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友田 :想起了郭小川

　　接到郭小川夫人杜惠同志给我寄来的《郭小川诗选》续集，心中十分激动。翻开诗选，头戴鸭舌帽的郭小川便微笑着向我走来。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1960年6月召开的文教群英会期间，那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见面，我永远珍藏着那一次相遇。

　　1960年6月7日，北京天气晴朗。6月1日开幕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在这天休会。那时，我是一名入矿不久的青年职工，因在业余时间创作发表了一些反映矿工生活的诗歌而被选作代表，出席了这一盛会。我们江苏代表团的住地在颐和园附近的西颐宾馆，离市区较远，我们徐州的几个初来北京的“乡巴佬”想趁休会这天到城里玩玩，就在刚要动身的时候，接到《诗刊》社专门送来的请柬，要我下午2时到《诗刊》社集中，然后去新侨饭店参加欢迎日本作家代表团的聚会，并要我准备一首在会上朗诵的诗。

　　在宾馆里吃罢中饭，我就带着请柬和诗稿准时来到《诗刊》社。记得《诗刊》副主编徐迟领着我和另外两位诗人走进设在新侨饭店的欢迎会场。聚会采用鸡尾酒会的形式，像是现在流行的自助聚。中日两国作家、艺术家兴会北京，祝酒、唱歌、朗诵……自有一番热闹情景。鸡尾酒会直至晚7时方才收尾。我随着人群踏着红地毯下了楼，走出新侨饭店的北门。只见大家互道再见各奔东西。北京的夏夜是美丽的，但我那时却无心观赏，只想一个问题：我怎么回去呢？不知西颐宾馆的电话号码，也不知乘坐几路公交车，甚至连方向也搞不清了，像小时候一人在地里挖野菜，夜幕降临，迷失了回家的路……

　　那年我24岁，淮南煤矿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徐州煤矿下井。只熟悉井下的巷道，对大城市却非常陌生。

　　怀着恐慌的心情，在不知等待什么的等待中，我发现在饭店门旁的墙角边，靠着一位正在张望的老人，他上身穿一件白布大襟褂，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走近一看，原是闻名全国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这位老诗人原名王建禄，因排行第九，故称老九。陕西潼县人。幼年因家贫只在十六岁时念过一年私塾。他勤奋好学，喜欢看唱本，读了不少诗词，懂得押韵合辙。他的那些生动的快板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大家把赞扬他的话也编成了快板：“王老九，硬骨头，编得一口‘顺嘴溜’，要是他住口，大伙便发愁。”1953年，他出席了全国第二届文代会，1960年6月，他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同年8月，又出席了全国第三届文代会，并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时，他已是69岁的老人。

　　看到王老九，我不感到孤独和恐慌了，他也出席了刚才的酒会。我知道他是群英会代表，我曾专门到人民大会堂二楼陕西代表团的座席区拜访过他老人家，新华社的一位女记者还给我们这一老一小、一工一农两个写诗的人拍了一张合影呢。见到他，我急忙上前打招呼：“您老人家在这里等谁？”

　　他却问我：“你知道前门饭店不？我们陕西团住在前门饭店。”

　　小时候曾在父亲摆在家门口的小烟摊上卖过香烟，从香烟盒上知道有个“大前门”，但不知前门饭店在哪里，随即摇了摇头。他感到失望了，仍然站在原地。两个“下里巴人”就这样被困在豪华的酒店门口。这使我想起王老九在大会堂二楼的座位上赠给我的诗句：“一根藤上两个瓜，工人农民是一家。”如今，这两个“瓜”都找不到“家”了。

　　夜色，慢慢浓了，灯火渐次稀疏，风也凉了起来。

　　正在为难之际，从新侨饭店里神奇般走出了头戴鸭舌帽的郭小川。他当时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欢迎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酒会可能是他操办的，直至深夜才料理完毕。他是个忙人，工作认真负责，创作硕果累累。他虽名叫“小川”，却是条诗的大江。他写的长诗如《将军三部曲》、《雪与山谷》、《一个和八个》等，短章如《厦门风姿》、《青纱帐———甘蔗林》、《祝酒歌》等，以及逝世前不久写下的《秋歌》、《团泊洼的秋天》等，无不是从一位毕生为祖国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的心灵中发出来的，无不以思想的深邃和艺术的壮美震撼着诗坛。看到我们俩靠在饭店门旁，先是惊讶：“你们怎么在这里？”问明情况后，像是自责地说了句：“安排不周到。”不一会，一辆小汽车开来。只见小川走到车前，俯下身子轻轻地给司机说了几句话。我猜想，小川一定是交待司机，分别把我俩送回住处，他自己回家去。因为对于他这样的忙人，晚上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

　　但我猜错了。

　　他站在汽车旁微笑着对我俩发出邀请：“请二位先到我家坐坐，喝喝茶，再送你们回宾馆。”听到这句亲热的话，只觉得一股暖流遍及全身。过去曾听北京的诗友说，郭小川同志待人热情诚恳，作风平易近人，人品诗品俱佳。这一次让我亲身体验到了。

　　小汽车一溜风似地冲上北京宽阔的马路。

　　走进那陈设简单却十分洁净的诗人之家，小川便招呼我们坐下，就忙着去泡茶和拿烟，抽开桌子的抽屉，拿出他珍藏的过滤嘴香烟。小川夫人杜惠高兴地把我们介绍给正在伏案做作业的儿子小林：“小林，你停下作业听妈妈说，这位是农民爷爷，这位是矿工叔叔，写诗、种庄稼、采煤炭，就请教他们。”戴着眼镜的小林没说话，只是腼腆地笑。