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锐：“狂人”日记（中篇小说）

　　1、

　　 好闷好闷的夜呀！窗外那盏乳白色的路灯发出一片朦胧的光晕，狭窄的走廊只被约略勾勒出一个十分暗淡的轮廓。小巷深处偶尔传来几声汪汪的狗吠，听上去就跟咱村赵老板家那条看更的大狼狗叫的一模一样，让人心惊肉跳，恐怖异常。除此之外，整个精神病院就像行走在一条几百米深的黑咕隆咚的巷道里，沉重、压抑得叫人有点儿喘不过气来。

　　 对面那个因为杀掉自家五口亲人而被脚镣手铐的武痴子正在破口大骂：“快放我出去！狗日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隔壁那个因为失恋而整天神经兮兮，不得不放弃高考机会的花痴子又在自作多情了：“亲爱的，我真的想死您了！”

　　 我是这里的“另类”：一个不伦不类，既非武痴，也非花痴的文痴子。

　　 其实，我是一个假病人；一个头脑清醒、思维敏捷的正常人；一个本应坐在市矿院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认真读书的大学本科三年级的在校生。之所以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都是被逼出来的吗？这些年来，眼见得许多像我爹一样的父老乡亲，一个接一个地从穷山沟里小煤矿上年轻气盛、身强体壮的普通农民工，变成腰驼背曲、咳喘不止的晚期尘肺病患者。而且，由于条件限止，得不到及时救治，只能一个个呆在家里，活活等死。面对这一切，我总是在异想天开找依据，刨根究底问缘由，还要引经据典写文章，反复上访讨说法。从而，惊动了上下、左右，硬是在上访途中被收容到这里，且被“诊断”为是一个心生狂想，口出狂言，性情狂躁，态度狂妄的偏执狂，一个文绉绉的精神病患者！

　　 真是二不过三啊！前两次上访被秘密跟踪我的市安全部门的人押解回来后，他们对我还比较客气，只是耐心教育一番并让我作出不再上访的保证之后便送回学校。这次他们终于不耐烦了。尽管没有公开给我戴上“不安定分子”或者“不和谐因素”的帽子，但却被无影无踪地打成“精神病患者”关在了这里，还说这完全是为我好，可以做到“三个有利于”：一是有利于我好好休养生息；二是有利于我继续理论学习；三是有利于全社会安定团结。

　　 这里条件确实不错。吃的虽是家常便饭，却有口味。住的一人一间，虽不宽畅，却很舒适。我辍学回家在矿上打工，与那些农民工一起都住在山上的棚户区，既不遮风，又不挡雨，还要跑几里路远去挑水。比起来，这里不知要好上多少倍。现在，医生天天给我打针、吃药。据说，打的是安神针，吃的是定心丸。

　　 可是，这里的人文环境太差。你想想，这样一个天天与武痴子和花痴子为伍的鬼地方，你能安得下神、定得下心来吗？即使你精神上没病不是也要被折磨出病来吗？

　　 现在，除尊医嘱：“既来之，则安之”，别无他法。而我最不放心的还是我爹以及许多与我爹一样患有晚期尘肺病的父老乡亲。

　　 2、

　　 谁都知道，我的家乡地处全国最落后、最穷困的边老山区。我们这个名叫赵家沟的小山村耕地特少，平均每人还不到半分田，附近的小煤矿倒不少。为了生活，乡亲们不得不到矿上去打工。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矿工的家庭。祖父只有四十出头便因多年严重的尘肺病，不治身亡。当时只有17岁的爹不得不辍学回家，重操旧业。先后换了几个矿，一干就是十年，27岁才结婚生下我。爹娘为了我能脱离矿山，不再重蹈覆辙，便拼命支持我上学。我还算争气，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品学兼优，名列前茅。可我刚考入市矿院，爹就被查出晚期尘肺病，无法继续工作，只得停工在家。为了我能继续学业，娘每天起早贪黑赶时间进城做钟点工，不幸在一次车祸中致残，截去双肢。她不想拖累家庭，竟偷偷喝农药，服毒自杀了。这对我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我整天迷迷糊糊，精神恍惚，已无心求学。我已经失去了娘，不能再失去爹。所以，没等毕业就自个儿跑回家来了。

　　 从此，爹儿俩孤苦伶仃，相依为命。我在接替父亲到矿上打工的同时，四处奔走，一天不歇地为父亲求医问药，个把月就陪他到大老远的尘肺病医治中心去灌洗一次。这样，平日治病开销，一个月要千余元，而灌洗一次更要八千多元。这对我们家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不到两年，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全都变卖掉了，还东筹西借，欠下一屁股的债。光矿上的赵老板就欠了他一万多元。现在，亲戚朋友、街坊邻里都被我家借怕了，当面碰着偏过头，远远看到绕道走，已经没有人再肯借钱给我们了。本来，想跟赵老板协商，请他再作些赔偿，可他装聋作哑，根本不理这个茬。情急之下，我到市劳动部门去申请仲裁，结果因为父亲是个农民工，在我家附近的几个小煤矿上多次流动，一年半载的都干过。当时又不懂，没有签订什么劳动合同。结果，仲裁没有证据，打官司更是白搭。

　　 我不忍心看着爹在家活活等死，就带着他反复上访，希望能为爹讨个说法，也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万没想到竟然落到今天这个尴尬的境地。

　　3、

　　 今天，父亲来看我。他的胸前照例挂着那只半斤头盐水瓶，里面装满从他肺部灌洗出来的黑水，乌溜溜的，就跟墨汁一样。每次我带着他去上访都是这副样子。他这一招也是被逼出来的。当然，那不单单是爹患有重病的一个标志和象征，更在于表示爹想为自己，也为与自己一样患有重病的工友声张正义和讨回公道的一种信念和决心。

　　 爹手掩胸口，佝偻着脊背，身子已大不如前。要知道，刚进矿时，我爹脸蛋黑里透红，身体结结实实，活像一座小铁塔。无论挖掘还是开采，也无论肩扛还是背拉，他都是既拿得上，又放得下。可打从得了那要命的尘肺病之后，背也驼了，腰也弯了。由于未曾及时救治，如今已到了晚期，整日价呼吸困难，咳喘不止，动不动虚汗直冒，每走几步路都要歇上一阵。

　　 爹是一早顺便从乡下搭马车过来的。我们这精神病院建在市郊一座小山背后，地斜坡陡，选址有些偏僻；但依山傍水，环境十分幽静。

　　 这里纪律很严，规矩挺重，像武痴子和花痴子那样的病人不管来了什么客，都是根本不让见的。唯独我这文痴子是个例外。

　　 按照院方的说法，武痴和花痴都是神经搭错了线，越理越乱，经不起折腾。我得的是偏执型主观精神病，主要是思想钻了牛角尖，一时拐不过弯来。只要有人来疏导一下，点拨一下，或许什么时候一下子就会顺当，就会四通八达，百病全消的。其实，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乡亲们都知道，我自小养成个倔脾气，往往得理不饶人。凡是我认准的道，你就是十八头牯牛也休想拉得回头。

　　 爹照例前背后背，给我捎来了满满一篮筐我最喜欢吃的煎饼、红枣之类山村土特产。他将篮筐往我铺上一搁，双手就抓住我的手不放：“儿啊，听爹的话，不要再跟那些人一般见识了。跟他们较劲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看孙悟空多有能耐，上天入地，八九七十二变，最后还不是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

