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阅读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著名作家叶兆言 

　　著名作家叶兆言是南京的文化名人，他出身于文学世家，从小就生活在浩瀚的书海里，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都热爱文学，对文学抱有梦想，但却反对叶兆言当作家。为了打发童年的孤独和无聊，叶兆言开始了漫无目的的阅读，并在阴差阳错中成了作家。 

　　苏童曾如此评价：叶兆言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确实，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恣意率性的文人气息。他满腹经纶，说话时语速极快，思维跳脱得让你跟不上。他谈阅读，谈经典作家，谈小说技艺，他调侃读书人的疯狂和愚痴，痛陈书的“灾难”，他为严酷时代的退场而庆幸，也揭示了“阅读不在发生”的现实真相，批判与自嘲共存，洞见与粗口齐飞…… 

　　对叶兆言来说，阅读和写作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而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无用之美。 

　　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 

　　在叶兆言的童年记忆里，书，首先是以一种强烈的形式感出现的。“当时家里大概有七个书橱，这在那个年代的家庭里是极为少见的，它们厚重的漆色和林立的图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这些书橱只保存下来两个，依然摆满了文史哲之类的藏书。叶兆言记得，自己最初对汉字的识读就是从那些书脊上的书名和作者姓名开始的，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最初的识字课本。当年，他还以孩子的眼光，来衡量一个作家的大小，“首先是署名图书的数量，如果谁的书多，我就认为他是个大作家，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两本作品，我就认为他不是大作家”。 

　　祖父叶圣陶先生是不藏书的，而且极为大方，不管什么书，谁要都可以拿走。但叶兆言父亲叶至诚先生却喜欢藏书，因为藏书甚巨，在1980年代的时候，还曾经获得过首届金陵藏书状元。“文革”期间，叶家房子被强迫分一部分给群众居住，面积缩小了一半，装不了那么多的书，便堆在叶兆言的卧室。“很多年我就住在书房里面，整个房间都是书，一伸手就能抓到”。叶兆言说，自己并不是天生喜欢看书，而是因为孤独。因为自己是独生子，性格又内向，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便看起书来，“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 

　　中学毕业以后，叶兆言到北京照顾叶圣陶先生，做了爷爷一年的“秘书”，听他聊天，陪他看朋友，在他的身边乱看书。堂哥叶三午是当时在北京比较活跃的文学青年，在文学艺术上极具天赋，三午不仅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而且口才很好，能够绘声绘色地把读过的作品讲述出来，吸引了一群年轻的朋友。经常参加“三午沙龙”聚会的有翻译家傅惟慈、小说家阿城，朦胧派诗人多多等，他们朗诵诗歌、欣赏古典音乐、交流文学话题，在那个文化沙漠的时代，三午的小屋俨然成了一片文化艺术的绿洲。当时大家都喜欢谈书，堂哥三午甚至自称是看小说最多的人，叶兆言受他影响，但不服气，老想着有一天要超过他，于是也如饥似渴地看起书来，有外国小说，也有中国古典名著，还读了很多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有一次，在语言学院教书的傅惟慈给三午和叶兆言出了个题目，让他们写出一百本自己最喜欢的外国名著，两人罗列到最后发现实在无法凑齐这个数字，这种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更加刺激了他们挑战阅读的欲望。由于家庭的读书氛围，加上时间的闲暇，叶兆言很自然地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虫子”。如今，回忆起那段时光，叶兆言感到的是一种温馨，“那是我一生中最悠闲的一个阶段，是真正的无所事事，那种本能的、没有功利性的阅读是最美好的”。 

　　一个没有书读的时代恰恰是读书的时代 

　　对自己的文学创作，叶兆言曾总结说，“我的世界观，我的文学标准和尺度，都是外国文学作品给的”。在中学时期，雨果和高尔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乃至刻骨铭心的印象。《笑面人》和《九三年》，让他读得如痴如醉。他一面流泪，一面把精彩的章节抄下来。而《九三年》的故事似乎已植根于他的无意识深处，以至于很多年之后，他有时做梦，“仍然会梦到那个辉煌的最后场面，郭文高傲的头颅被按在断头台上，痛苦不堪的西穆尔拔出手枪，用一粒子弹洞穿了自己的心脏。那是一个让孩子可以放声痛哭的壮丽场面”。 

　　叶兆言认为，有两类书对他具有吸引力，一类是道德文字，它让人产生一种内心的崇高感。比如中学时读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就让他有一种“虚拟的罪恶感”，觉得人天生就是有罪的，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赎罪的要求。土耳其的小说《我们心中的魔鬼》也是给他印象很深的书，这部在他现在看来算不上优秀的小说，曾经一度让他颇为喜爱。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青年的畅销读物，小说中对牛虻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着精彩的描写，让叶兆言迷恋不已。另一类具有传奇色彩、故事引人入胜的小说，也是叶兆言喜欢的，比如《基督山伯爵》、《第七个十字架》、《斯巴达克斯》等。此外，他还有一种“名著情结”，祖父说《战争与和平》好，他就去读《战争与和平》，说巴尔扎克好，就去读巴尔扎克。他说，这样的阅读，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他“武装到了嘴皮子”，可以到处“卖弄”，向别人炫耀，在当时，这也是一种乐趣。 

