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对话勒克莱齐奥：小说家要带读者走出封闭

　　翻译者家许钧 

　　“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在交流之中” 

　　许钧：你7岁的时就开始在轮船上写小说《漫长的旅行》了。那时写作的动因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说起来动因，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不断地读书，眼睛看得多了，总要有想法的。毕飞宇跟我说，他小时候是因为没有人听他说话，他就有一种说的欲望。写东西其实就是渴望跟别人沟通，文学最重要的功能也是在交流之中。正是因为交流，使人与人之间亲近起来，隔膜都有可能在交流之中被了解，有了了解就可能产生一定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作家都是和平主义者，总是希望和谐。 

　　许钧：你的成名作《诉讼笔录》中有一个人物叫做亚当，而且他还带一条狗。为什么会用亚当这个伊甸园里男人的名字？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小说？ 

　　勒克莱齐奥：写小说一定是因为心中有什么疑问、想法，有话要说。如果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这样的小说没有人看，写出来自己也不愿意看。 

　　你可能都没有发现，这部小说的写作跟我当时的状况相关。那时我已经二十来岁了，二十来岁在法国有一个问题，就是要去当兵，我不愿意去——那个时候恰恰爆发了阿尔及利亚战争，我很可能就要到阿尔及利亚去。我一直反对打仗，又不能当逃兵，怎么办呢？而且在城市里，楼越建越高，步伐越来越快，现代的东西越来越多，可是人心惶惶，很少有人去关心你的内心，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所以我就写了这部小说。 

　　许钧：你在前言里说，“主人公不知道是军营里跑出来的，还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这两句话我终于明白了。 

　　勒克莱齐奥：当初我的心境就是这样。一是要去当兵，我不想去；二是我对这个社会不了解。这个社会像疯了一样，发展得那么快，我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能干什么，真的就是糊涂，像精神有问题一样。 

　　许钧：你作为一个年轻人跟社会当时的环境格格不入，可是又要继续在社会里成长，只能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要把社会的想法看出来——哪怕是批评的、质疑的，所以看起来很像疯了的亚当在广场上的发言，让我难忘。 

　　勒克莱齐奥：小说里写到咖啡馆，也是对我当时心境的一个写照。当时我们年轻人没有地方去聚、去“藏”，只有咖啡馆。咖啡馆还有酒，喝酒以后疯狂了，还能说说心里话。所以真正的人是只有非疯了不可的时候，才能把自己心里的话喊出来。这一喊出来，心里就好多了。 

　　小说家是要带着读者走出封闭 

　　许钧：其实这种“疯”，是真正的清醒，这样才能把自己对周围环境的看法说出来。你这样的创作有好几部，比如《沙漠》，再比如《战争》《巨人》，对城市都是怀有敌意的，你跟它完全格格不入。而且城市里潜伏着危险，危险里就可能发生战争，战争又好像无所不在。 

　　勒克莱齐奥：当时我一直写这个东西，说明我的心情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对社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看透。社会，特别是城市里的所谓的文明，这种战争实际上是你的心理跟整个社会飞速发展不协调的反应。所以我一直不想去当兵。还好后来有了机会：在法国不当兵的话可以选择去外国教书。 

　　许钧：你当时选了哪个国家？ 

　　勒克莱齐奥：我选了中国。我当时申请到中国来，因为当时正好文化大革命，法国的青年特别关注这个。等啊等，不知道什么原因，等来的结果把我派到了泰国去。 

　　许钧：后来听说你被泰国驱逐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勒克莱齐奥：说起来是很有趣的经历。我到了泰国以后他们让我教政治学，那我就要讲讲有关的东西。我当时有一本法文的《毛主席语录》，就在课上读毛主席语录、讲毛泽东，而当时泰国的政治很封闭，特别是对于中国，连“毛泽东”的名字都是不能提的。很快不知道谁把我告发了，他们就限定我七天出境。后来又把我派到了墨西哥。 

　　许钧：很有趣，你终于因为政治(原因)到了另外一个文明中；而墨西哥正是你非常喜欢的地方，你的小说和博士论文，都与墨西哥文明有关。在早期的《战争》《诉讼笔录》《巨人》之后，我觉得你的小说有很多变化。尤其读了80年代的《沙漠》以后觉得你的风格完全变了——故事里已经没有非常紧迫的东西了。以前的每一个词都像一颗子弹，随时可能爆炸，密度特别大。 

