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江堤下的那座小屋

　　一　

　　很少有人现在还记得1995年5月27日那个傍晚的情景，但是陆明才记得。那天他拴好小船，从江堤上往回走时，突然觉得风是从对面刮过来的，带着湿漉漉的水气。他抹了一把脸，心想：东北风，雨祖宗，今天夜里一场雨怕是逃不掉了。 

　　也在这个傍晚，同村梅存根家的母猪开始“作窠”，那是要下崽的信号。母猪下崽是农家的大事，梅存根早早地吃过晚饭，就来到江堤脚下的猪舍里守候。过了半夜，母猪还没有大动静，人却有点迷糊了，但迷糊中他分明听到外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他打了个激灵，开门一看，外面风雨大作，呼救声好像是从江面上传来的。“不好，怕是翻船了！”他跑上江堤，只见江面上隐隐约约有几个人影，爬在黑黝黝的一块什么东西上面。“果然是翻船了”！想到这里，他连忙朝陆明才家跑。 

　　陆明才在全村水性最好，心肠也最热。而且，他家那三间小屋就紧贴在江堤脚下。 

　　听说江里翻船了，陆明才二话没说，披了件衣服就往江边跑，一边跑一边扣钮扣。老伴徐兰英也跟着起来了，她知道，遇上这种事情，这一夜是不会安分了。她开始给落水者准备姜汤和换的衣服，心里一遍又一遍地祈祷着：破财事小，可千万别损了人！ 

　　往江边跑的两个人跑到陆明才打鱼的小船边时，才发现船是锁在岸上的，刚才走得急，陆明才忘了带钥匙。如果再回去拿，又要耽误不少时间，这时候，可真是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陆明才朝江面上望了一眼，那边的呼救声被风雨撕得很碎，显得有气无力。他当即操起船舱里的一把榔头，三下两下把锁砸碎了，然后跳上小船，发动了挂桨机。见水性不好的梅存根犹犹豫豫的不敢上船，他吼道：“你跪在船上不要动，用应急灯给我照着。” 

　　江上风很大，超过了七级，再加上雷雨交织，小木船在风浪里像个可怜的无人认领的弃儿，被粗暴地推来搡去。陆明才凭着几十年练就的好身手，驾着小船渐渐靠近了呼救者，那是一艘体量不小的铁壳运输船，像只大水瓢似的倒扣在江心里，船底上爬着三个人，已经喊不出声音了。陆明才怕对方的铁质船体碰坏了挂桨机的叶片，只得冒险停掉发动机，用木桨划着往上靠，风浪中几经进退，终于抢在铁船整体沉没前的最后一刻，把三个人救了下来。 

　　回到家里，徐兰英马上让三个人换上干净衣服，又给他们端上热呼呼的姜汤，一边庆幸地说：“破点财不算什么，人没事就好。” 

　　可是她不知道，人家不光破了财，人也出事了，而且是大事——还有三个人没有上来。 

　　那个三十多岁、清瘦而精干的船主叫袁孝清，湖北枝江人，这次满载着价值70多万元的农用卡车和柴油机从江苏无锡运往湖南常德，大清早才从无锡出发，当天夜里就遇上了大风，船翻了，货沉了。那三个没有上来的人中，有一个是他的妻子，另外两个是船工。 

　　祸从天降，家破人亡，这样的惨剧陆明才看得多了，行船自古三分险，他能说什么呢？看着人家这个样子他心里也苦，但心里苦还不能表现出来，不然人家就更站不直了。他只能帮这个两眼一抹黑的外地人多做点事，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因此，当束手无策的袁孝清突然跪在他面前叫他“爸爸”时，他郑重表示： 

　　“孩子，别怕，我帮你！” 

　　二 

　　这里是长江下游的一个小岛，从地图上看，就像浮在水中的一片柳叶，陆明才就生活在这片柳叶上，种田、打鱼、养猪，一年到头很忙碌也很快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成家了，住到镇上的楼房里去了，他和老伴仍旧住在江堤脚下的三间小屋里。老伴说：不枕着江涛的声音，老头子睡不安稳。 