　　 我已多年没跟爹这么亲近，这么手把手地促膝谈心了。这些年，爹老得好快啊！你瞧他骨瘦如柴，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真让人担心一阵风就会把他给刮倒似的。那张皱巴巴的核桃脸上更是布满了皱纹，刚刚五十出头就像七八十岁的人一样苍老。这也难怪。自从娘走后，他就一蹶不振，与之前相比，判若两人。现在，他天天都在贫病中跟死神搏斗，我成了他唯一的精神支柱，他最放不下心的也就是我。望着爹满是爱怜的眼神，我的心直发紧。我不能再让爹伤心，不能再让爹劳神。对于他的嘱咐和叮咛，我只能一百个服从，一千个答应。

　　 “爹，我对不住你。”我一边盯住爹哀怨的目光，一边拉着爹微微发颤的双手说，“正当你需要我在你跟前照料的时候，我却被关在了这里。现在我听你的。我不跟他们争，也不跟他们论。你瞧，这里的条件不错。一个人一个房间，有桌有凳，非常舒适、安定，我可以一天到晚在这里定定心心地读书、写作、做学问。而且，吃得也不错，一日三餐，顿顿有荤有素。爹你一个人在家，自己多保重啊！我只盼望什么时候他们能认定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正常人，早早地放我回家去，照顾你老人家，孝敬你老人家！”

　　 “好，你是我的好儿子！”爹被我说动了心，立即缓过神，高兴起来。那青筋爆绽，宛若爬满一条条蚯蚓似的双手在我脸上抚摸了好一阵，两眼闪动着泪花说，“儿啊，爹等着你早点儿出院，成家立业！”我用劲点着头，不知说什么才好。可怜天下父母心。爹一直盼我先成家，后立业。我则在想先立业，后成家。

　　 临别，爹像一位十分老道的地下工作者似的东张西望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人监视，才从篮筐底下轻轻摸出一个大纸包，从里面拿出四张贴在A4纸上的剪报——三篇文章一幅画，并按照我在家中小房间里布置的格式，逐幅逐幅地用图钉给按在了我现在病房里的写字台前面。

　　4、

　　 要说那四张剪报——三篇文章一幅画，还真有个来历哩！那是在中学时代，我读了《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受这本书的影响，我将挥斥方遒的青年马克思当成自己崇拜的偶像，并暗下决心，将来要像马克思那样钻研理论，创新理论，即使当不了大思想家，也要当个小思想者。正是这个顷刻间的一闪念使我一下子与理论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一个业余理论爱好者。高考填报志愿时，居然选择了一所名牌大学的哲学系。可惜考前太紧张，临考时发高烧，打了点滴进考场，没有发挥好，结果与一本的投档分数线只差一分，录取在了二本的市矿院。但我并不灰心，更不死心，在矿院求学时课余仍坚持认真钻研理论，刻苦攻读经典，光《共产党宣言》就反复阅读了几十遍，厚厚三卷《资本论》更是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研读了四、五遍。娘走后，辍学回家，学业荒废了，理论爱好却没有丢，一心想着“即使当不了大思想家，也要当个小思想者”的志向。那四幅与“思想者”相关的剪报就是这些年陆续从报章杂志上搜集来的。那三篇文章都比较短小，不足千字，但各有长处，令我爱不释手。

　　 其中一篇是从2003年4月29日《杂文报》第2版“思想驿站”上读到的，题目：《“思想者”长歌当哭》，作者韩三洲。文章记述了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思想者”两次来北京的不同遭遇。10多年前第一次来北京时，这尊青铜铸像虽然默默地矗立在中国美术馆前面，却引起了北京人的极大兴趣，许多人专程前去欣赏它，瞻仰它，和它一起合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轰动效应?因为“罗丹”是一个文化符号，“思想者”是一个艺术图腾，他们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精神标尺，是中国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种神圣象征。然而，10多年后，“思想者”在同一个北京却被冷落了，被忽视了，被糟践了。这次“思想者”展出地点是2003年的北京春季房展大会。这件世界级艺术瑰宝跻身于拥挤的人群、杂乱的流行歌曲和光怪陆离的氛围之中。时髦的看房小姐竟不知其为何物。罗丹传世之作《思想者》成为房展看门人。售房广告上的一篇小品文更是以一个暴富者的口吻，在开导和教训着“思想者”，说什么“你这回在房展会上坐坐算是不错了！以后是看家是护院还不一定呢！”于是，“那法国佬托着下巴哭了！”明明是在糟蹋文明、亵渎文化，却摆出一副无知者无畏的架式!明明是一种阿Q精神、低级恶俗，却还在调侃嘲笑艺术大师的不朽杰作!难道说还不到20年时间，一些人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境界竟然沦落到如此地步?难道说一个城市的风貌，只是表现在高楼大厦、汽车豪宅上面？而容不下一个人类文明的艺术景观？难道说人文精神匮乏和失落，就必然是发展物质文明的代价?就像那个不知道“思想者”为何物的时髦小姐一样，即便是能买上再大再好的住房，也永远栖息不下一个应有的艺术灵魂那样？面对这种种难解的疑团和这充满物欲化的现代文明，作者想，那“不识时务的法国佬”倘若真有思想的话，一定会“托着下巴哭的”。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生活在我们现实社会中的思想者，恐怕也会为这种现状而伤心一恸的！

　　 韩先生写得太好了！别说是“思想者”长歌当哭，就连我这个“即使当不了大思想家，也要当个小思想者”的理论爱好者也黯然神伤，慨叹不已。读罢，我毫不犹豫地将它剪贴在家中我那小房间书桌前的墙壁上。

　　 另一篇发表于2004年第2期《雨花》杂志上的，题目是《寻觅〈思想者〉》，作者李迅。文章写道：“罗丹的《思想者》那副手托下巴、低头沉思的雕像，曾经赢得成千上万专家学者的青睐，乃至像我这样的一介粗人也附庸风雅，常常将它与人类思想文化史上那些伟大思想家的名字联系在—起，当成心目中的偶像。”“不过，我最大的心愿还是希望能够选购—座《思想者》雕像，将它置于案头，随时激励我进入勤于思索、勇于发问、有所创新、有所发现的精神状态。” 于是，作者开始寻觅《思想者》。然而，走遍所到的国内各大城市的商店和工艺品市场，压根儿就不见《思想者》的踪影。出访西欧七国，一路上到处寻访，却始终未曾见到那座雕像。直到这次走马海参崴，也是因没有任何寻觅线索而怅然返程时，竟在我国边城绥芬河一家俄罗斯商品专卖店里找到了一尊《思想者》雕像。难怪作者惊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李先生寻觅《思想者》的过程非常感人，而他求购《思想者》的心愿更是与我暗合。我又何尝不“希望能够选购—座《思想者》雕像，将它置于案头，随时激励我进入勤于思索、勇于发问、有所创新、有所发现的精神状态”呢？读罢该作，我又毫不犹豫地将它剪了下来，贴在家中我那小房间书桌前的墙壁上。

　　 还有一篇是从2005年第3期《中华手工》杂志扉页上剪下来的，题目：《思索的力量与痛苦》，作者谭松。文章写道：

　　 “法国雕塑大师罗丹的巨作《思想者》悬坐在地狱之门上苦苦思索。他双眉紧蹙，目光深沉，强有力的身躯痛苦地弯曲着。他凝视着身下的悲苦与挣扎，陷入紧张而深沉的思索，身上的每一条肌肉都在诉说内心起伏澎湃的思潮。”