　　勒克莱齐奥：写作就是这样，有什么样的心境，你想表达什么样的东西，就应该用相应的方法。当时我的心境有变化，慢慢地长大了，对社会的看法都有所转变。一个人的目光一转变，理解力就不一样了，理解不一样，心境就变了。而心境一变，写作的方法也会变。并不是手法在前，而是目光在前。 

　　许钧：这个有道理，我能不能做一个总结：你前期的小说非常有趣，总是有批判的目光，你不喜欢、甚至厌恶，但小说在现实面前真的是“无能为力”——就像这次你在华东师范大学演说中讲的那样——“是警示，是消遣，还是诅咒”。后来你就换一种喜欢的东西，比如喜欢非洲的文明，喜欢人与人之间、与大自然之间友好的相处，跟小动物说话，看着蓝天、触摸到非洲的一块石头就感到温暖。你是以另一种方法，把大家往美好的地方引。 

　　勒克莱齐奥：你的总结和理解很有趣。确实作为一个小说家，让自己从封闭中走出来是非常重要的。你走出来了等于带着读者一起走出来，去看更远的、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人类还有那么多美好的、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我的目光不断打开，所以才写到墨西哥、非洲。对“他者”文明的关注，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关注，从本身就是对于历史的慢慢的理解，对居住在地球上的其他的人的关心。打开目光，走出封闭，再打开心灵。 

　　写作都是试图建立一种伦理 

　　许钧：作为一个作家，你觉得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要特别关注文化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根本就没有落后与先进之分，要让不同文化的声音让大家都能倾听到，这是作家最重要的任务。 

　　小说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改变社会，但是你可以去解释它，让人家看到，引起别人的关注，甚至有反抗。笔跟墨有时候比石头更有力量，可以对抗暴力。我们要为那些不能够拥有自己声音的人写作，有一些人他们经济、政治、社会的地位处境当中，他们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也许可以为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声音，这个我想也是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许钧：文学有一个介入的姿态，法国有介入文学的传统，用介入的姿态对于作家来说很有意义。 

　　勒克莱齐奥：作为一个文学的写作方式，介入文学在法国可能已经过时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即使我们不讲介入写作，总是要建立某一种道德或者说伦理。哪怕是法国的一些年轻作家，他们不管是讲述家庭的故事还是讲述社会当中的事情，都是试图在写作当中建立一种伦理，哪怕这种伦理是一种冒犯，或是一种不伦理的东西，但总是在建立一种他认为是伦理的东西。 

　　许钧：这次你到中国来的两次演讲都讲到小说家的重要性。那作为一个小说家，你这辈子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勒克莱齐奥：我什么也不想得到。我只是做一个作家，我要不断地写，只要写得动我就写。在我们的世界上，书的命运跟人的命运一样。现在像书籍的命运好像是不妙，发达国家好像每个人都能读到书；但在有些国家，书还是很难得到的。 

　　我特别想能写点什么。我在毛里求斯跟一些朋友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叫作“跨文化与和平基金会”。我们能做的就是通过阅读来实现跨文化的交流，传播和平的思想。我特别希望大家都来提供一些书，比如通过合作出版，通过建立些小的基金，在这些国家设一些图书阅览室，或一些流动图书馆。通过这种不断地阅读，能扩大自己的眼光，跟别的世界慢慢沟通。 

　　许钧：游历生活给很多获奖作家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源和感悟。你觉得自己的旅居生活经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你创作中的想象力？ 

　　勒克莱齐奥：要是说游历也不是特别多。我在美国住了12年，在墨西哥住了12年，哪一天也希望能在中国住12年。关键是要用心，真正融入当地的社会。 

　　许钧：一些其他的国家你也都去过、写过，你有没有想对中国写些什么东西？我看到你在路上一有空就读书，比如中国的《道德经》，还有《古诗百首》。 

　　勒克莱齐奥：我也写了一点点小说，写了几页，但是我觉得首先得认识、了解这个国家才可以写。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在中国乡村住上几个月。中国跟其他的国家不一样，城市化还不是那么普及，我想写写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一些想法。但是还没有具体的计划。（文字整理/万佳欢 实习生 王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