　　除了“名著情结”，叶兆言还有“禁书情结”。在那个禁锢年代，很多书是看不到也是不能读的，但越是不让读，就越是想读，所谓“书非禁不能读也”。禁书单反而成了一份导读单。“有段时间，读禁书是我的一大乐趣”。叶兆言就看过不少当时只在小范围传播的“黄皮书”。那是1963年前后，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批所谓“供内部参考批判”的书籍，主要是西方文学作品，包括《麦田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日瓦戈医生》、《在路上》、《解冻》、《人-岁月-生活》等。这些书的封面大多是黄色或灰色的，故称“黄皮书”或“灰皮书”。这些书通过私下里悄悄流传，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窗户，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 

　　“禁书”中不仅有所谓的“黄皮书”，还有涉及到性描写的“黄书”。在当年最有名的就是手抄本《少女之心》（又名《曼娜日记》）。叶兆言记得，大概是一九七四年左右，有人带了一本书给叶三午，三午对叶兆言说，这手抄本你绝对不能看。三午把这本书收藏在床褥里，夹在两层棉花被中间。“可是他缺乏搞地下工作的经验。趁他出门，我用飞快的速度，看完了这本手抄本”。叶兆言说，读完后的感觉是，“非常震动”。 

　　回顾过去，叶兆言说，七、八十年代很多人的阅读机会少一点，但也恰恰是年轻人知识饥渴的时期，读书成为一种风气。不久前有一次，叶兆言和方方、韩少功、何立伟在一起聊天，还谈到这个话题，他们发现那时候读的书远远比现在的人要多得多。“因为那个时候年轻，不仅没有其他娱乐，而且没有书读，而一个没有书读的时代往往是一个读书的时代”。 

　　阴差阳错成了作家 

　　真正对读书产生强烈的愿望，是在进了工厂以后。十八岁的叶兆言成了一个钳工，三年下来，完全机械的工作，让生活变得毫无乐趣。恰好这时国家恢复高考，叶兆言突然感到，上大学成了他唯一的目的。那个时候，“想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性冲动”。他变得积极上进起来，整天想学这学那的，对学习充满浓厚的兴趣，那种状态被他形容为“仿佛大姑娘想嫁人”，“嫁给谁不知道，只是春心洋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爱的准备”。因为受到反右、文革等政治阴影的影响，祖父、父亲都不鼓励叶兆言考文科，他们认为学理科将来更实用，也安全。那一时期，叶兆言上夜校、学机械制图、学化学、补习数学，忙得是不亦乐乎。没想等到报名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眼睛体检不合格，不能报考理科，只能选择文科。匆忙上阵，准备不足，第一次高考落榜了。落榜不久，很快又去参加了市机械局办的工人大学录取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热处理专业。可当时他连热处理是干啥用的都不知道，再后来发现自己对热处理毫无感觉，于是只上了一天课，他就主动退学了。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一九七八年，叶兆言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一天报到，叶兆言感觉自己还“晕晕乎乎”的，大学里的一切都让他感到亲切。那一年，文革的喧嚣刚刚褪去，时代变化得令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叶兆言只记得，十年前他踮着脚尖挤在人群中看批斗匡亚明的大字报，十年之后，南大校长仍是匡亚明，历史有时候真是充满了戏剧性。不管怎么样，二十一岁的叶兆言终于成了一名大学生，这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事情。 

　　大学期间，叶兆言啃过古文，啃过外语，坚持天天写日记，但从未想过要当一名作家。某种程度上，他把写作当作一种基本的技能，因为作家对于他一点儿也不稀奇，写作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作家方之是父亲叶至诚的老朋友，经常来做客、聊天，叶兆言说，方之是一个“热心过度”的人，动不动就教唆别人写小说。方之的儿子李潮也常来玩，并拢络叶兆言一起办《人间》文学民刊。提起李潮现在恐怕知道的人不多，他是作家韩东的哥哥，在当时，李潮可是红极一时的小说家，《青春》、《钟山》的创刊号头条小说都是李潮的。这对叶兆言造成了一点“小刺激”。再加上要办民刊，需要同仁们的稿子，于是叶兆言写下了小说《傅浩之死》，方之看到这篇小说后，很激动。 