　　村子呢，老名字叫小隆村。58年大跃进时，县委书记在这里搞深耕，对这个名字很感冒：“小隆就是小农，小农经济，不好。现在要鼓足干劲，叫干劲村。”于是就叫干劲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县委书记被打倒了，“干劲”又不好了，再改，叫红光村，一直用到现在。但也许是习惯的原因，本地人一般还沿用“干劲村”的说法，只有在正规场合——会议、广播、或盖了邮戳的信函上——才会出现“红光村”。 

　　自从江里沉了一条运输船且死了几个人以后，这几天，村里人每每会遇到几个问路找“红光村”的，那都是风尘仆仆、满面戚容的外地人。这里的人不等对方说完，就会告诉他们：“噢，知道，是到陆明才家去的……” 

　　这些人都是从湖北枝江赶来处理后事的死者家属。 

　　陆陆续续来了几批，细心的邻居算了一下，向人们通报说：“不请不约，正好两桌”。 

　　乡下用方桌，一桌8人，两桌16人。16个人都挤在陆明才的三间小屋里，吃、喝、拉、睡，还要烧纸、嚎丧。陆明才和老伴在厨房里睡地铺，把房间让给他们住。房间住不下了，又住在堂屋。最后人多了，只得安排到附近的小工厂里去。徐兰英一天到晚忙着给他们烧煮洗涮，早上稀饭馒头，中午大米饭加四菜一汤，晚上面条、稀饭、干饭轮换。所有的开支都从陆明才的口袋里往外掏，因为袁孝清几乎是赤条条地被救上来的，他口袋里没有钱。 

　　这些还只是小钱。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一早，天就放晴了。陆明才先雇了一条挂桨船在江面上搜寻。那三个人生还是没有指望了，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天气已经热起来了，遗体也不能耽搁。然后他又带着袁孝清赶到海事局去报案。海事局有打捞队，报案是为了联系打捞。但一联系，傻眼了，打捞费要5万元，而且要先缴钱，签下协议，再打捞。 

　　5万元钱从哪里来？只有贷款。 

　　农经会贷款很方便，但袁孝清是外地人，贷款要有本地人作担保。而且光有人担保还不行，还要有足够的财产作抵押。陆明才的三间小屋不值钱，如果要担保，必须要他儿子签字——用儿子的楼房做抵押。 

　　农经会主任是陆明才的侄儿，他用圆珠笔敲打着贷款申请表提醒老叔：“5万元钱，你要承担全部风险的啊，如果他不还……” 

　　陆明才在回去的路上老是在想：袁孝清不会是那种人…… 

　　于是，他在半路上拐进了大儿子的家。两个儿子，老大叫学文，老二叫学武。有意思的是，叫学文的后来学武，当了兵；叫学武的后来却学文，搞技术。老大老二都住着楼房，而且都是党员。但老大在老山前线打过仗，陆明才固执地认为，但凡在战场上有过出生入死经历的人，对钱总是要看的淡一些的。果然，老大没有拒绝他，只是在拿起笔时，抿着嘴唇狠狠地想了片刻——但到底还是签了。 

　　家里还有5千元现款，刚卖了一窝苗猪的钱，放在席子下面还没捂热，陆明才拿出来，连同农经会拿到的5万元一起给了袁孝清。5万元是给打捞队的，5千元用于应付杂七杂八的开支。 

　　乡下人把这种事情称为忙丧，打捞死者、火花，再加上传统的祭奠仪式，总之是一个忙。别的事情忙得高兴，这种事情越忙越伤心。陆明才也整天陪着他们忙、陪着他们伤心。正是乡村的麦收季节，人们走在村路上，脚步显得很仓促，连狗也作出日理万机的样子，脑袋上常常沾着几根新鲜的麦草。陆明才家的两亩麦子也熟透了，但为了几个落难的外地人，他早就把农时节令忘记了。 

