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寂寞生活通向作家之路

　　苏童本名姓童，和所有传统的父母一样，父亲给他起了个很俗气却又期望很高的名字：童中贵。这个名字从1962年起，一直伴随着他长大，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直到今天仍没多少人知道。 “苏童”这个名字的真实意思是：姓童的苏州人。 

　　对自己的笔名，苏童十分欣赏，甚至有点迷信“命与名随”。说起来，苏童喜欢文学，成为作家与自己的家庭并没有什么关系。父母都是典型的市民上班族，平时就很劳累，也没有多少时间管教自己的孩子。 

　　但这段时间的寂寞生活对苏童后来成为一名作家非常重要。9岁那年，他得了肾炎，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半年没沾一粒盐。实在忍不住，趁家里没人，有一次他拿了根筷子在盐罐周围转悠，但最后还是没敢品尝，怕死的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当时家中的清苦是一盏15瓦的暗淡的灯泡，是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是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母亲去买盐丢了五元钱，寻了整整一天，当她彻底绝望时，苏童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 

　　因为家里穷，母亲买回的都是一包包廉价的茶叶末。在很长的时间里，苏童一直认为这就是好茶叶。在他成名以后，直到有一位朋友来做客，在喝了他的茶后面露尴尬之色，问：“你是不是把茶和樟脑放在一起了?”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茶。 

　　大部分时间，童年的苏童只能在街头巷尾和同样年纪的朋友玩拍香烟壳，把香烟壳折成六角形，用手掌在一边拍，使它翻转过来，谁的力道大扇翻的香烟壳多谁就赢。还有一个叫“定铜”的游戏，在一块砖上放好铜片，以半蹲姿势从上往下砸铜片，砸准了就可把铜片占为己有。　

　　除了看小人书外，苏童惟一的娱乐节目是看露天电影，那是逢盛大节日，所有的小孩和大人都上街了，搬着板凳在空地上看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的。 

　　苏童成为作家，主要是靠读书得来的，在初中时期，手里也没有什么闲钱，课堂外的大部分空余时间，只能是靠课外书阅读。 

　　“我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读书多了，作文就写得好。看多了，手痒，就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靠写诗，再开始模仿当时流行的农村小说写作，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 

　　1980年，苏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的四年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写作。当时他给自己的任务是每天写一首诗，在吟诵一番后再进教室，心里才感到充实。 

　　当时，苏童的同学里，想当诗人、作家的人很多。有一天，苏童读到一位同学的三行小诗：产房/在/太平间的底下。他为此感到震惊，自愧弗如，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于是转向小说写作。 

　　腼腆的苏童因为怕同学笑话自己总收到退稿，于是借用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学的地址，寄收稿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也开始发表他的小说了，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四年比做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22岁那年，苏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工作。有趣的是，他的年龄比该校一半以上的学生年龄还小。刚刚开始工作的苏童，在工艺系当辅导员，日常任务就是帮学生领助学金、召集学生大扫除之类。因为经常在晚上开夜车写小说，所以上班迟到就是家常便饭。被领导认为“懒散“的他，对当老师没什么兴趣，领导对他也没什么热情。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韩东等一批写作的朋友们，并开始在民刊《他们》上发表小说。 

　　不久，因为写作的特长，得到朋友帮忙的苏童跳槽到《钟山》编辑部，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编辑。就这样，在为人作嫁衣发稿的同时，也不忘自我武装。很快，《桑园留念》、《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在《收获》等一系列杂志上，很快，在文学界得到承认的苏童就引起了电影界导演们的注意。 

　　虽然小说不断被改编成电影，但苏童拿到的钱却并不多。“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他来北京找我，嘴都是歪的，笑歪的，他告诉我他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要了4000元的改编费。”苏童的好朋友余华回忆说。 

　　在成家以前，苏童一直住在南京新街口的一间单位宿舍里。当他与同是中小学的同学魏红结婚成家有了女儿以后，手里有了点钱的苏童一直想买房。但奇怪的是，十年时间里，想买房不愿意按揭贷款的苏童手里钱总是不够，总是离房款差5万元钱。直到十年后，才买上房子。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乌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