　　 “《思想者》，你充满力量的痛苦的思索，震撼了多少渴望思索、害怕思索、不得不思索的灵魂。”“我从哪儿来？我是什么？我走到哪儿去？”这如宇宙一样古老，也如宇宙一样永恒的苦思，让每一个思索的头脑困惑而苦恼。阳光明媚的大地上，为什么充满了血腥的杀戮？生而自由的人，为什么无时无刻不在枷锁之中？从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到希拉山洞的穆罕默德，从“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但丁到“人应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的斯宾诺莎，人类的精英殚精竭虑，痛苦的思索绷紧了每一块肌肉。最痛苦的思索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不思索？为什么仅有的思索者又屡屡因思索而获罪，被打入“地狱之门”？

　　 “然而，思索的力量是巨大的。它是人类从蒙昧、盲从、麻木、野蛮、落后走向文明、自由、理性、高贵、先进的第一驱动力；它是冰封千里的肃杀王国里即将破土而出的一株希望的嫩绿；它是地下的烈火“在沉默中爆发”前无声的积聚和躁动！思索而不解是一种绝望的痛苦，思索而又无奈是一种痛苦的绝望。然而，宁愿在黑沉沉的屋子里被思索之光惊醒，也不愿在昏昏噩噩的沉睡中窒息。天地，将在充满了力量与痛苦的思索中变色、更新；人类，决不会在麻木与怯弱的沉睡中进步、发展。当每一条肌肉都因思索的痛苦、痛苦的思索而绷紧突凸，那自认为威烈伟大的暴虐之杖，便丧失了击倒一切的力量。”

　　 “伟大的《思想者》，你高坐在《地狱之门》上，绷紧了全身每一块肌肉。看到你思索的痛苦，我感到黑暗里希望的闪光；看到你思索的力量，我感到苦难中闪光的希望。”

　　 这篇文章的题头压在一张罗丹《思想者》黑白照片上（见图一）。罗丹曾设计过一个由186件雕塑组成《地狱之门》的庞大计划，但由于当时官方的阻挠，最后只完成了部分作品，《思想者》正是其中非常珍贵的一件。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然是经过了艺术处理，一缕光线从头顶射下，给人一种“思想者”真有坐在暗无天日的“地狱之门”上的感觉。更值得赞赏的是，谭先生以诗一样富有激情的语言，将思索的力量和痛苦抒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给人以非凡的美感和极大的震撼。我之所以剪贴它的原因正在于此。

　　 不过，我最最喜欢的还是那幅从一家晚报广告中剪下来的人物造型：上半身赤膊光膀，手托下巴，完全是罗丹“思想者”的那副沉思模样儿；下半身则西装革履，坐在转椅上，变成了一副现代人的装束。显然，它在告诉我们，当今时代依然需要“思想者”。尽管地球村里的一些人习惯于陈旧的思维方式，总想如同过去一样垄断一切，不仅垄断世界，还要垄断思想，强加给思索以种种罪名和痛苦，但就像再也无法垄断空气和阳光一样，终究已无法阻挡思索的自由和力量。见到这幅画，我不由得拍案叫绝，当即兴致勃勃地将它剪下来，贴起来，并欣然美其名曰：“现代思想者”。（见图二）

　　 本来，我将关于《思想者》的那三篇文章一幅画剪贴在家中我那小房间书桌前的墙壁上，想法非常简单，并无什么深意，只是表明自己“即使当不了一个大思想家，也要当一个小思想者”的志向而已。而今，爹一本正经地将它们一幅幅小心翼翼地取下来，统统搬到了这里。尽管悄没声息，却是对我的一种莫大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有其爹必有其子，知我者莫如爹也！

　　 可转而一想，用人家的东西装点自己的门面，这种做法即使不存在掠人之美的嫌疑，起码也有性情怪僻的猜忌，弄得不好会被院方当作偏执狂的新佐证哩！

　　5、

　　 一大早，传达室便通知我，说是有人来看望我，要我准备接待。

　　 咦，我觉得蹊跷：住进来才几天，怎么就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这脏兮兮、乱糟糟的地方怎么接待人呀？我连忙抢着整理起床铺和桌子来。

　　 可是，还没等我收拾停当，“王一凡，王一凡！”伴着走廊上一阵橐橐的脚步声，一个女性连连呼叫着我的名字出现在宿舍门口，那苗条而轻盈的身影恰似天仙飘然而至，那甜美而亲切的嗓音犹如天籁焕然一新。

　　 “怎么？不认识我啦？中学六年同窗林妹妹林晴看你来啦！”

　　 “林晴？”我努力从记忆深处搜索——当年，那个就坐在我前面，两只滴溜溜的大眼睛会说话，一对圆滚滚的小酒窝能醉人，整天手不停、脚不停，老是打翻墨水瓶的黄毛丫头形象，霎那间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再看眼前的她，金黄T恤衫，天蓝背带裙，雪白休闲鞋，紫红小坤包，完全是一副时尚而考究的知识女性打扮。

　　 “还发什么呆呀？来，握个手吧！”林晴主动将她那只白嫩而绵软的小手伸了过来。我瑟缩着两手，匆忙应对，只觉脸颊发热，心儿直跳。

　　 我惊诧地问：“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她嘻笑着答：“回乡探亲，听老乡们说的呗！”

　　 林晴旋转着裙摆，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立即被我书桌前墙壁上的那四幅剪报所吸引。她轻步上前，瞅了好一阵，突然尖叫起来：“哇，真了不起，当年的老夫子，如今当了‘思想者’！还记得不？你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成绩刮刮叫。平日老喜欢在课堂上提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弄得老师搔头摸耳，吱唔了半天也答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我们女同学都在下面偷着乐。王一凡，我说得对不对？格格格——”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对！真没想到，你的记性这么好！你还跟学生时代一样直爽而豪放！”

　　 “哦，怎么不说我小丫头出落成大姑娘，跟学生时代一样年轻、漂亮？”

　　 “是的，小丫头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你要比学生时代更年轻、更漂亮！”

　　 “喏，拍我马屁了吧？怎么，还没有搞对象吧？要不，咱们两个谈谈！”

　　 “这……”林晴就像一架机关枪，劈里啪啦几梭子就把我给扫射得七零八落，六神无主。没想到她会扯到搞对象上来，我有些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赶快举手投降，“天上掉下的林妹妹，请饶了我这个老同窗、老同乡吧！”。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她侧身坐在我的床沿上，反客为主地指点我坐在她对面那张小方凳上，认真地问道，“说说看，怎么得的这个病？”

　　 “病？”我反问，“你看我有什么病？”

　　 “没有病他们怎么让你住到这里来呢？”

　　 “还不是因为我反复上访惹恼了他们！”

　　 “真的吗？”

　　 “这还能有假！”

　　 接着，我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原原本本，一五一十地跟林晴说了一遍。我发现她听得非常认真，非常专注。特别是当我介绍到许多像我爹那样得了尘肺病的父老乡亲如何在家等死的情景时，林晴的眼眶里渗出两颗泪珠，老是在不停地打转，就差没有掉下来。