　　老伴徐兰英没有忘记，但这段时间她是“大内总管”，也腾不出手。拖到后来，只得请了几个帮工，一个晚上把麦子草草收割了。老人总觉得有点委屈了这两亩麦了，今年的麦子长得多好啊，桌面儿似的，田这头推一把，田那头跟着动，可到了最后功德圆满的时候，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袁孝清离开扬中时已是七月中旬，在这40多天里，生命的痛苦和美丽给了他太多的体验，他遭受了人生中最铭心刻骨的痛，但也因此结识了一个让他一想起来心头就感到温暖的好人。离别前，他和陆明才约定：到春节时，他一定带着两个女儿来扬中过年。 

　　三 

　　禁渔期过了，陆明才的小木船又出港了。落潮下网，涨潮归航，一杯浊酒，几度夕阳，一个渔佬儿的快乐是连皇上也要忌妒的。夏天的江风中混杂着鱼货和淤泥的腥味，有时候，陆明才会对着浩荡西来的江水浮想联翩：袁孝清也住在长江边，他那边是上游，我这边是下游，相距好几千里，那么，这叫不叫“一衣带水”呢？ 

　　日子朝朝暮暮地过去，偶尔大儿子学文会来告诉他，袁孝清来电话了，问爸爸妈妈好。说他回去后，把船修好了，又开始跑水运，争取早日还清银行贷款和爸爸这边的欠款，且一再叮嘱爸爸保重身体，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就不要上船了。每每听到这些，陆明才心头总是暖融融的。 

　　转眼到了年底，一直与陆明才音信不断的袁孝清突然像从人间蒸发了，不但没有一封信，连电话也没有。这边打电话过去又没人接。风声传出去，有人说陆明才遇了个顺手牵羊的骗子。陆明才心里也很纳闷，但他不相信袁孝清是骗子，他想，袁孝清肯定是跑长途出了远门，没时间写信打电话。又想，原先说好来过年的，说不定他不声不响，哪一天突然出现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惊喜。他叫老伴照袁孝清和孩子来过年的规格准备年货，自己一早一晚往学文家也跑得多了，去了也不说什么，坐一会就往回走，神情有点闷闷的。学文知道，他是探听有没有枝江的电话。 

　　春节一天天地临近，又一天天地过去。在整个春节期间，全家人谁也不提袁孝清，仿佛那是一道不吉的巫咒。初一过去了，初五过去了，元宵过去了，各家场头上那有如落花似的鞭炮碎屑已经在雨雪中渐渐地褪色了，枝江方面还是一点音信也没有。陆明才终于忍不住了，他偷偷给袁孝清的姐夫李友松写了一封信，其实信中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番很家常的问候：孝清身体如何？两个孩子成绩好不好？答应到扬中来过年的，怎么没有来…… 

　　半个月以后，终于接到李友松的回信了。陆明才曾经设想过无数种可能，唯有这一种不曾想过： 

　　袁孝清死了！ 

　　还是翻船事故，这次是在洞庭湖。 

　　陆明才不明白灾难为什么老是死死地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他寝食难安、神思恍惚，常常站在江堤上向着上游呆呆地眺望：袁孝清死了，他的老母亲和两个女儿今后怎么过呢？ 

　　老伴见他整天魂不守舍，就说：“要不你就到那边去看看。死者倒也罢了，孩子可怜啊！” 

　　那么就去一趟吧。陆明才买了一张全国分省地图，在湖北找到了那个叫“枝江”的地方。长途汽车在沿江公路上颠簸了30多个小时，途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第二天傍晚，车到枝江。他又雇了一辆当地人叫作“麻木”的简易机动车，给车夫说了要找的地址：七星路40号。 

　　在家里和路上时，陆明才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枝江，跨进袁孝清家里。可现在到了枝江，即将跨进袁孝清家里时，他反倒有点胆怯了，他希望车夫慢一点，因为他实在不忍心面对老人和小孩那凄苦的目光，也不知道自己该对她们说什么才好。 

