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人性的探测和心灵的发现

　　——小说集《颜色》读扎 

　　无锡是任智民至今厮守的故乡，也是我就读中学并开始在报刊发些稚嫩短文的故地。他比我年轻许多，我到那里时他大概还没在家乡的户籍上“注册报到”。等到几十年后，他已是一家苗头很足的文学期刊的资深编辑，我则几经辗转而定居南京以文为业了；或许包涵怀恋旧地这层因由，我的不少文稿就颇为频繁地到了他的案头。他异常地认真、尽职，有了起先的电话联系和后来的结识；可知如今彼此称老朋友，并非说已经相与日久、往还密切到“知根知底”；其实是指那种直觉上认定为“老交”的、“牢靠”的朋友。 

　　山明水秀的无锡是一方造就物质与精神的沃土，更以造就人的“精明”、“活络”著称。智民诚然多有地域文化赋予的质地，只是我对他的好感，他的让我觉得可靠，恰恰缘于他的谦和、低调，缘于其近乎“寡欲”的淡泊、近乎“朴讷”的实诚。这些年到无锡参加过那么多文学活动，没见他露过一次面，记得有一次不得不对我做出解释了，便说：“开会总得讲闲话，谈不出啥名堂经的”。在南京的几次小聚，谈稿子、谈孩子谈得汗汗漫漫，唯独没提及过他的创作，以至直到这次，电话里让我给他的一本小说集写篇序，才知道他在“为人作嫁”之余，已经缝制了几多“自己的嫁衣”。 

　　自度不是一个肯化功夫、能够“潜心研究”者，以往给人写序做评，都是“通读一过”便开机打字；这本书稿却让我一字一句地读了两遍。不是因为“难懂”，文本中那些套迭结构、本体象征、模糊把握等等“现代布设”，早经进入我们的阅读习惯；也并非因了“可读性”，尽管“悬疑”、“突转”以及“计白当黑”、“曲终奏雅”等手法的运用，很能调动陌生感和好奇心；巧喻妙譬的语言韵致，更可以让读者联想到他的同乡前辈——联想到钱钟书先生小说创作上的看家本领。智民的小说须得细读，主要由其“语法结构”的多面、多重性所决定：表层结构是裹挟了人生诸象的世俗故事，是那种熟识而陌生、顺理成章而又突如其来的情境演化；在结构的深度层面，则往往曲径通幽、境生象外，多能经由灵通的叙事，暗示某些未经表述的部位，诱导我们挟带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去领略熨贴于人生而临近了哲理的事外远致。 

　　读者不会忽略这本集子里一些小说的命名，比如《颜色》、《味道》、《声音》。用了“色”、“味”、“声”来标称几部小说，也许只是想为文本做出“提要”和“启示”，有趣的是，它们也正好贴切了我从接受机制上对其创作的一种认定，我是说进入他的文本，是需要“辨色”、需要“品味”、需要“倾听”的。 

　　智民的小说叙事多指向日常，然而，把它们看成是“世情小说”的现代版是皮相的。他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作家，他总想让我们从“故事外”去领悟一点什么。被作品穷形极相了的人际恩怨、人情冷暖和人世沧桑，常常只是为某种“抽象意味”的生成夯实基地、造设契机。当一个关于“情仇”的故事（《颜色》）以人物悉数死亡告终，我们似乎辨识出一种弦外之音：念念不忘宿仇旧恨，实乃人类最强固也是最酷烈的天性，它足以使本可痊愈的伤口永难愈合；当一个涉及“利权”的故事（《味道》）被“鱼”和“鱼泡”演绎出世态的炎凉，我们仿佛若有所悟：物质欲望并非表现为“需要”而是追求“拥有”，乃是生命最荒诞也是最无奈的悲剧；当一个有关“家谱”书写的故事（《声音》）遭遇诸多质疑和尴尬，我们从中可以听到主人公的其实也是作家自己的潜在心声：“顾及体面”或为人情之常，“显摆”荣耀则可谓人的最隐蔽也是最深刻的卑鄙。应当得到强调的是：几部小说临照世界的方式，表现为俯瞰的姿态，借助现实与历史的反复交错，展示丰厚而驳杂的历史内情，探测处于自我冲突之中的人的心灵事实。唯其从一个高的视点去审察人生的细微和心灵的幽隐，成就了艺术的提挈和扼要，差不多可以成为一组关涉色、权、利、名的人类寓言。 

