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小城的唱叹

　　——《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读札 

　　黄毓璜 

　　一群小城爱乐者的悲欢离合，一支业余乐队的风流云散，一回街头演出的梦幻碎灭；作为这部长篇外在的情节脉络和内在的艺术驱动，推演开一个饱含生命酸楚的小城故事。没有惊心动魄，没有大起大落，故事与生活一样琐细，和日子一样惯常；一切都如同人生那般有枝有叶也如同人生那般无典无章。唯其如此，回荡于作品的一泓凄怆情韵，才充分地贴近了普遍的世俗况味；也唯其如此，一个由通常的欲望、冲动、龃龉构成的文本，才有效地经由平淡世事、习见世相的内情照察，经由涵茹语言智慧和情感张力的灵动叙事，取得一种真切性、亲和感、涵盖力，从而生成超越具象和现世的可能，有效地激活读者的经验、接活读者的想象，感受生命无常的普适性像，领悟人世苍凉的亘古感伤。 

　　命运在社会震荡中所受到的冲击、家族在世道变迁中所发生的沉浮，人生、人性在现实关系中所遭遇的扭曲、创伤，历来是大篇制、大跨度写实作品长盛不衰的话语；《幸福花决心要在尘土里开》的架构，似乎可以说大体参照了这一艺术向度；艺术选择的特定性只是在于：一切与音乐有关。音乐沟通了心灵，音乐组合了“多来蜜”，音乐就是“多来蜜”这个“家族”的血缘。这个音乐家族的命运，其实也正是一种喻象——借助那些与音乐相系结的光 荣和梦想，那些数不清的苦恼和忧伤，传达了一次“乐”与“人”的关涉，一次“肉体世界”跟“精神世界”无可规避的碰撞。 

　　“多来蜜”是松散的民间组合，“多来蜜”人多是小城不起眼的小人物，在音乐的王国，他们充其量是有一张临时居留证的移民群体，固然算不了“学有专攻”的乐人，也未见得能像贝多芬那样，对于“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具备深度的体验、充分的理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借助音乐这一真正的普遍性语言的直觉把握，去做出心灵的诉说，去瀑裂精神的火花，去表达自己内在的和谐，在自由的、有节律的感叹和抒发中寻找心灵的慰藉、受用自我倾听的幸福。不妨说，他们自觉地接受音乐的召唤，领受音乐的光照音乐的荫庇，一如昆虫之趋光飞鸟之投林。 

　　西方有句谚语：“哪里有音乐，就不会有坏事”。“多来蜜”确实颇多人间的柔情、家园的蜜意，来自“三教九流”的人们，未见得一律心灵崇高而才华横溢，然则一旦音乐集合了他们，一旦偶尔告别现实的尘嚣，生命的热忱便被激活，自由的精神便被释放，灵魂便经受过洗礼似的得以净化。当我们不只在“第二现实”的聚会中感受到演练者们节日般的欢乐狂放，并从这个底层群体在艰难世事中的日常细微感受到几多素朴良知、几多相濡以沫的人际温馨，便会觉得卡伦的话无比精当，他在《艺术与自由》中说过：“正是音乐造就了音乐家，而不是音乐家造就了音乐”。 

　　集中体现了“人”与“乐”之关涉的是“多来蜜”的“永远的司令”。李冬生或许还称不得什么音乐堂奥的登临者，然而，他确实跟音乐保持了一种纯洁的关系并为之全身心地专注投入；特别是：为了乐队勉为其难的生存与守护，他动人地付出的包括爱情、家庭在内的克制与牺牲。在我们浮躁浅薄不肯安于平常的时代，艺术与人类浪漫天性已经发生大幅度的剥离，役使艺术跟权势调情、跟利益联姻已然纷纷扬扬地蔚为大观，“到处都是些想出锋头的个人，看不见为全局和事业服务而宁愿把自己摆在后面的那种忠诚的努力”，歌德当年面对浮躁音乐界的慨叹不幸于今尤烈；作家以这位“司令”提供了一例“反证”，充分激赏、钟爱有加于为那个“纯精神”、“纯消费”型的乐队而忠诚努力的经营者，一个痴情迷恋“内心生活”、执著追求“自我实现”者，一个不入流于“另类时代”或者说一个“另类时代”的“另一类”，其艺术倾向、艺术命意的现实性应当不言而喻。诚然，李冬生还过于缺乏一点“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我们可以向他讲谏：生活原本需要忠诚也需要“聪明”，需要某些入世的融通和必要的斡旋，我们却无法去嘲笑一个精神求索者在现实制肘中无可奈何的困窘、无助和惨败，更何况，在社会“不合比例的变形”面前，主人公奉行的坚持和拒绝，无疑昭示了自由生命不妥协的行进和应然到达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冬生的悲怆连同其乐队的解体，与其说是现实否决了他，毋宁说是现实批判了自己。我读这部长篇，透过主人公“不合时宜”的行状和身不由己的困境，透过作家为其主人公命运雪霜相加的一唱三叹，每每在感受生命柔弱的同时，触摸到作家人文情怀的温热，在感受命运不可抗力的同时，触摸到那份对回归自然天性的趋鹜向往以及对人类健康生存的终极期冀。 

　　应该指出，在生命和现实的撞击中，作家是困惑的也是清醒的，长篇的整体结构方式，正是临近生活哲理、贴近历史真相地展示生存与发展两大根本需求这个人类进程上一组难解矛盾的方式。当音乐成为精神的喻像、精神成为幸福的寓所，“幸福花”“用什么来灌溉”就不独是个“发展”的设问，同时更是个“生存”的提问。这固属是个十分古老的问题，然而，在现实的家庭、学府、官场、商场、文场、情场乃至丧乐队、火葬场之中串演出种种相当“现代”的尴尬活剧，我们分明窥见到那古老题义绽开了年轻的微笑。既然赵海的乡里行、丹蓝的都市梦、于少白的出走、林之月的屈就都不是那“一组矛盾”的解决而只是其“难解”的注脚，那么，那一抹“年轻的微笑”就分明带上了一种矜持并揶揄的性质。作家没有解决生活矛盾的义务和能耐，却常会萌生理想的浪漫和欲求，我是想说读者大概能注意到：“回归”和“向往”是浩泉的一个不能释怀的情结。他的另一部长篇《世纪黄昏》，曾经让被现实否决也否决了现实的主人公踏上了归向“自然”之路；到了这部长篇的结局处，回归的呼唤和向往的热忱再度高扬。浩泉是否认同了“社会是肉体的世界，自然是灵魂的世界”不必妄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为安置心力交瘁的主人公的灵魂，浩泉再度选择了村野，选择了土地，选择了仁爱、圣洁的“大自然”。大自然是什么?是生命的滥觞?是人类遥遥的故乡?是一种造化万物、繁殖神秘的感觉?思念及此，贯穿于长篇之中的那条时隐时现的“蛇”，便在眼前飞舞了起来；一条出没于主人公家族历史的灵蛇，也为长篇的抽象意味注入了生成可能和延拓力度，发生在小城的故事，因之而蒸腾出对于生命奥秘的悠悠思绪和对于自然律动的深深敬畏。 

　　雨果曾经赞叹大自然的“伟大设计”，欧文·斯通则说过：“最伟大的药方就是大自然”，在离自然日甚其远的当下，身陷他缚、自缚之中的我们，有勇气挣脱枷锁吗?为了投入自然博大的怀抱；有理由期待于大自然的疗救吗?为了人类成长必须经历的蛇蜕般的痛苦。 

　　2005年春节于金陵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