　　七星路40号的三层楼房贴着银行的封条，铁锈斑斑的门锁锁住了这个家庭往日的富足和温馨。在楼房边一间简陋的小屋里，陆明才见到了袁孝清76岁的母亲。老奶奶对远方来的客人刚说了一句话：“孝清还没来得及报答你的恩情啊！”就已泣不成声了。哭了一会，才想起该把女婿李友松叫来陪客人，又急匆匆地出门去了。 

　　两个孩子放学回来了，见了陆明才，有点认生，站在那里不说话，流泪。陆明才走上前，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给她们擦去眼泪，然后带着他们上了大街。 

　　苹果喜欢不喜欢？香蕉呢？噢，菠萝…… 

　　孩子喜欢什么就买什么，苹果、香蕉、菠萝，一路买过去，为的是从她们脸上看到几缕笑容。 

　　爷孙三个满载而归。李友松也来了，他说，好几个月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脸上这么舒展了。 

　　李友松告诉陆明才，袁孝清人死了，却留下了44万元债务，作为抵押品，房子已被银行查封。他骂道：“这个讨债鬼，家破人亡不够，还要倾家荡产；倾家荡产不够，还要赔上两个女儿的前途——今后，恐怕孩子上学也成问题了”。 

　　陆明才只觉得心里堵得难受，晚饭吃了一点就休息了。这一夜，他辗转难眠。 

　　苍天有泪，第二天，大雨倾盆。陆明才要踏上归程了。 

　　“爷爷，咋来？”孩子上学前问他。 

　　咋来是当地土话，就是什么时候再来。 

　　他说不清什么时候再来，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心已经留在这里了。 

　　陆明才这次出门一共带了2千元钱，到了枝江还剩下1千7百元，他留下4百元作回去的路费，把其余的1千3百元全都给了奶奶，并且郑重承诺：“孝清也是我的儿子，袁军袁玲也是我的孙女，今后，我供养她们上学，一直上到大学毕业——你们别担心，我有钱。” 

　　上车以后，他突然想到袁军马上要过10岁（虚岁）生日，就又从不多的路费中抽出100元，从车窗里递出来，让奶奶到那一天给孩子买只蛋糕，祝她生日快乐。 

　　车子缓缓开动，挥手之间，车上车下泪眼迷离。 

　　四 

　　陆明才的收入主要有三块：一、捕鱼；二、养猪；三、种地，这座次是按照收入多少来排序的。种地最不来钱，但正如早年的那条墙头标语所说的：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二亩责任田，每年产粮不下三千斤，除去全家人的口粮，还足够母猪和苗猪的吃喝。过去有两句老话：“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那是把饲料粮算进成本里的；如果粮食不算钱，那肯定是赚。特别是养母猪繁殖苗猪，一年两窝，坐赢不输。而且近年来母猪经济在家庭收入中的座次大有问鼎之势，原因是，捕鱼的收入日见低迷。 

　　陆明才弄不明白，江里的鱼为什么越来越少了。两条挂桨船拖着沉底的大网一路包抄，有时起网一条像样的鱼也没有，只有一摊乱七八糟的饮料罐包装袋之类的垃圾。陆明才从小就喜欢捕鱼，这不光是靠水吃水的生计，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那时候哪怕只用一张小扳罾，悠哉游哉地坐在那里等，也保管网网不空。每年初夏开田插秧，渠道里、水田里那个鱼啊，争先恐后地直往田岸上跳，往人的脚面上跳，女人和小孩用竹篮就能捞到。长江三鲜——鲥鱼、刀鱼、河豚——历来是这座江心小岛最值得夸耀的美味，到了70年代中期，普通农家的餐桌上还可以见到鲥鱼，当时鲥鱼只有几毛钱一斤，价格和鸡蛋大致相当。可现在呢？一次某大老板因为接待贵宾，许诺一万元一斤，发动鱼船下水捕捞鲥鱼，三天时间，连一片鱼鳞也没有见到——野生的长江鲥鱼早就绝迹了。 