　　品读这本《颜色》，大体可以认定：智民虽然颇为注意人的社会角色位置包括其历史变迁，虽然他对社会人生保持着充裕的兴趣，但归根结底，其艺术关注在于人的心灵，同时，他也是一个为内心写作的作家。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能够标识鲜明而气韵生动地示人以真切、亲切，诚然在于笔墨中融化了经验、知识、悟性等等因素，但更在于动作、行状的组织中，始终执著于心灵的叩问，尽力在能够激起作家自己心灵颤动的部位达成心灵的捕捉和发现。在这层意思上，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老屋》中那位章师母的塑造。 

　　冗长的时间延续、逼仄的空间栖居、乖张的婚姻、不堪的子女、拮据困顿的日脚、近于荒漠的精神——章师母多舛的运命确乎如“老屋”一般衰败，难免会让人想到叔本华的名言：“人生，即抛掷在痛苦和无聊之间”。然而，《老屋》没有成为叔氏话语的注疏，作品差不多用了对照的方式，透过人物冷酷的外部境况，呈现一种热烈的内心世界。热热乎乎地招待昔日的邻里、闹闹腾腾地操办儿子的婚事、快快乐乐地在屋中搭建“新屋”、风风火火地要包揽疑难杂事——生活给她带来匪夷所思的艰窘，而她同样匪夷所思地保持了一份不曾泯灭的希冀，一种未经磨损的盎然生趣。作品自然无意在这里为一种“母性”、“妻性”造像，无意为一种生命的韧毅唱赞，甚至也无意认同属于一个阶层、属于一个民族固有的忍受力和承载力，它只是以一种多少带有麻木的善良，以一种过度殷勤的热忱，呈现几许古道热肠的同时呈现一颗无奈的苦涩心灵，传导几多底层情境的同时传导一缕酸楚的人生况味。 

　　应该说，智民的小说，如同其“结构语法”上融通着社会、人生、人性诸多层面，他的“心灵关怀”也是跟社会关怀、人生关怀、人性关怀一体化的。《旋转的水》作为一个“介绍”的故事，《兄弟》作为一个“等待”的故事；既表现出人的非正常的社会遭遇和人遭遇的社会的非正常，也表现出生活中随时可遇的、带有普遍性的人生困境；当然，更为着力的仍然是人性的部位、心灵的部位，前者的受人蒙骗糊弄后者的被人蔑视捉弄，按照心理学的规律，可能引发的憎恨常常是猛烈的，只是在这两篇小说的立意上，一反智民作品里多见的“复仇”主题，在情节的运行和故事的结局上转折向心灵的抚慰和本我的回归。虽说“美丽的谎言”毕竟是谎言，虽说精神家园的回归之路其实渺茫，作品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深深的迷惘和久久的怅然；然而，这不仅就是艺术效应的题中之义，给弱者以慰勉，给伤痛以诊疗，也昭示了智民艺术创造中分明流动着一脉生命眷顾的暖意、一泓心灵挚爱的温馨。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习惯跟社会与人相“对视”的、对天性向恶的人性倾向高扬批判精神的他来说，十分重要；还不妨说，对于时下文学创作的偏斜来说，更不失为有益而必要的提示。这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了如果我们要向在时尚风向中飘泊的文学呼唤什么，首当其冲的是“根性”的呼唤，亦即呼唤“爱”这一文学赖以存活的息壤。 

　　2006-11-1　 于南京碧树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