罗望子潜心多年的收获，上佳的表演是近作《旋转木马》，我们认为，这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的作品，说得过分一点，即使放在整个新时期小说史上，它也是要给予留心的。罗望子显然从传统小说模式和后现代主义文学那里受到启发，他以童话和寓言的方式写出了他对人类生存的忧虑和批判。”这话过去已经多年，今天再看依然充满信心。作品通过视角(TAMEN/NIMEN/WOMEN)的转换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木马的遭遇，写出“人”对“物”(玩具)(但这时的物已在拟童话中获得了生命)的蹂躏；第二部分是人对木马的异化了的寻找，但当中不乏温情与希冀；到了第三部分，主体又回到了木马，这时的木马完全拟人化了，它们构成一个大逃亡的故事，然而，逃亡失败了，虽然，这其中曾经经历诗意和牧歌般的生活，但这诗意与牧歌很快就被撕得粉碎。在谈到此作的写作过程时，罗望子曾说他原想只写第一部分，但第一部分未能尽兴，于是就有了第二部分，尤其是第三部分，他写得最为顺手，他认为，“这一部分的场景，每一幅都可以绘成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他这样理解自己作品的寓意：“彼时的我，对人类世界的图景是那么绝望，我无法愤怒，但是我可以忧虑……。”这是罗望子最好的中篇之一，视野开阔大气，风格奇崛华丽，童话、寓言、流行语、新闻体以及对古典牧歌文本的模仿，使之成为一个“拼贴”的文本，一次语言的狂欢，我们在那篇短论里这样结论道：“透过话言的喧闹和文本的狂欢，是作者几近绝望的呼告。” 

　　《旋转本马》的风格在《漫步月球的马拉松选手》中又得到了发展，这也是一个拼贴的戏拟的文本，同样是寓言化的成功之作，科学报告的真实性与商业广告的虚假性，人的生活的真实与欲望带来的虚幻性构成对比。不过，在这里，人不再是木马，人直接登场，故事的结局也由此相应地变为人的出逃与失败。不过，要指出的是，《漫步月球的马拉松选手》虽较《旋转木马》有所发展，但从叙述上却不是最好的，它应该更节制些。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对于一个人文主义与技术主义并重的作家来说，谈论他是困难的，总觉得左右不得逢源，并且时不时要亮出自己的判断：你到底更看重哪一点？而作为一个作家，支持自己的这种理想显然也很不轻松，也许正因为这一点，罗望子一直被不少人判断为一个执拗的、晦涩的、负担过重的、似乎总也写不出“好看的”小说的作家。 

　　但罗望子的意义恰恰在于此。从近作《美杜莎》、《灰姑娘》、《睡觉的哲学》看来，罗望子依然跋涉在他认定的小说之路上，这些作品对现实与人的介入更深了，这种深体现在他对现实的每一种变化对人所产生的压迫，体现在他对人的内心深处无法言说的细微的生命体验的体察与关怀。《美杜莎》看上去好象很单纯，但却构成了许多的错位关系，高桥与美杜莎、高桥与系主任、“我们”与高桥、高桥与可可、美杜莎与厨师……由于技术的支持，使得这种关系如排列组合一样几乎没有穷尽，而每种关系又都呈示出某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错位与尴尬。《灰姑娘》从改制、拆迁等普遍的社会问题起笔，经由一个滑稽情节的过渡而具体到小科员陶幸福、花枝与保姆臧红花之间的故事，在一种无以言说的氛围的压迫或者说推动下，人物不由自主地向着不可思议的前方奔去，终于导致了全面的崩溃。《睡觉的哲学》也将故事框在家庭内部，借由儿子是否寄宿学校这一小事的推动，在那种煞有介事的认真与繁复的动作中，呈现出的是人的空虚、无聊与相互间的渐行渐远。这些作品较之他前期的同类作品有了一种“放大”的感觉，“显微”的感觉，因为这种放大与显微，使作品似乎有一种不真实的、陌生的效果，而这一切又是以写实的手法并且是在现实的语境下叙述的，这样的对比使得小说产生了怪诞的美学效果。 

　　这是人文的，又是技术的。罗望子已经越来越使这两者超越我们常说的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而融合成一种小说的精神。即使依然是从两分法的角度讲，对目前的小说创作来说，这都是应该反复申说与强调的。自新生代小说式微以后，这些东西早已成了小说最严重的失落。对现实的恋癖式的趣味，对视听娱乐以及传媒技术的屈从，使得小说越来越忘记了自己的身份。我们的意思绝不是说小说不应该发展，而是说小说的发展应该有属于它自己的道路，应该体现自己的传统与积累。如果这样来认识的话，从现代小说历史看，任何人也不能否定小说的人文精神与技术演进这两个方面，只有当小说在生长中不失自己的面貌，即使它与这个世界形成了对抗，那这种对抗也是这个世界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动力之一。 

　　我们套用罗望子的小说，将这篇短论取题为“漫步在小说中的马拉松选手”，以表达对坚持而超迈中的小说家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