　　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但陆明才的小船出港的次数却越来越多。即使天气不好，他也不肯歇着。捕到的鱼，不管大小，也不管贵贱，他自己一条也舍不得吃，全部拿到市场上去卖掉，把钱一点一点地攒起来，寄到枝江去。对两个孩子的承诺让他的思维变得单纯而明净，甚至带着几分童话色彩。例如，起网了，看到几条小鱼在网眼里跳跃，他想到的却是袁军的一条裙子或袁玲的一只书包，那种感觉让他如坐春风般地很陶醉。有时候，他会突然想到两个孩子来信中的某句话，忍不住笑出声来。特别是袁军在好几次来信中纠正他的错别字，一副好为人师的语气让他觉得很受用，他甚至想故意写几个错别字，让她继续纠正下去。还有，以前孩子来信时，开头的称呼只有“爷爷”，因为到枝江去的是“爷爷”。现在，她们知道把“奶奶”和“爷爷”排在一起，这说明孩子开始知事明理了。老伴为此很有点“受宠若惊”，兴奋了整整一个晚上。 

　　汇款要到八桥镇上的邮局去，去得多了，邮局里的人都认识他了。不仅认识，还掌握了他汇款的档期：开学前夕，春节前夕，还有两个孩子的生日前夕。有时，他们发现老人的汇款不在档期，便问：“老陆，今天汇款是什么主题？” 

　　陆明才便喜滋滋地告诉他们：“孩子考得好 —— 一根棒两只桃子哩，奖励奖励。” 

　　有一次，汇款的档期到了，可钱还没有筹齐，陆明才只得忍痛把半大的苗猪卖了。苗猪才一个多月，正是见风长的时候，老伴说，就像把女儿卖给人家做童养媳，心疼哩。陆明才说：苗猪卖了可以再养，耽误了孩子的学习就补不回来了。 

　　岁月如江风一般拂过小岛上的四季风景，也拂过陆明才老人脸上的欢笑和忧伤，转眼之间，6年过去了。 

　　2002年3月的一天，袁军无意中收看了江苏卫视的《情感之旅》，节目中那些寻常巷陌的情感故事，触动了她心头的渴望，她鼓起勇气给江苏电视台打电话，希望能帮她们姐妹俩圆一个梦：见一见江苏那个一直帮助她们抚养她们的好心的陆爷爷。《情感之旅》栏目主持人陈怡随即来到枝江采访了姐妹俩，采访结束后，又把她们带到南京。而后在电视台的安排下，陆明才和老伴也来到了南京。为了让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出现在节目现场，先没有让孩子与他们见面。 

　　在江苏电视台演播大厅，主持人陈怡问袁军：“在你的想象中，陆爷爷家是什么样子的？” 

　　袁军想了想：“陆爷爷说过，他有钱……” 

　　大屏幕上随即播放了记者去陆明才家拍摄的场景：三间低矮的小屋前，两位老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在屋门口吃午饭，桌上只有一碗自己腌的咸菜。阳光洒在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两个孩子的脸上，四行泪水潸然而下…… 

　　主持人又问：“想不想爷爷奶奶？” 

　　“想！” 

　　“请爷爷奶奶出场！” 

　　陆明才和老伴从后台联袂而出，6年后再度相见，姐妹俩已由当年的小不点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陆明才不由得百感交集。而姐妹俩更是泣不成声，一头扑进爷爷和奶奶的怀里。相对于6年前的模糊记忆，爷爷明显苍老多了。在她们看来，这个并不富裕的爷爷其实更真实，更可亲，也更值得她们敬重记怀。 

　　袁军的班主任陪同来宁，节目做完了，陆明才向她了解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老师顺便说到：“陆老，初中是义务教育，高中费用就大了。” 

　　这一年，袁军读初三，马上就要中考；袁玲读初二。 

　　陆明才说：“没关系。我说过的，要让她们读到大学毕业。” 

