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访谈录

　　毕飞宇　男，1964年1月出生于江苏兴化，童年与少年在乡村度过。1987年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南京某校当过五年教师，在《南京日报》做过六年新闻记者、编辑，现供职于江苏省作家协会《雨花》杂志编辑部。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上海往事》、《那个夏季 那个秋天》，中短篇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款款而行》、《睁大眼睛睡觉》，电影文学剧本《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曾获得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小说月报奖等多项全国性文学奖。

　　问：你离开兴化老家已有多年，现在兴化从行政区划上也已划归到了泰州，你对泰州印象如何？

　　毕：88年的时候到过泰州，是因为好多同学分在泰州当教师，十多年过去了，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回去的。

　　问：你是在兴化出生的吧？

　　毕：我出生在兴化，但我的父母都是外地人，由于一些原因，他们是57年以后才到了兴化农村的，就是当时的兴化县大营公社。但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又分居好几个地方，我父亲不停地在当地走动，就是随着工作调动和当时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在兴化大范围内不停地迁徙。现在我爸妈他们一家人都生活在兴化城里面。

　　问：你从小生活在兴化农村，那儿的风土人情对你的性格等等影响应该比较大吧？你的不少小说像《武松打虎》、《枸杞子》都明显是家乡的风情。

　　毕：对我性格影响大不大这不太清楚，但我觉得整个儿兴化这块地方，对我个人来说，不能用影响不影响来谈它，这可能是一个决定性的东西。在那儿生活，吃那个地方的饭，喝那个地方的水，用那个地方的方言与人交流，它决定了我的生活怎样与人交往，老师，同学，左邻右舍，他们都会给我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有句老话，叫一方水土一方人，尽管说我的根可能不是兴化的，但我毕竟在那个地方出生，在那儿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春期，我想它对我起了一个非常决定性的作用。

　　问：你是什么时候对文学产生兴趣的？

　　毕：就个人而言，文学于我可能就是命运，命运决定了我是吊在文学这棵树上的。但具体说从哪天起，几时几分，我真是说不好，反正从小我就喜欢写，喜欢冥想，或者就我先天而言，我这个人可能就是为了写作而生的。

　　问：那你有没有想过命运也有不公的时候？

　　毕：我不知道我不写作了，我会做什么事情，我会怎么样，我从未作出这样的假设。我想命运就是这样安排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它决定了你未来的走向，你不可逾越、也难以摆脱它。在生活里，你由一个不识字的人，然后会说话，然后掌握了汉语，然后用汉语进行思维，然后用汉语进行写作，我觉得顺其自然，一切都符合逻辑。

　　问：你就没有对你的人生进行过设计？

　　毕：我没有精心设计过，因为你知道生活是设计不起来的。从我来讲，87年到南京来当教师，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教师，但有毛病。比如在业余创作中，花的时间特别多，白天要上课，没有时间，夜里熬夜以后，必然第二天上午起不来，长此以往，尽管学校的当权者们对我还比较宽容，但我觉得有我这样一个恍恍惚惚愿意写东西的人，对他们来讲可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对我来讲，尽管从内心来说非常喜爱教育这个事情，但是鱼和熊掌有时候不可兼得。

　　问：之后的经历可能少不了要走些弯路。

　　毕：那时候我渴望有可能让我静下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把东西写出来，只是当时年轻，还不懂一些事理，总以为我该到报社去，总以为我的创作和报社那儿靠得近一点，他们那儿都是写东西的么。92年我到了《南京日报》后发现，这是一个误解，新闻写作和我热爱的写作完全是两个不一样的工作。因为我很快认识到我不是干新闻的料子，新闻和文学完全是两码事。这一点，尽管那时我在理性上也有点知道，但只是到了实际工作中才发现，走错了，根本就不能去的。

　　问：新闻有它独特的一套，但很多业余作者在对自身写作环境有所设想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你说的与写作有关系的新闻单位。 

　　毕：新闻的采访、新闻的写作也是独特的一行，我尝试后发现，我不具备这个能力，采访也好、写作也好，我觉得许多人比我做得更优秀，这方面他们也有着足够的热情。另外还有一个新闻自由的问题，我觉得新闻在没有达到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情况下，让我来搞新闻也是蛮痛苦的。虽然《南京日报》是一家很不错的新闻单位，可我在那儿工作起来就是非常吃力，大量时间用于采访，大量时间用于新闻写作，这跟我内心渴望的那种写作，距离非常大。既然觉得做起来不开心，还不如走，所以98年我到了省作协的《雨花》杂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