　　大学毕业后，先是教书，然后读研，读完研又到出版社做图书编辑，在这期间，叶兆言虽然没有中断小说写作，但内心惦念的还是做学问，可是最终他发现，这些进行的都不如意，只有写小说才最符合他的性格，因为“写小说是孤军奋战”，不用为无聊的人际关系烦神耗时间。八十年代中期，叶兆言发表的《悬挂的绿苹果》、《枣树的故事》等小说引起了文坛的注意，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其后，他的“夜泊秦淮”系列引起了文学界更为广泛的关注，成为新时期文学中一组重要的作品。从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至今，叶兆言已出版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等十余部，中短篇小说集《夜泊秦淮》、《去影》、《走近赛珍珠》等二十余部，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等十余部，另外还出版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叶兆言作品自选集》等。真可谓著作等身！ 

　　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外国的小说的确比中国的好 

　　海明威是叶兆言的青年偶像。在大学时期，叶兆言读了英文原著《丧钟为谁而鸣》，就喜欢上了海明威。最初写小说的时候还模仿过海明威，作为最初的写作启蒙老师，海明威让叶兆言懂得了如何行文、如何点题、如何“把一个性爱场面写得典雅”。他甚至一度幻想，只要学习海明威，就可以把小说无穷无尽地写下去。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开始“移情别恋”，他发现，福克纳的小说更浑厚、更耐琢磨、经得住品味。因为叶兆言的“忘恩负义”，苏童还和他吵了一架。叶兆言宣称，海明威不算好作家。苏童听了忍无可忍，说你凭什么这么说？ 

　　如果要叶兆言开列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书单，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他喜欢的书很多，而且经常会变，最主要的是，他认为，文无第一，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他的可圈可点之处，类似给别人开什么“必读书”的行为是十分可笑的。叶兆言举例说，海明威并不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作家，但正是他最喜欢给文学青年开书单，罗列出来的都是文学史教材上的篇目，“这是很可笑的，一个不读书的外行才会这样”。 

　　在叶兆言看来，马尔克斯也是一位需要细读的作家。而且《百年孤独》，“读十遍都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很多人推崇、甚至开口闭口必谈的博尔赫斯，叶兆言却没有那么狂热，甚至一直有意识地保持距离。叶兆言认为，博尔赫斯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说无可挑剔，但是他的路数也很容易掌握。从大文学史的角度看，假如“把博尔赫斯放在唐诗里就是李贺一样的位置”，不必抬得太高。而且博尔赫斯是一个很容易被模仿的作家，如果模仿者把小说写得和博尔赫斯一样，那是没有前途的。博尔赫斯和鲁尔福一样，他们的意义在于开风气，他揭示了一个小说家必须追求的东西，即小说家考虑的并不是“应该怎么写”，而是小说“还能怎么写”。“博尔赫斯让你能感到那种触角，你能感到他在小说中的开疆辟土，这才是他的真正用意”。 

　　2011年6月，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来到上海，叶兆言应邀前往，与略萨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文学对话。谈及拉美文学，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文学对中国大陆作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叶兆言深有感触。他认为，略萨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因为读他的作品的时候，托尔斯泰、海明威、福克纳那些大师们已经不在了。“略萨先生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 

　　拉美作家的确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整个西方文学似乎缺少一种发展的动力，他们希望寻找一个东西，恰恰拉美文学出现了，它以“爆炸”的效果和影响力为世界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文学史就是这样，需要不断地补充东西，传统是非常世故的，它总需要新鲜的东西，像绘画一样，印象派之后出现后现代派，这些到后来都成为了一种传统”。叶兆言认为，中国文学应该也有这样的机遇，所以中国作家一方面不要感觉太好，另一方面也不要感觉太不好。不管别人怎么看当代作家，起码在过去一百年来，中国文学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写作是一种命，写得好不好要看老天爷赏不赏饭 

　　叶兆言热爱文学，他说：“我愿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都投放到想做的事情上，那就是写作。我喜欢写作。”他把写作比作“爱情马拉松”，对于作家而言，要跑出好成绩来，不但需要热情和意志，还需要有一个安静的不被打扰的环境。叶兆言认为，从写作的机会来说，这个时代是非常好的。“我总从我们家的情况来看，我们一家三代都是热爱文学，都对文学抱有一种梦想，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可以把百分之九十五的精力花在写作上的人”。他认为这是一种幸运。因此他不赞同有些人的观点，认为作家必须在盐水里血水里煮一煮，要经历大风大浪才能写出好作品。“我祖父我父亲，他们都没煮出来。我祖父是在写作最旺盛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谋生。我父亲是被打成右派，被剥夺了自由写作的权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在以前这种破坏力更多是来自政治的干预，那么在如今的商业化时代，则是物质的喧嚣对内心的侵扰。 