　　三年以后，袁军考取大连海事大学。8月，她带着录取通知书来到扬中。 

　　陆明才让她住在二儿子学武家里，这不光因为老二家房子宽敞，更因为学武的女儿陆敏明年也要参加高考，让她们姐妹交流交流。 

　　袁军在扬中住了十几天，她每天都到爷爷奶奶这边来帮助干活，烧饭、洗衣、喂猪、种菜，什么都做，江堤下的这座小屋里，不时飞出祖孙两代人的笑语欢声。天色晚些的时候，她会站在江堤上远眺江面上的捕鱼船，像所有的孙女那样，盼着爷爷早点归来。终于看到爷爷的小船了，在所有的渔船中，爷爷的木船是最小的。老人端坐在船尾，那身姿有如雕塑一般。在他的身后，晚霞因迟暮而愈发艳丽，像绯红的标语一样贴在天边，也映在八月的江水里。 

　　月底，袁军要走了，陆明才把她送到火车站，并准备了5千元钱给她开学。上车前，老人又临时改变了主意，只给了2千元现金，因为夏天孩子衣着单薄，钱放在身上不安全。剩下的3千元，他到车站附近的邮局办了汇款。 

　　送走袁军，陆明才在回家的路上又特地去了那块江滩，十年前，他就是在这里送别袁孝清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默默地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心里说不清是伤感还是慰藉。真快啊，似乎一滴泪尚未淌干或几声笑尚未散去，十年就从身边悄悄地滑过去了。面对着无语东流的江水，他想说：孝清，你放心，孩子已经长大了。可说出来的却是：孝清，孩子长大了，我老了…… 

　　第二年，妹妹袁玲考取了武汉大学。 

　　五 

　　陆明才确实老了。 

　　他属龙，已经70岁了。这一带的人早先有两句开玩笑的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挑担豆秸上城西。”意思是说，在乡村里，有些70多岁的老人身子骨还很硬朗。陆明才原本也应该算在这“有些”里面，他打鱼、种地、养猪，一天到晚连轴转。骑自行车去县城，来去100里，当天返回，那是毛毛雨。可衰老在08年秋天的某个下午突然降临了，一次小中风，虽没有大的后遗症，走路却不灵便了。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属龙的、在江上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以后再也不能上船捕鱼了。 

　　不能打鱼，那么就种地、养猪吧。 

　　但地也种不成了，市里引进了一个造船项目，选址就在红光村，总投资十几个亿，这不光在全县，即使在省里也是数得上的大项目，因此上上下下都很兴奋，像抱了个金娃娃似的。接下来就是征地、拆迁。陆明才的二亩地也被征掉了。 

　　没有地，母猪也养不成了。以前养母猪赚钱，是因为反正肉烂在锅里，饲料粮不算账。现存没有地了，到市场上去买配方饲料回来养猪，弄得好能赚点辛苦钱，弄得不好还要赔。况且养猪还有一大收益是图个“猪屁股”，也就是肥料。不种地，“猪屁股”有什么用？ 

　　打鱼，养猪，种地，传统的三大支柱全都靠不住了，他只能吃每月300元的低保。 

　　袁军和袁玲听到爷爷中风的消息，坚决不要他再寄钱了，说她们可以勤工俭学做家教。陆明才想来想去，觉得女孩子出去做家教，一早一晚的，总让人放不下心。再说两个孩子都快毕业了，一百里路已经走了九十里，怎么说也得将革命进行到底。另外，还有一层意思，老人不好说的，那就是，他和老伴平时省吃俭用地攒下几个钱，然后跑几里路到八桥邮局去，在工作人员赞赏的目光下办理手续，汇给两个远方的孩子。长期以来，这种“仪式感”对老人很重要，因为不管钱多也好，钱少也罢，那价值并不在于钱本身，而在于心里的那份牵挂。心里长存一份牵挂，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在很多时候，幸福其实就是一种牵挂的权利，陆明才老人很珍惜这份权利。 