　　 “行，别讲了，我都知道了！”突然，林晴拍床而起，激动得将小拳头捏得格格响，“有道是，现代科技发达，我们认识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认识的领域，发现了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发现的规律。谁曾想，现代权术也发达。一些当权者玩弄起权术来真是手法翻新，花样百出。明明你好端端的根本没病，他却可以千方百计地将你打成他所希望的那种病人。今天，谢谢你给我上了如此生动的一课。这是我第一次从生活这部大书中非常深刻地读懂了‘腐败’二字！”

　　 林晴比我小两岁。她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是教师，家中条件很好。只是因为当年太娇，有点儿任性，故学习成绩一般，只考取了市师范学校的中文专科，两年后毕业分配在一所初级中学教书。我尚未离开矿院前，她曾在双休日来看过我几次，还邀我一起在外共进过几次午餐，当然每次都是她埋单。

　　 今天，林晴又要约我一块儿到街上去吃饭。可这里管得很严，连客人进来探视都要在门口登记备案，我知道是无法跟她一块儿出去的，便将情况说明，请她与我一起在这里用膳。她爽快地答应了。我去食堂打了两份饭菜，又加了一只炒鸡蛋。林晴跑到医院小买部去买了几瓶饮料，两个人就在我寝室将就，边吃边聊。不料话语之间十分投机，思前想后，倒也别有一番情趣。临走，林晴硬是塞给我500元钱，并答应抽空再来看我。我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东西可以回赠，只是随手将一张“现代思想者”剪报的复印件签上名，送给她留念。她捧在手上，连声称谢，还侧头侧脑地端详了老半天，最后，才如获至宝似的收进小坤包。

　　 我送林晴到医院门口握别时，她就像大姐姐叮咛小弟弟似地再三关照：“少跟他们噜苏！利用这个机会，好好调理身心，认真读书，多做学问！看他们还能将你怎么样？我把我的手机留下，今后由我负责替你充值。回头我再买一个新的，告诉你号码。你就用这个手机与我联系，需要什么尽管讲，千万不要客气！啊？” 说完，摆摆手，上路了。

　　 我接过林晴那个带着她体温的手机，感慨万千。也不知怎的，一向自以为非常坚强的我，当爹重病、娘自尽，先上访、后住院，天灾人祸接二连三地朝我袭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丝毫的怯懦和退缩，更没有一次叹息和掉泪，然而，今天，林晴专门赶来探望落难中的我，支持我，鼓励我，还送这送那，替我减压，直到分别时都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妹妹似的跳踏着离去，不忘给心情无比沉重的大哥哥留下一个十分轻松的背影。面对这样的纯洁，这样的真诚，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两行热泪断线珠般地扑簌簌往下直掉……

　　6、

　　 下午，重读《资本论》，感慨良多，直到黄昏时躺在床上，仍然浮想联翩，久久不能入睡。也许因为白天林晴来院探望我的情景惊动了东邻西舍，夜晚一到，整个医院就骚动起来，叽叽喳喳、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

　　 对面那个因为杀掉自家五口亲人而被脚镣手铐的武痴子好像也要凑个闹猛，又在破口大骂：“快放我出去！狗日的封建法西斯专制！”

　　 隔壁那个因为失恋而整天神经兮兮，不得不放弃高考机会的花痴子更是想入非非，越发地自作多情了：“亲爱的，我真的想死您了！”

　　 此刻，小巷深处偶尔传来的几声汪汪的狗吠，听上去就跟咱村赵老板家那条看更的大狼狗叫的一模一样，让人心惊肉跳，恐怖异常。

　　7、

　　 今天，龙川市委党校马光明教授在《龙川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试论优秀建设者——赵金宝》的文章。我读后，不由得大惊失色。这赵金宝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即使他化成灰，我都认得出来啊！

　　 赵金宝，原本也是与我爹一块儿在赵家沟这个小山村长大的穷哥儿。他自小丧父，母亲远嫁他乡，爷爷奶奶将他拉扯大，十多岁就成孤儿一个，下井干活，因吃不起苦，私自出走，游荡在外，直到三十多岁还到处流浪。改革开放之后，他突然冠冕堂皇地带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衣锦还乡。先是开了一个小煤矿，当上小老板。后来，又吞并了附近几家小煤矿，当上了大老板。如今资产已过亿元大关，老婆换了三个，而且越换越年轻，越换越妖气。这几年，他不仅砌了豪宅，买了豪车，还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置有房产，并以房屋看管人的名义包养着二奶。逢时过节，总是单枪匹马地开着小车，一溜烟地往城里奔。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赵老板，被市里评为“优秀建设者”，赵金宝也因此而一举成名，不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县人民代表到市党代表，再到省政协委员，身兼数职，红极透顶。

　　 作为一个小煤矿的矿长，作为一个私营企业主，把赵金宝老板界定为是一个劳动者和建设者，那是没有话说的。根据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需要，发展他入党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对这种人要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要认识他的两重性，即既承认他劳动者的一面，又应看到他剥削者的一面；既承认他是建设者，又应看到他是破坏者。

　　 我和矿上的工友们一起曾经算过一笔帐。由于赵老板开办的这种小煤矿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全部依靠人工开掘，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每人每天的平均开采量大约是在200—300公斤，我们就算它是250公斤吧，按煤炭的市场价格每吨（1000公斤）400元计算，每个矿工每天生产的劳动价值是100元，每月是3000元。而赵老板开给矿工的工资是很低的，每人每月平均只有800元左右。这样，一个矿工的按月工资待遇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只相当于8天的工作量，其余22天剩余劳动时间就都是为赵老板干的了，那剩余劳动生产的2200元，扣除一定的劳动成本和税收等费用之后，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所说的剩余价值，全部装进了赵老板个人的腰包。我们姑且作一个非常保守的测算，就是将每个矿工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扣除各项费用，再打一个对折吧，那么，赵老板每月至少要从每个矿工头上赚到1000元的利润。这就是剥削。

　　 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曾谈到过“剥削”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我不知道现在理论界、学术界为什么老是忌讳“剥削”二字？如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不存在“剥削”， 那所谓“消灭剥削”又从何谈起呢？

　　 值得注意的是，像赵老板这样的私营企业主，正经历着一个从小资本家向中资本家和大资本家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习惯上称它为“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而处在这个阶段的诸如赵金宝这样的小煤矿矿主总是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总是在算计着如何少投入，多收益。赵金宝所经营的几个小煤矿的劳动条件就不是一般的差，而是很差。由于通风设备简陋，工作面上的粉尘非常之大。黑心的赵老板竟然不顾我们矿工兄弟的死活，将一个个本来的通风口当成了拉煤的通道。因为多打一个通风口，就得花费几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经费。而在粉尘飞扬的工作面上，连一辆降尘必备的洒水车也没有。按照一般的劳保规定，老板应当给我们每个矿工配置一副防尘面罩。可是，他从来不管这事，矿工们都是自己上街去花5毛钱一只，买那种一般性的卫生口罩来防尘。有的工人舍不得花钱，就让家里媳妇用普通纱布自己缝制。其实，那是骗人的，根本不顶用。每天下班时，那脱下的口罩上总是厚厚一层煤灰，乌漆墨黑的。

　　 更糟糕的是，在井下干活时，由于通风条件差，坑道里作业面上憋闷得慌，我们的许多矿工兄弟都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即使将口罩携下井了也根本不带。你想，这样一天下来，被吸进肺里去的粉尘会有多少呵！为什么这些年像我爹那样的矿工患上尘肺病的特别多？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最可恶的是，当我们的工友向赵老板提出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这个问题时，你猜他怎么回答？