　　正如他的小说风格一样，叶兆言的写作也是不急不火的，不故弄玄虚，也不哗众取宠，甚至，有些评论家把他划入“先锋作家”也多少有点阴差阳错，他的写作更多地是向传统和历史的深情回望。小说家鲁羊曾有一文分析说，叶兆言是一个老派作家。鲁羊说的“老派”，一方面指叶兆言文章的老练、老辣，甚至老谋深算；另一方面是说，叶兆言的为人具有老派作风，譬如“坚守着自家活计，不作非分之想；与人为善，不涉厉害纠缠；出语率直，交游淡泊”等。本质上，叶兆言确实是一个淡泊宁静的人，他总是以平和的心态抵制文坛浮躁之风，潜心创作。他经常说，“写作有时候是一种命，写得好不好要看老天爷赏不赏饭”。叶兆言见过很多作家，其实是不喜欢写作的，他们喜欢的是写作给自己带来的“意义”，比如名誉和金钱，他们把写作当成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但对写作行为本身并无兴趣，甚至把写作当成一个苦差。但对于叶兆言来说，写作是一种享受。他说，有两种作家，一种是写了一两本书就成为一个很优秀很伟大的作家，一本书可以管一辈子。还有一类作家，一辈子可能写的都是平庸之作，但是他写作的每一天都是快乐的，他热爱写作。“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后一种作家，我愿意去享受写作的过程。至于被承认也好，不被承认也好，这些都是外在的。写作这个事情很美，就像修行，它会给我带来快乐”。 

　　年轻的时候，叶兆言精力过剩，是班上的体育明星，南京大学中文系的铅球和跳远冠军。他好玩，喜欢旅游，喜欢摄影，会自己洗照片，还经常一个人跑到紫霞湖去游泳。他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是大学的时候，为了和女友在无锡会面，他从南京骑自行车出发，披星戴月，骑行了两百多公里，赶到无锡。 

　　这些青春往事，如今在叶兆言看来似乎都不算什么了。他说，“和现在比起来，我做的是更加疯狂的事情”——每天一早起来，电脑一开，就开始写作。就像工人上班一样，每天写作六个小时。这样的“疯狂”，没有人理解，家人孩子都不理解。“这样的生活比年轻的时候骑两百多公里更加疯狂，因为我给自己判了个无期徒刑，而且我没有要到达的目的地”。 

　　读书就是偷着乐 

　　虽然家有万卷藏书，但和父亲的观念不同，叶兆言对书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他既不刻意收藏书，更对类似版本之类的把玩毫无兴趣，他认为，书就是拿来用的，对于书最好的态度就是尽快地消费掉它，然后把它忘掉。他甚至反对“鼓励别人读书”的精英主义姿态。他喜欢反问，为什么要鼓励人家读书呢？只有一个不好的时代才鼓励人家读书。一个社会不阅读未必就是个大坏事，有时候是很正常的。最正常的社会应该是让阅读成为喜欢阅读者的事。你非要让民工读书，让体育运动员读书，否则好像就是没文化，那都是读书人自以为是。所以，他也反对现代家庭一定要有一个书房，因为房价太贵了，没必要。 

　　太多的书，让他越来越感到“书是一种灾难”。他说到一个笑话，说上海作家陈村因为身体不好，躺在床上，想找一本书的时候，就拿个望远镜去搜寻。这个十分滑稽的场景让叶兆言既觉得好笑，更感到“恐惧”。他说，虽然自己还没到那个份上，但是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想找一本书，但是经常找不到，因为书太多太乱了，然后就会感到很郁闷。“比方说，我想找一本书，有时候你是有一种预感的：你找不到。但有时候你会发傻，你要挑战它：我一定要找到它！但怎么找也找不到，然后这个事情已经完全过去以后，有一天，你突然发现那本书就在你的眼皮底下，你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它戏弄了”。 

　　“写作也会改变人”，叶兆言说，现在自己基本上就是一个宅男。除了定期给几个专栏写作，最近一年来，他还读了阿特伍德、略萨、张大春、小宝等人的书。在他看来，读书、写作，是完全个人化的行为。时不时的，他也玩玩微博。坐久了，就需要活动活动，他坚持每天到附近的游泳馆游上一千米，作为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剂。对于很多人对“文学边缘化”的操心，在他看来是没必要的。因此，他并不认为应该号召什么“全民阅读”，因为阅读应该是一件自主自愿的事，不需要号召。同时，他也发现，时下大家更多地是在谈论话题，而不是在谈论文学。“阅读不在发生，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精彩了，也太急功近利了，人们已经无暇去感受文学的美，而文学从来只是“弱者的武器”，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她像爱情一样，美而无用。 

　　2012.1.14 

　　【作家简介】 

　　叶兆言：著名作家。1957年出生，南京人。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三种，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苏珊的微笑》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杂花生树》、《陈旧人物》等。现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专业作家。 

　　（文字/ 梁雪波　本文刊于《市场周刊-文化产业》杂志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