　　晴和日子，陆明才常常会站在江堤上，远远地望着人家打鱼。太阳很高，江滩上有丰茂的芦苇，而更远处的一队拖船则成了阳光下的静物。江鸥追着渔船飞翔，那银灰色的翅膀几乎贴着水面，它们也在盼望着快点起网，好从中分一杯羹。这里的每一块水域他都非常熟悉，熟悉得如同自己手掌上的纹路一样，在表面上千篇一律的江流下面，其实隐藏着江底太多的坎坷和丘壑，就像一个人看似不动声色，内心的爱恨情仇却恨不得要颠覆整个世界。正是江底那些看不见的坎坷和丘壑，形成大江中的漩窝、暗涌和湍流，这些都是航船的隐患。这些年，他在这一带的江面上一共救出了九条人命。他家就在江堤脚下，一听到江上的呼救声，他的小船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出事水域。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他已救过九个人了。那些被他救过的人，大抵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扬中小岛上的这个老人，因此，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管天南海北，总要写封信或打个电话来问候几句。当然，也有穿了他给的衣服，拿了他给的钱以后就一去不回，杳无音信的。但陆明才也不会往心里去，他救人本来就不是为了图什么，唯愿此君以后一切安好。 

　　入冬以后，江面变得窄些了，把江滩吐出来不少。镇里正在雷厉风行地动员拆迁，几台推土机在村子里耀武扬威，就像准备打淮海战役的架势。陆明才的三间小屋也在拆迁红线之内，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好几种，例如异地重建，例如投靠子女，每一种方案都很人性化，只要他们点一下头，其它的事情都安排得服服帖帖。但老人却迟迟不肯点头。到了最后才答应，过了春节搬。 

　　拖过春节是为了袁家姐妹来过春节。还没进腊月，陆明才就给两个孩子打招呼，要她们放了寒假到扬中来。表面上的说法是，爷爷身体不好，想看看你们。实际上他想得很深。袁军09年就要毕业了，她已经谈了男朋友，一个来自哈尔滨的阳光男孩。在老人看来，她很快就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袁玲读的是大专，她比姐姐迟一年进校却正好同一年毕业。她说了，毕业后一分钟都不会耽搁，马上工作，好挣钱供姐姐读研——如果袁军能考取研究生的话。这是姐妹俩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春节，也是到扬中聚会的绝好机会，女孩子一旦有了工作，有了家庭，今后再来就不容易了。 

　　2009年春节陆明才过得很开心，连同袁军和袁玲，他的五个孙辈团团围绕在他膝下，最大的23岁，最小的21岁，风华正茂啊！而且都是大学生。他有时想，如果这五个中间有一个没有考取大学，他心里肯定不能平衡。手心手背，无论哪一个都不行。 

　　春节一过，姐妹俩就回枝江去了，那里的亲戚在等着她们。 

　　以后她们还会来扬中吗？ 

　　也许还会来。也许不会再来了。 

　　陆明才终究没有住到儿子的楼房里去，春节以后，他和老伴搬进了外甥遗弃的一座小屋。小屋的格局和原先自己的那座差不多，也是三间，一明两暗；也是筒墙平瓦。当然，最重要的是，小屋也紧挨在江堤脚下，夜里可以枕着涛声安睡。 

　　陆明才现在就走在江堤上，他走得很慢，中风以后他就走不快了，但是这不要紧，他现在想通了，不管什么时候，前方都不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了。他刚刚看了船厂工地，自己这辈子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工厂和机械。而且如果三天不去看，就又是另一番景象，那才真叫日新月异哩。就凭这一点，叫自己的老屋给它们让路，值！他想把这些在电话里告诉袁军和袁玲。前些时因为搬迁，家里的电话拆了，打电话不方便。现在电话装好了，他准备回去就打…… 

　　一路想一路走，四处就暗下来了，风有点硬，月色淡淡的，江堤下的那座小屋里最先透出了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