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平原》是一个完美的旅行

　　为20世纪70年代写书，是毕飞宇挥之不去的情结。他说：“我答应过自己，起码要为上世纪70年代留下两本书。有了《玉米》和《平原》，我踏实了许多。”跟《玉米》一样，毕飞宇让《平原》的故事发生在王家庄，不过王家庄的主人不再是王连方和玉米一家，而是端方和一群年轻人。 

　　小说摹写了形形色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他们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平原》不仅是写给上世纪70年代的书，它也是一部关于当下的书，更是一部“权力”之书，权力被系统深入地检视和想象，身体的权力、精神的权力、政治的权力，权力的暴烈和软弱，真实和虚妄，在我们心中、我们之间涌动着的错综复杂的“力”被华美而精确地展现。 

　　读书报：看完了《平原》，感觉到整部作品浑然天成，从叙事到语言，都是一种纯熟自然的流畅。我记得您说过，《青衣》以后《玉米》对您的创作是一个突破，那么您现在如何评价《平原》呢？ 

　　毕飞宇：《平原》的写作是一个完美的旅程，我做了我想做的一切。写完了《平原》，我爱上了长篇小说这个东西，就在完稿的第二天，我还想写。我习惯性地坐在了写字桌前，打开了电脑，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作品已经不再要我了，它和我无关了，我很难过。一个完美的旅行就这样结束了。 

　　读书报：您的写作虽然是从先锋小说起步，但是《玉米》和《平原》更接近现实主义的风格，这种调整和变化是有意为之吗？ 

　　毕飞宇：事实上，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这些概念对我的意义已经不大了，我只遵循我的性格。我就喜爱性格主义写作，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怎样的神经类型，我就写什么样的作品。作品像我，而我的表情也越来越像父亲。 

　　读书报：作品最抓人的还是故事情节，但是人物的命运却有些悲惨。阅读的过程中我在想，您的创作到底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态，要把人物塑造得如此压抑？ 

　　毕飞宇：还是说一个常识吧，中国的历史有一个特点，每一次狂欢过后，总有两个人要被揪出来买单，一是农民，二是妇女。这几年我所描述的对象正是农民和妇女，那样的调子是必然的。 

　　读书报：语言的魅力更是让人迷恋，尤其是读到红粉出嫁时父亲的心理活动，细腻感人。真是佩服您怎么把握得那么准确。 

　　毕飞宇：从语言去谈语言，谈不出什么来，语言就是洋葱，剥到最后一定是空的，当然，还有两行泪，语言首先是个生理问题，你的器官尤其是大脑有没有生锈。我们的教育有一个功能，那就是锈化，比如说，“农民”这个词，我们时常用“淳朴”去和他搭配，这一来农民“和”淳朴”这两个词就全部锈死了。我所见到的“农民”和成百上千的汉语词语有关，恰恰和“淳朴”无关。我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有一个体会，让它从身子骨上过一遍，一看，二慢，三通过，只有这样你的语言才能行驶在正确的道理上，而不会成为一堆废铁。 

　　读书报：您过去的一些作品，如《武松打虎》、《枸杞子》、《受伤的猫头鹰》、《白夜》等，包括这次的《平原》，写的都是老家兴化，甚至连地名都是真实的，出于什么想法呢？现实中的兴化是什么样的？ 

　　毕飞宇：你说得对，我的乡村背景小说用的都是兴化的地名，主要还是图方便，现成的嘛，拿来就用，其实是不相干的。 

　　现实中的兴化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勇气去描绘它。我相信一个作家和他故乡的关系是复杂的，要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切进去，我比较有把握的是，故乡的每一个侧面其实都是被放大的。 

　　读书报：如果说《玉米》系列和《平原》来自您所熟悉的农村生活，童年的视角给予您很多的创作资源，那么《青衣》呢？ 

　　毕飞宇：和大部分作家不一样，我从来也没有把童年经验看得多么重要，经验的重要性不在经验本身，而在于经验的整合。还有一点也许更重要，那就是哪一类的经验能够激起你的愿望。《青衣》是一部和我的个人经验一点都不擦边的小说，经验重要，但一定不是死穴，要不然阿姆斯特朗和杨立伟就上不了天。阿姆斯特朗敢上天，我就敢写《青衣》。 

　　读书报：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可以回过头来评价一下吗？ 

　　毕飞宇：乡村背景和都市背景的小说在我的作品中各占了二分之一，这个比例关系是恰当的，原因很简单，我一只脚在城里，一只脚在乡下。你不能说我脚踩两只船，你必须承认我的确长了两只脚。我很高兴我两边都可以发言，按照一般的常识，一只脚跨出去了，另一只脚马上就要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