　　 “我不是按月给你们发放工资了吗？改善劳动条件，加强自身保护，这些都是自己的事。自己要用的东西应当自己去买嘛！就像我家为了安全喂养的看更狗阿汪，难不成还要让别人替我家去买保险绳和去打防疫针？”你瞧赵老板他那副黑心矿主的嘴脸！那个黑心矿主的德性！这与旧社会的资本家有啥两样？他的良心不是早给他家的狗给偷去吃了吗？我们矿工兄弟的命难道还不如他赵家大院豢养的那条油光水滑、乌黑贼亮的看更的大狼狗来得值钱吗？真是岂有此理！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赵老板，我们龙川市委党校马光明教授还要发表文章，将他吹捧为优秀建设者。说他如何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利用本地资源，积极开发小煤矿，带头发财致富，使许多人有活干，有事做，有饭吃，有衣穿，迅速解决了一个穷困小山村的温饱问题，还资助村里兴办希望小学，为子孙后代造福，为赵家沟的新农村建设，为龙川市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

　　 是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没错！问题是中央文件中都有明文规定，必须是劳动致富和合法经营。换言之，这个“先富”是劳动致富而不是剥削致富，是合法经营而不是非法经营。

　　 当然，时代不同了，我们今天不能再像解放前用上海方言演唱的那首《啥人养活仔啥人？》的歌中所唱的那样，说是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了农民。但总也不能简单地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颠倒过来，说是赵老板那样的矿主养活了我们的煤矿工人，而不是煤矿工人养活了赵老板那样的矿主！

　　 再说，在严格的意义上，赵老板经营的那些小煤矿都不具备开办条件，特别是安全保障条件，应属于上面明令整顿和关停单位。而那些小煤矿之所以能开了被关，关了又开，还不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不是赵老板给那些乡镇、县市的实权派领导暗地里不知孝敬了多少红包绿钞，公开地不知招待了多少美味佳肴！由此，可以说，赵老板这种小煤矿主的经营完全是官商勾结的非法经营。而他之所以九牛一毛地捐款资助村里兴建希望小学，还不是为了笼络人心，收买人心，使他的非法经营合法化吗？记得大前年，赵老板家经营的一个小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正在井下开采的13名矿工全部遇难，一个也没有跑得出来。有关方面来处理此事，碍着赵老板是大红人，有保护伞，只是罚了些款，赔了些钱就算了事。你想，如果不是上头有强有力的人替赵老板撑腰、说话，他能这么牛皮？这么心狠手辣？这么有恃无恐吗？

　　 总之，我认为，赵老板那样的私营企业主，犹如世界上万事万物一样，具有两重性或者说是多面性。赵老板通过组织和管理生产，参与了劳动过程，创造了一定的财富和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他确确实实是一个建设者；与此同时，赵老板通过盘剥职工群众、浪费国家资源，加剧人与自然矛盾来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破坏者。毫无疑问，对于赵老板积极的一面，我们应当予以大力的表彰；而对于他消极的一面，我们则应当予以必要的扼制。这种思想方法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搞“两点论”，不要搞“一点论”；既要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要看到事物的那一面，万万不可犯片面性。

　　 根据上述观点，我写了一篇与马光明教授针锋相对的争鸣文章，题为《也论优秀建设者——赵金宝》，投给《龙川日报》理论部。我在稿件后面署的是家庭地址，主要是生怕惊动这里的医生，将好事办坏。

　　8、

　　 不几天，爹就带着被退回的稿件来看望我。他照例从篮筐底下摸出一个大信封交到我手中，说：“那是邮递员才送来的。”爹知道我爱好理论研究。他也识几个字，平日即使不完全理解我的观点，却一直很支持我的写作，称赞我笔头勤，字脚深。他对我很尊重，从来不私自拆阅我的信件。自从我进了精神病院，他便成了我寄稿和退稿的秘密传递员。

　　 本来，言论自由有《宪法》保障，文责自负是写作常识。投稿、退稿，更是十分正常的事，也从来没有人干涉和阻止过我。现在之所以弄到这样神秘兮兮的地步，全是因为业余错爱上理论这个怪物。面对现实，我总不能没有一点自己的思考。可是，谁叫你是生长在赵家沟这样一个小山村里的煤矿工人世家呢？谁让你是这样一个土不拉叽、俗不可耐的蝼蚁之辈呢？你要一双自由翱翔的思想翅膀吗？那就注定你像宿命似的准备着处处碰壁，时时受阻。

　　 大信封里除了退稿，还附了一封编辑的亲笔信：

　　王一凡同志：您好！

　　 稿件很有针对性，很有思辨性，只是根据“不搞争论”的精神，本报一般不发这样的文章，特奉还，请原谅。感谢您对本报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惠稿。

　　 此致

　　敬礼！

　　 《龙川日报》理论部

　　 5月3日

　　 读罢此件，我很纳闷。这本是一次很正常、很健康的学术争鸣，怎么能跟“不搞争论”扯在一起呢？

　　9、

　　 我正想写封信去向《龙川日报》请教，该报紧接着在理论版上，以整版篇幅和通栏标题又推出了马光明教授的另一篇大作：《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研究〈资本论〉》。该文“编者按”称：“本文是市委党校马光明教授根据他不久前给龙川市委学习中心组及市四套班子领导成员作专题讲座时所用讲稿的内容摘编，也是马教授研究《资本论》的最新成果《〈资本论〉新解》的全书梗概。此文观点新颖，见解独到，特公开发表，以飨读者。”

　　 早就听说，马光明教授是本市研究《资本论》的一个理论权威。他不仅在全省有一点名气，而且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他那本长达50万字的洋洋大著《〈资本论〉新解》于前年问世，当时我就买来读过。发现那是马教授根据他给他的研究生上“《资本论》研究”必修课时所用的讲稿整理而成的。这本书的优点是较好地概括和阐述了《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而其弱点是对《资本论》的研究缺乏一个科学态度，把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我们党对《资本论》的重大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统统牵强附会地归结到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头上去了。

　　 这次，马教授的文章提出了一个“挖掘”论。他写道：“对《资本论》作现代解析是为了挖掘其建设新社会的系统理论。《资本论》是取之不尽的经济学富矿，对它一遍遍的挖掘可以不断挖出新的精神财富。过去我们从《资本论》中挖出推翻旧社会的系统理论，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中挖出建设新社会的丰富理论。”

　　 这个“挖掘”论正是马教授在那本《〈资本论〉新解》中所宣扬的所谓“研究《资本论》的基本思维，不应该是当批判家，而应该是当建设者”的核心观点的翻版。我觉得，“挖掘”论的提法不妥，至少是可以商榷和讨论的。

　　 首先，我觉得，“挖掘”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精神。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在本质上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列宁全集》第1卷第305页）《资本论》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一部不朽的经典，成为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的圣经”，就在于贯穿《资本论》的那种“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精神，无论是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社会，都光芒四射，魅力无限。诚然，时代不同了，社会条件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要“寻求建设新社会的理论”，“应该当建设者”。这没有错。但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同样存在着需要进行批判的东西。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因为，“ 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5页）对于“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难道就不需要“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精神吗？难道就“不应该当批判家”吗？当然，我们要当的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家”，而不是马教授指责的那种教条主义“批判家”，“即用《资本论》中的某些提法作为教条去批判改革开放中的某些做法”。为此，我认为，今天，我们研究《资本论》，既应该当批判家，又应该当建设者。如果不批判应该批判的东西，就无法建设应该建设的东西。我们永远应该是旧观念、旧体制的批判者和新观念、新体制的建设者。

