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进：写一个帝王并不高于写一片落叶

　　从政治角度看，落叶显然要比帝王清白；从审美价值看，二者似应等量齐观？

　　帝王与落叶，孰美？

　　江苏作家朱苏进因小说而闻名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然而使之大红大紫的，却是历史剧《康熙王朝》。日前，朱苏进担任编剧的历史题材电视剧《江山风雨情》再次引起关注。小说家改当电视剧编剧，那他还“文学”吗？

　　从写小说到写剧本，不是“转行”去做学问

　　记者：我们似乎觉得，您已经很久没有写小说了。如果不算那些“电影小说”和“电视小说”的话，您最近的一本小说好像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醉太平》吧？您从写小说转向编剧，从现实题材转向历史题材，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朱苏进：我从小在军队中长大，对于现当代的生活远不如地方作家熟悉。其次，现当代题材尤其是重大题材难度大，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限制。而中国的历史蕴藏太丰富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许多甚至处于悬疑状态更令人万千悬想！而且，史书所载的大部分是王朝史，很少有个人史、心灵史。但在作家眼里，任何历史首先是活生生的人，事件是感情与命运所激溅出的浪花。我写的历史剧大都希望将王朝推到背景，而着重展示人的命运与心灵。就算他是剧中帝王，您看完戏后抬眼朝邻居家一望，也能望见相同的心思与命运！大众艺术经常是把皇帝大幅度地民间化的，以便跟每个家庭对接。比方说像康熙、朱元璋，既是个皇帝也是人，是父亲、祖父、丈夫，他会有人的许许多多的毛病，多疑、猜忌、凶狠、冷酷……他集中地把人间的很多情感典型化、极端化了。

　　记者：您“转行”的契机是什么？

　　朱苏进：我与影视结缘纯粹是一种巧合。1996年，我因私事到上海，被朋友邀去参加谢晋筹拍《鸦片战争》的研讨会。我当时觉得，谢导的举动有一种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轮到我发言，就把这样的感觉说了。没想到会议一结束，谢导就找我写这个剧本。

　　记者：后来怎么又沾上电视剧了呢？

　　朱苏进：《康熙王朝》制片人刘大印是我当年的老战友，他并没有说服我来做这件我一向不太喜欢的事情。后来被拖下水，是因为导演追到南京，令我感动地邀请我加盟。

　　记者：结果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但网上对您的转行动机似乎评价不高，说您自己承认的是因为编剧“拿稿费时的感觉特别好”，而且您这些年做影视已做成“千万富翁”了，甚至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说：“朱苏进这么个有才能的作家，却要去改写二月河那种满脑子为帝皇‘翻案’、‘正名’的作家的《康熙王朝》，得了100多万元的稿费，很可悲。”上述说法是真的吗？对此您怎么看？

　　朱苏进：哈哈，我什么时候说我写电视剧有高尚动机了？就连当年我写小说的动机也不高哇！我写东西是因为我喜欢，而且越写越喜欢，绝不是由于我有多高尚。顺便说一下，几百年前发现新大陆的那条船的“动机”是寻找黄金和香料，不高，效果却是打开人类新纪元。可见动机是动机效果是效果。确有师友对我写电视剧“痛心疾首”，那我只有听着呗，就像听祖母训话不能还嘴的。但我知道，好作家是棵老树，根不动，花粉落叶到处飘飞，他写什么都是那老根滋生出的花粉吶！但我既然写电视剧，那就要写好它。《康熙王朝》播出后，对它的评价五花八门，从高入云天的赞美到跌到地上的恶骂，都有。我写了20年小说了，从来没热闹过，怎么搞一个电视剧就这么热闹？电视剧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形式，理论上能够一瞬间覆盖全社会。当有几亿双眼睛盯着这个事物的时候，被盯的事物的价值可能不高，只不过是大众传媒、俗文化而已，但此时这个事物本身的价值高低已不重要了，这种“盯着”更有意义，“盯着”的过程有时就是变形的过程、批判的过程、联想的过程。本来你只写到B，看完了评论给你说到C，因为观众有联想，延伸出许多人生的感慨来。高雅艺术如小说、戏剧、电影，不也是追求这样的效果么？因此我觉得艺术的各个门类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作品的优劣之别。

　　电视剧植根于最朴素的土壤里，别看它低，有的时候最低的东西决定了你最后能够长多高。电视剧的观众可能就是未来的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学者，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最基本兴趣是从听故事开始的。将来那些研究历史的学者，可能就是那些今天在课堂上自称为“朕”，把女生封为“皇后”、“贵妃”、“常在”和“答应”的高中生，这就是电视剧潜藏的某些含义中的一种。所以，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大家，都不要轻视电视剧，不要认为它是小儿科。有朋友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当你认为自己无法庸俗的时候，可能就是你最庸俗的时刻。”此外坦白一下，我不是“千万富翁”，差远了！写康熙的时候我拿最低稿费，1万元1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