　　 其次，我觉得，“挖掘”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精辟论断。“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页）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59年讲的话。时隔30年，邓小平同志说道：“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又隔10多年后，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列宁生活到二十世纪初期，他们很难预料当今世纪的发展变化。我们不能苛求前人。未来世纪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文化还会有巨大的发展，我们对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还会不断深化。后人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不断前进是历史规律。”（《论“三个代表”》第126—127页）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不同历史时期说出几乎相同意思的话语，证明了恩格斯的一句至理名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81页）“过去我们从《资本论》中挖出推翻旧社会的系统理论”，这是对的。但今天还要从中“挖出建设新社会的系统理论”，岂不等于“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吗？显然，这不符合我们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英明论断，也不符合陈云同志关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殷切教导。

　　 还有，我觉得，“挖掘”论不符合《资本论》的客观实际。毕竟，马克思所处的是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是马克思研究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理论结晶。它不能不打上那个时代和那个社会留下的深刻烙印。尽管它也预测了一些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这种预测有的是正确的。例如，马克思指出，在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更高级的”社会中，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而实现这一原则，要以生产力和物质条件的发展为“现实基础”。（《资本论》第1卷第679页）但也有的预测并不那么正确。例如，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消亡了，劳动不再形成价值。但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依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的商品经济还比较落后，需要大力发展。因此，生产劳动依然会形成价值。本来，出现上述情况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这不能够怪马克思，也不能够怪《资本论》。因为马克思是人而不是神。《资本论》也是特定时代的经济学理论著作。它与任何时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一样，既有所发现，也有所局限。《资本论》之所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就在于《资本论》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我们所从事的建设新社会的实践相结合，从中可以找到建设新社会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一定要说“挖掘”的话，那么，“建设新社会的系统理论”只能到“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中去“挖掘”，而不能到《资本论》中去“挖掘”。

　　 总之，“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就是与时代一起前进。马克思主义永远与时代一起前进，研究《资本论》也应当永远与时代一起前进。“挖掘”论散布的是一种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原地踏步的论点。所以，我认为它并不是研究《资本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

　　 据此，我又写了一篇与马教授针锋相对的文章《“挖掘”论不是研究〈资本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也寄给《龙川日报》理论部，不久又收到了跟上次内容一模一样，只是日期不同的退稿信：

　　王一凡同志：您好！

　　 稿件很有针对性，很有思辨性，只是根据“不搞争论”的精神，本报一般不发这样的文章，特奉还，请原谅。感谢您对本报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惠稿。

　　 此致

　　敬礼！

　　 《龙川日报》理论部

　　 7月5日

　　 读罢此件，我更纳闷。这本是一次很正常、很健康的学术争鸣，怎么又跟“不搞争论”扯在一起呢？我忍无可忍，当即给《龙川日报》理论部写了一封题为《争论：“不搞”与“允许”》的信函，全文如下：

　　《龙川日报》理论部：

　　 退稿收到，谢谢你们的批评指正。只是对贵报所根据的“不搞争论”的精神我有些纳闷，现写下我的一些想法，特向你们请教。

　　 诚然，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曾明确表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4页）

　　 但是，1977年8月，邓小平同志就曾说过：“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大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57页）

　　 显然，这两段话中的“不搞争论”与“允许争论”，是指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争论”。“不搞争论”是指不搞政治上的无谓争论。那些事关思想路线以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必须争论。新时期初，邓小平同志就认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因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至于有关学术上的问题，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偏偏，一些同志硬是将那些“允许争沦”的问题，打成“不搞争论”的问题，甚至以此为由、压制批评，拒绝争鸣，堵塞言路，这是缺乏常识，混淆两种不同性质“争论”的表现。

　　 “争论”者为得着或达到目的而“争”，为分析和说明事理而“论”。这是人类生存的一种必要手段，也是社会交往的一条重要途径。争论活跃，蔚然成风，这是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科学发展、文化繁荣的象征。

　　 争鸣，是争论的同义词。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春秋诸子百家争鸣而创造古代文明巅峰的辉煌时期；也曾出现过建国之后万马齐喑和文革期间一片喧嚣的不正常局面。新时期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大批莫须有的罪名皆被推倒，郁积数十年的沉冤得以昭雪，理论界、学术界开始有了比较良好的文化氛围。但是，“争鸣”的空气一直不太活跃。尽管近年来，有些“争鸣”似乎很热闹甚而很激烈。但是，只要拨开迷眼的词句，透过飞溅的唾沫，便可发现，那些所谓的“争论”内里是很浮躁和空泛的。争来论去，始终不敢触及问题的实质。有的甚至为了个人的“名分”而互相攻讦，自夸自卖早已跌了价的才情。有人将这种现象归之于当今文人既缺乏开展“争论”的勇气，又缺乏承受“争论”的能耐。我看不见得。关键恐怕还在于舆论导向，在于掌管舆论阵地的一些人，思想、政策水平低下，分不清什么是“不搞争论”，什么是“允许争论”，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维护话语霸权而钳制言论自由，往往将许多正常而健康的“争论”活活扼杀在摇篮里。情况难道不正是这样吗？

　　 上述想法不一定对头，敬请指正。

　　 此致

　　敬礼！

　　 王一凡

　　 7月7日

　　 奇怪的是，此信寄出后，犹如泥牛入海无消息，一直不见回音。想想也是，那些大编辑日理万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谁有闲功夫给一个小作者回信呢？我也懒得追问，只能由它去了。

　　10、

　　 做一次呆猫学一次乖。与马光明教授的两篇商榷文章被抢毙之后，我总算晓得了当今理论学术界的一些行情，也摸到了其中的一些底细。但对于马教授所提出的究竟什么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的思考却一直没有停止。我十分天真地在想，既然你们以“不搞争论”来压制批评，那好，我就试着做一些正面文章吧！为此，我沿着原来的思路，写了一篇题为《〈资本论〉的两大发现和三大局限》的拙稿，要点如下：

　　 在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必定是既有所发现，又有所局限。因为有所发现，才需要坚持；因为有所局限，才需要发展。如果不知道经典的发现，我们就不知道坚持什么；如果不知道经典的局限，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发展。对待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也不例外。依我看，它既有“两大发现”，又有“三大局限”。

　　所谓“两大发现”是指马克思的《资本论》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恩格斯曾经在两篇文章中分别谈到过这“两大发现”。

　　一篇是写于1877年6月中的《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在该文中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出版情况之后认为，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有两点特别重要。第一点就是马克思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那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现了唯物史观。第二点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马克思发现的剩余价值理论。

　　另一篇是1883年3月17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又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进一步上升到规律性的高度加以论述。恩格斯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所谓“三大局限”，主要是指马克思在研究对象、研究领域和研究范畴方面的局限。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资本论》这本书确实只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而没有研究与之相对应的精神生产。二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时，也只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关系以及和它相适应的交换关系，而没有研究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所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三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时，曾将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组织者、管理者和经营者出现的资本家多次形象地比喻为是一个乐队的总指挥。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最终就像将总指挥排斥在整个乐队和演奏过程之外那样，资本家也被排斥在整个生产过程和流通领域之外。这样，经营管理就被排斥在了生产力之外。

　　《资本论》的“两大发现”对后世的积极影响是非常明显的，而《资本论》的“三大局限”对后世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透过对《资本论》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们认识到，能不能、敢不敢正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经典作品的发现和局限，是能否自觉地把我们的思想认识“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许多常识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能否被发现、被解决的关键；更是我们正在从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得失的关键。

　　 写完这篇稿子，我有几分得意。因为在我读过的国内外上百部研究《资本论》的理论专著中，还没有一部像拙稿这样，既提出了老祖宗已经说过、也有学者论述过的《资本论》的“两大发现”，又提出了老祖宗没有说过、众多学者尚未涉及过的《资本论》的“三大局限”。应当说，此稿带有一定的原创性理论价值。尽管这只是一个知识小分子点滴的《“马列”心得》，与当下红得发紫的《〈孔子〉心得》、《〈孟子〉心得》、《〈庄子〉心得》以及“说《红楼》”、“品《三国》”之类完全背对痛苦乃至血腥的现实而将古董把玩于掌股之上的“名人风度”根本不好相比，它登不了大雅之堂，更上不了“百家讲坛”。但我还是满怀信心地将此稿投给了《龙川日报》理论部。

　　11、

　　 两个星期后，我又收到这样一封退稿信：

　　王一凡同志：您好！

　　 稿件观点很新，好像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写过这样的文章。可我们是市委党报，要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一致，不敢为天下先，尊稿暂时无法刊用，特奉还，请原谅。感谢您对本报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惠稿。

　　 此致

　　敬礼！

　　 《龙川日报》理论部

　　 9月8日

　　 读罢此件，我哑然失笑。之前写商榷文章，说是“不搞争论”还情有可原。现在写正面文章，又说“不敢为天下先”。这就怪了，你不敢为天下先，我不敢为天下先，他也不敢为天下先，究竟谁人敢为天下先？哦，对了！既然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再写一封《谁人敢为天下先？》的信函吧！

　　《龙川日报》理论部：

　　 一篇小稿，不能刊发，本很正常。可退稿信中“不敢为天下先”的说法却令人费解。各级党报，无论县一级，市一级，省一级，还是中央一级，都要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一致，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怎么就“不敢为天下先”呢?建党 80多年、执政50多年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一直是我们“敢为天下先”的榜样。他们说出了不少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做出了许多老祖宗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在实践中取得的每一个理论成果都被认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且，差不多都是通过各级党报首先发表的。而今，难道只有各级首长和专家可以“敢为天下先”，有在各级党报发表创新文章的权利，而广大普通党员和无名小卒只能用他们的学习心得和读书体会来证明现成理论的正确，以尽“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一致”的义务吗? 难怪“西方有人嘲讽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领导人才是思想家，才代表着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第577页，东方出版社出版）正是前述那种“不敢为天下先”的错误逻辑作怪，在某种程度上窒息了我们全党，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理论创新精神。

　　早在延安整风时，陈云同志针对一些同志的思想还没有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表现为唯上和唯书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他所倡导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今天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是救治当今思想学术界严重存在的那种“只唯上、只唯书、不唯实”，只想靠唯唯诺诺升官发财，不敢越雷池一步之病症的灵丹妙药。

　　 谁人敢为天下先?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个个“敢为天下先”，我们的立党之本才会高耸入云，我们的执政之基才会坚如磐石，我们的力量之源才会永不枯竭，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才会千秋万代，万代千秋，充满活力和希望，永远灿烂而辉煌!

　　 也不知我的上述想法是否对头？切盼指正！

　　 此致

　　敬礼！

　　 王一凡

　　 8月9日

　　12、

　　 三篇稿件和两封信函，都是一样遭遇。我第一次通过手机主动将这个情况向林晴通报并征求她的高见。她说，我听你介绍的这几篇稿子梗概，觉得都挺新颖，都挺有质量的。市报不用，可以投给省报。省报不用，可以投给中央一级大报。俗话讲，东天不亮西天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你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林晴说得对，我就照她的意见办。打开抽屉，将此前写的《也论优秀建设者——赵金宝》、《“挖掘”论不是研究〈资本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资本论〉的两大发现和三大局限》以及《争论：“不搞”与“允许”》、《谁人敢为天下先？》这三篇稿件和两封信函一起包包扎扎，寄给了本省第一大报《华江日报》理论部。心想，省报编辑的水平一定要比市报编辑高出一筹，或许慧眼识宝，能被看中。为防此举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三篇稿件和两封信函，我都署的家庭地址，而且是让爹悄悄带出去从外面邮局寄的。

　　 早就听说，现在的报刊选用的基本上是两种稿，一种是有来头的稿，一种是关系稿。编辑也都比较势利，一般的自然来稿不好好审读，只看个开头，或者翻上几页，有的甚至根本连翻也不翻就掷进字纸篓里去了。因是第一次向省报投搞，我怕拙稿也遭那种连翻也不翻一下的厄运，特地在稿件上做了记号，将稿纸的第１页与第２页轻轻黏住一只角。

　　 拙稿寄出之后，我就天天盼，日日想，还沾沾自喜地一心巴望着苍天有眼，绿地开花，林晴的高见能给我带来好运。

　　13、

　　 谁知结果是和尚望轿子，一场空欢喜。不到一个星期，爹就将那个厚厚的《华江日报》理论部的退稿信送到医院来了。我拆开来看，竟不出所料，那三篇稿件和两封信函的第１页与第２页之间的那只角都还黏着。说明编辑老爷只看了我稿件和信函的标题，连内页翻都没翻就原封不动地退给了我。真没想到如此一家省级第一大报的编辑竟然连最起码的职业道德都没有！

　　 我气愤地将那只装退稿的大信封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不想，更加蹊跷的事又发生了：那只大信封里突然蹦出一个龙川市委宣传部寄给《华江日报》理论部的小信封。我觉得十分奇怪，打开一看，竟是一封关于我的打印信函：

　　各省、市、县党报党刊理论部：

　　 经确诊，我市王一凡同志是一位偏执性精神病患者，正在我市精神康复中心接受治疗。该同志是因为想当“思想者”而致病的，目前仍喜欢胡思乱想，还不断向各级党报党刊投稿。贵报贵刊如若收到他的来稿务必慎重处理，建议一律璧还。谢谢！

　　 此致

　　敬礼！

　　 中共龙川市委宣传部

　　 龙川市精神康复中心

　　 10月10日

　　 原来这样！我不由得恍然大悟。是我冤枉了《华江日报》的编辑同志。至于这封由“龙川市委宣传部”和“龙川市康复中心”联合签署并发往全国各地报刊理论部的信件为什么会跑到我的退稿信中来？那是因为退稿的编辑粗枝大叶，不小心装错了信封，还是他为了说明事情真相，故意为之？那就不得而知了。我生怕会给那位负责退稿的编辑带来麻烦，还不敢将此事向外声张，只是悄悄地将那封“不速之信”给收藏起来。

　　 至此，真相已经大白。原来，当初市里让我住院时对我承诺的那三个所谓“有利于”，即“有利于休养生息，有利于理论学习，有利于安定团结”，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给我治病是假，将我软禁是真！而将我打成偏执狂、打成精神病患者的真正目的，不单单是要禁锢我的身子，更在于封杀我的思想！然而，你能封杀我的今天，却未必能封杀我的明天和后天！您能封杀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思想者”，却未必能封杀13亿中国人民中千千万万个比我更富有思想的“思想者”！可不是吗？

　　14、

　　 中午家里捎信来说，爹病危。我当即向院方请假，还好，他们没有阻拦，而是催我从速回去。等我赶到家，正是傍晚时分。病榻上的爹紧闭双眼，奄奄一息，已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

　　 “爹——爹——爹——”我攥紧他开始发凉的手掌，趴在他身上连叫了三声，他才吃力地睁开两眼，微微蠕动着嘴唇，似乎想说什么。我连忙弯下身子，将耳朵贴近爹的嘴唇。

　　 “先、成、家……”尽管一字一顿，爹的声音细若游丝，但我还是听清了，连忙心领神会地用劲点着头，大声说：“知道了：先成家，后立业！”

　　 爹一定是听懂了我的回答，只见他的嘴角微微蠕动着，满脸的核桃纹荡漾起最后一丝宽慰的涟漪，头突然向旁边一歪，便永远安然地闭上了眼睛。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爹曾经抱着对我的莫大希望和寄托，与我一起坚强地承受着那种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痛苦和折磨。结果，他还是没有逃得过与他的许多农民工兄弟一样悲惨的命运，最终撒手人寰，离我而去。

　　 其实，爹的这个结局我早就知道了。去年，当我陪爹去灌洗肺的时候，医生就曾悄悄地告诉我，最多再有三个月。想不到，爹又为我默默地坚持了大半年，也不知他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异乎寻常的精神力量！不过，爹这一生，实在活得太累了。如今，爹走了。这对他来讲，也许是一种解脱。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娘对我说：“儿啊，与其让您爹活在这个世上，整天价为您这个狂妄的儿子担惊受怕，还不如让他跟千百个矿工兄弟的幽灵一起，早些到阴间来陪伴我这个孤独的老娘！”

　　 应当说，娘的话是有道理的。国务院卫生部发表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截至2005年底，中国尘肺病人累计已经超过60万例，死亡17万人。每年新增上万人。要知道，这“60万”的尘肺病人，仅仅只是国有大型煤矿的病例数。按照在全国煤矿总产量中的比重来测算，地方、乡镇，特别是私人煤矿的尘肺病病例要远远高于国有大型煤矿，实际数字至少在百万人以上，死亡数接近30万。也是灌洗肺的医生悄悄告诉我的：“全世界的尘肺病例患者，中国就占了一半。而中国的尘肺病患者，煤矿工人又占一半。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们国家每年死于尘肺病的患者，是矿难和其他工伤事故的3倍还多！现在各级政府对矿难等‘红伤’关注程度非常高，但对于以尘肺病为代表的‘白’伤还缺乏足够的重视。”“为什么？”我感到惊愕。医生的声音因激动而有些颤抖：“因为尘肺病是把软刀子，杀人不见血。它不传染，不会马上威胁生命，更不会导致旅游萧条，餐馆歇业，而且，‘牺牲’的往往是农民工！可见，‘白’伤猛于‘红’伤啊！”哦， 爹就是这近30万“白”伤“牺牲”者之一。

　　 也许，在马光明教授这样的专家、学者的眼中，赵金宝之流的黑矿主与我爹等辈的农民工，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但后者远没有前者来得伟大，后者的生命也远不如前者来得值钱。我深信，这种偏见迟早一天会结出恶果并受到历史的惩罚！

　　15、

　　 料理完爹的丧事，已经三天假满。我又要急着回到龙川市精神康复中心去。从村子里出来，正好路过赵老板家那个新近拓展的高楼深院。那只看门的大狼狗瞪大眼，盯住我“汪汪”直叫。仿佛，它随时都在等待黑心白眼的主子命令，冷不丁扑将过来，把我撕个粉碎，逐点逐滴，统统吃掉！

　　 可是，我不怕！这世上，别说这狗模人样的狗了，就是比这狗更可恶的人模狗样的人，我都见得多了。它们除了表面上的嚣张和骨子里的奴性之外，其实别无所长。无论狗模人样的狗，还是人模狗样的人，它们靠摇尾乞怜，讨好主子，也许会比普通的狗和普通的人会多活几天，可是，它们除了会给后人多增添一些谈资和笑料之外，还能留下什么呢？我根本没有任何惧怕它们的理由。你说呢？

　　16、

　　 林晴托人捎来一个包装得严严实实的小木箱。打开一看，是座与我的剪报“现代思想者”一模一样的青铜雕像。里面还附了一张便条：

　　王一凡同学：您好！

　　 根据您送我的那张“现代思想者”剪报复印件，我为您定做了一件青铜雕像。今托人捎上，希望您能喜欢！盼您早日康复！隔日再去看您！

　　 林晴即日

　　 捧着这尊雕像，我的心潮澎湃，还是那句老话：“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17、

　　 不幸的是，没过三天，林晴为我定做的那尊“现代思想者”的青铜雕像就与我的其他几件物品一起被院方“借”走了，他们只给我留下一纸清单——

　　今借到

　　 王一凡同志的物品十件。其中，雕像一座：系青铜铸成，底座上标有“现代思想者”五字。信函两封：一封是《争论：“不搞”与“允许”》，一封是《谁人敢为天下先》。稿件三篇：1、《也论优秀建设者——赵金宝》；2、《“挖掘”论不是研究〈资本论〉的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3、《〈资本论〉的两大发现和三大局限》。剪报四幅：1、《“思想者”长歌当哭》； 2、《寻觅“思想者”》；3、《思索的力量与痛苦》；4、《现代思想者》（广告画）。所借物品皆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需要，用后保证及时归还。

　　 龙川市精神康复中心

　　 11月13日

　　 也不知院方将我这十件物品借去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难道就像认定犯人需要罪证那样，诊断病情也需要病证吗？我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能成为诊断我是一个“偏执狂”，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十大“病证”吗？真是天晓得！

　　 （全文完）

　　 作者附记：一篇拙稿，大陆多家文学期刊都不拟用，只能拿到香港杂志发表，哪是因为根本不够发表水平抑或不是出于名家手笔？还是因为塑造了一个不是狂人的“狂人”——现代思想者形象抑或鼓吹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欢迎将高见发到我电子信箱！

　　作者简介

　　钟锐，又名李迅，本名姚忠瑞，1942年12月出生于江苏海门。1965年毕业于扬州师院中文系，曾先后在家乡中学任教和县文化馆工作。1975年调《雨花》杂志当文学编辑，1998年起供职于江苏作协办公室，2004年2月退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学者型作家。已发表各种样式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300多万字，正式出版七本著作。其中，三本小说集：《雨花村的孩子》（儿童小说集）、《水乡山歌》（短篇小说集）、《未开垦的处女地》（中篇小说集）；四本理论专著：《文学创作书简—— 一个编辑答一百个作者问》（编辑理论专著，199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跨世纪的论战——评当代中外十种文化论》（文化理论专著，2002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第八大发现——纵论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规律》（马列理论专著，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三十年目睹文坛之怪现状》（章回体长篇评传，2008年，作家出版社）。擅长文艺、文化评论且敢讲真话，颇多创见；爱好思想、理论研究并注重创新，屡有发现。

　　 (作者电子信箱（E-mail）：njyzr@sohu.com )

刊于香港《黑 白》杂志200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